篇一：历史人物评价论文汪精卫
【内容摘要】“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拼搏，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发起和平运动，前一次赌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汪精卫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 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蒋中正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共产党人，汪精卫却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了宁汉分裂。而当共产党人开始武装反抗之际，汪精卫亦即当机立断进行扫荡。由这些作为，有一些人认为这显示汪精卫有某种“尚和平，顾大局”的思想哲学；亦有人认为，这显示了汪精卫的善变性格。 从辛亥革命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变化如此之大。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认可委屈自己，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见是年青时的满腔热血，不能保证以后他不会为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个国家利益。
人物生平简介
汪精卫(1883～1944)，原名兆铭，字季新。广州番禹人。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首领。
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
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
1905～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影响。
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
1910年3月，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
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
1925年7月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改组，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 ，汪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被举为首领。
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汪再次合作。
1935年汪被刺受重伤。
1936年西安事变后，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回南京后，汪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
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
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
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正面评价
汪精卫的正面评价主要来自于林思云，他的《真实的汪精卫》一书，替汪精卫做了身后的平反，但争论很大，书中认为在汪统治的日占区，人民生活能较稳定，而且认为因为汪代表国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没有再大举进攻重庆和延安，这都是他的贡献，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蒋介石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胜利还是轴心国胜利，中国都是战胜国，那就避免了战败国割地赔款的损失，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延续，起码中国还能苟延残喘.
负面评价
汪精卫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尤其是杂牌军，组织“伪军”，多次进行清乡，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汪打击其统治区的地下抗日武装，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他战役。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在思想教育上，汪精卫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精卫承认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现在看来就是分裂国家罪。
汪精卫多次游说日本政府，但是汪的政府从来没有得到多大的自主权。汪政府也毫无权力影响日军在华的军事行动，而且汪政权自始至终也没有建立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汪政权后期与日本交涉中确实争得一些权利，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力量在变弱，而并非汪政权实力增强。如此一来汪精卫提倡的政治结构毫无号召力，也使所为的「和平建国」落的一场空，最后在日本人不管不问中死去，曾经的美少年，据说在临死前已经不成人样。
汪精卫的投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打击，对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
文人革命家
汪的诗词不是一般的好，无论写景咏物纪游，在在都流露出一种高洁温暖仁厚慈悲的情怀，尤其是中晚年诗作，哀感顽艳，语气沉痛，饱含一种深沉的忧闷，不仅仅才情卓异学养丰厚而已。例如：
《二十五年结婚纪念日赋示冰如》：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当年百感并。志决但期能共死，情深聊复信来生。头颅似旧元非望，思意如新不可名。好语相酬惟努力，人间忧患正纵横。
《登祝融峰》：直上祝融峰，远望八千里。苍茫云海中，不辨湘资与沅澧。古来此中多志士，国难之深有如此。吁嗟乎！山花之丹是尔爱国心，湘竹之斑是尔忧国泪。
《杜鹃花》：昏啼到晓恨无涯，啼遍春城十万家。血泪已枯心尚赤，更教开作断肠花。这些作品中，家国之悲，兴亡之感，喷薄欲出。“其胸次之涵养与性情之流露，能令读者往往爱不忍释。”（汪的助手曾仲鸣序汪诗之语），细细品味，不由得大起疑心。人品与诗品固然未必尽都一致，两者互异或人格分裂者史有前例，如潘岳、严嵩辈便是。但是两者相反和矛盾到如此地步，不太可能，叫人难以接受。
而且，一个从小接受过王阳明的良知学的熏陶训练的崇儒人物，一个曾经勇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大无畏的豪杰之士，怎么会是人格卑污的汉奸国贼？我知道人会变，但怎么能变成完全两样？
阅读有关资料，真相渐白，特从文中摘录：
——汪精卫相貌才华一流，生活作风却异常严肃，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贪钱不近女色，生活象清教徒，被人称为“道学先生”。婚后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这些品格不但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便是放在当今民主社会或民运队伍中，也是十分优异。
——汪精卫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主动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事败被捕，他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并与黄复生在法庭上相互争著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
——汪精卫淡泊名位，清廉自持，袁世凯曾要授勋给他，他坚辞曰：“革命党人姓名下缀?勋二位?三字，是何意态？我辈苟有一毫功名富贵之念，不如自始不为革命。”他对部属要求极严，从不用“结拜兄弟”“封官许愿”等方法来拉拢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都被婉言谢绝。
——汪精卫淡于个人荣辱毁誉，勇于任事，极有责任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合作，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签了不少局部的“卖国”协定，有些是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同日方订立的，汪精卫事前一无所知。汪精卫身边有人劝他：“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精卫答道：“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蒋介石在私下里也曾对人说：“汪先生这几年为党，为国，为我，都说不得的，请你们不要再反对”。
事实证明，汪精卫确实是淡于物欲权欲、深具高风亮节的。他一无枪炮二无人马三无财力，在国民党中常居高位，直到“投敌”之前，在国人心目中一直享有崇高威望，“叛国”之后，还有不少优秀人物冒着身败名裂的大险，心甘情愿追随其后，秘书曾仲鸣甚至代之而死，无怨无悔。
总结
尽管人们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实际上往往是“成者英雄败者贼”。
从汪精卫的一生来看，汪精卫是个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于用笔而不善于用枪。 但汪精卫的命运和他的老师孙中山一样，都是只有威望却无实权的领袖人物。文人革命家在夺取政权以前起着极其重要的舆论制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权到手，他们就被掌握军队的军人政治家们排挤到一边。孙中山被袁世凯摆布，汪精卫被蒋介石摆布，都是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牺牲品。
“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拼搏，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发起和平运动，前一次赌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彩，后一次赌博却完全失败，遭到世人的唾骂。”汪精卫最后对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满意的，在他60岁还历时曾经写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怀词∶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
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
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30岁，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30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 “六不主义”，放弃做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后象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做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着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40135.htm
林思云——《真实的汪精卫》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
篇二：怎样客观地评价汪精卫
怎样客观地评价汪精卫
汪精卫，在中国历史当中被认为是与秦桧、石敬瑭齐名的大汉奸，然而，就在一百年前，这个名字却是国人心目中的不世英雄，以身刺杀摄政王未遂，在死囚牢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传颂一时的名句，连审判他的肃亲王都被他的人格与情操感动，破例免了他的死罪。早年为志士，晚年成汉奸，从流芳百世到遗臭万年，很少有现代中国人物像他这样两次轰动，且形象逆转。究竟是拥掌了权力后的汪精卫变坏了，还是二者之间有隐匿的人格暗线?
关于汪精卫研究，大陆、港台、日本和欧美学界，成果都不算太少，但很少有令人满意的答案。直至最近，我读到了年轻学者李志毓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惊喜地发现汪精卫之谜终于被解开了：让他从天空堕到深崖的，其实是同一个性格逻辑。这一悲剧不仅属于汪个人，也是汪伪政权中没落士大夫与小知识分子的集体归宿。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天崩地裂的“转型时代”，其中波及最大的，是传统的读书人。在科举制度之下，读书人纵然有万般想法，走的是同一条仕途。然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读书人不蒂为石破天惊的大事件，从此天下精英与从体制内部被抛离出来，成为帕森斯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一部分被新的社会体制吸纳，成为军人、商人、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出版商，另外一部分始终漂浮在外，无法在体制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成为所谓的“游士”：在体制边缘和外部游荡的、漂泊不定的读书人。
最早注意到“游士”现象的，是一百年前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他发现，王朝末年历次动乱和革命，都与两种人的大量浮现有密切关系，一种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游民”，另一种是过剩的知识阶级“游士”。中国的读书人，“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一旦被体制抛离，流落到江湖，就会与游民阶级为伍。像宋江这样的“游士”便成为游民造反的领袖，领导改朝换代的革命。他们身上也沾染上不少游民阶级的文化：“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
晚清剧烈的社会变动使得“游士”出现了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波高峰，一时社会上游侠蜂起，从戊戌年间的谭嗣同到1905年刺杀出洋五大臣的吴樾，慷慨就义、孤身刺秦的侠客文化在神州大地弥漫成风。同盟会就是一个革命“游士”的大同盟，其成立与科举废除在同一年，绝非偶然。从“江洋大盗”孙中山到两湖志士黄兴，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们与体制有着强烈的疏离感，云集在海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所以章太炎要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晚清的反满革命其实就是一场“秀才造反”的读书人革命，但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而是“游士”们的革命。
汪精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晚清的舞台。他出身在书香门第，原为浙江绍兴人，祖父中过举人，在浙江做过小学官。父亲是不得志的穷秀才，屡试不中。绍兴有出师爷的传统，故其父常年游幕在外，在广东好几个县衙门里当一个小小的刑名钱谷师爷，以薪俸养家。汪精卫是他62岁时与年轻的小妾所生，是膝下最宠爱的儿子。父亲以六十多岁的高龄亲自教其读书习诗，期待至深。
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和左翼文人都有一个特点，许多人的出身不是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就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很少来自于贫寒的农户家庭。为何如此?激进青年都是情怀党人，他们的儒家士大夫救世热忱，不仅渊源于家族的基因，也来自幼年的研习经书，这样的条件只有士大夫和富庶家庭才具备。倘若家族不衰败，其子弟衣食无忧，前途似锦，即令不能科举入仕，也可以花钱捐一个官，依然是体制中的一员。唯有家道中落之后，这些曾经阔过的贵族后代，不仅被抛到体制边缘，而且饱受家族乡人之冷遇，有深切的世态炎凉之痛感，很容易将一家之衰败与一国之腐朽联系在一起，激发起强烈的不满与反抗心理。于是在他们的身上，兼有贵族与游民的双重性格。杜亚泉如此分析:“吾国之知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
汪精卫的一生，就是这种集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于一身的典型。在他13、14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从此随长兄生活。父母的宠爱与长兄的严厉，给他以寄人篱下的心理刺激，表面对兄恭顺，内心极为忌恨，又无可奈何。汪精卫研究专家黄美真的分析颇准：“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对于汪精卫的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覆无常的矛盾性格之形成，不无关系。”他虽然有读书的天分，早早以府试第一名考取秀才，后又顺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但到了20世纪初，时代已经变了，科举入仕废除在即，传统的正途已不能再吸引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云集在东京小会馆里雄心勃勃又心怀不满的留日学子。汪精卫在东京法政学校速成科就读期间，最崇拜的人物不再是朱熹这样的儒家圣人，而是呼风唤雨的时代豪杰。他每次去神田一带书店，热衷收集西乡隆盛、胜海舟等领导明治维新的武士伟人著作。周末去上野公园，每次看到公园门口的西乡隆盛塑像，内心总是升腾起一股崇敬之情：大丈夫当如是也!
1905年，汪精卫追随孙中山、黄兴，参与发起了同盟会，22岁就担任了评议部部长。他思路敏捷，文笔好，很快成为《民报》的重要笔杆子。在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中，与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唇枪舌剑，声誉鹊起;再加上口才雄辩，到南洋宣传革命，所到之处招来粉丝无数，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华侨富商之女陈璧君。当年他的朋友、后来成为政敌的胡汉民称道说：“余前此未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于精卫者”。
晚清的中国墨学复兴，在边缘游士当中弥漫着一种久违的义侠气息，在戊戌变法当中慷慨就义的谭嗣同开其先河，在随后崛起的革命党人当中，侠客文化更是蔚然成风。当年的同盟会当中，有两类不同的侠客。一类是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实干家，他们从底层社会中来，有组织能力，少书生气，擅长与三教九流交道，长期孜孜于联络会党，在新军中发展势力。另一类是像汪精卫、陈天华、杨笃生这样的书生，擅长文字鼓动，有反满激情，但缺乏坚韧与耐心。革命是一种极端的政治，其中有高尚，也有龌龊，有酣畅淋漓的戏剧高潮，但更多的是日常琐碎的平庸--这是书生革命家既不擅长，也不耐烦的，他们喜欢过充满激进的生活，无论是文字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也爱惜羽毛，希望革命事业纯而又纯，忍受不了政治之“肮脏的手”。一遇挫折，便走绝路。陈天华与杨笃生皆以自杀殉道，而汪精卫做的是
荆轲刺秦王之梦。自1905年吴樾只身刺杀出洋五大臣一举成名，随着同盟会在各地起义一一失败，以暗杀代起义的风气在革命党内愈来愈浓。甘愿铤而走险、以身行义的，多不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而是像汪精卫这样的激进书生。
《民报》同仁在海外高谈革命，被对手讽刺为“远距离的革命家”，而革命阵营内部又是派系林立，内斗不断。汪精卫受不了此等刺激，遂有行个人暗杀之决心。他给孙中山写信：“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胡汉民竭力劝阻，但汪精卫决心已定。他将革命比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煮饭，革命党人中需要有两种角色，一种为薪，以一己之牺牲燃烧自己化为灰烬;另一种为釜，以坚韧的耐力默默忍受水煎火烤。薪釜合力，最后煮成一锅供四万万人食用的革命大锅饭。汪精卫认为，革命者需要有“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一“不畏死”，二“不惮烦”。他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怕死却不耐烦，只能做薪，无法当釜。汪精卫咬破手指，以血代墨，给胡汉民留下手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书罢走上了刺杀摄政王的不归之路。
为什么汪精卫宁做为众人牺牲的烈士，而不当追求成功的英雄豪杰?天下以功论英雄，建立功勋要有耐力、有意志、有计谋，舍得在肮脏的权力场中跌打翻滚。而世间以德论仁人，当烈士要比做豪杰简单得多，只须瞬间的爆发，有殉道的果敢与牺牲的无畏。文人革命家不耐政治，但常常迷恋于浪漫主义的自我毁灭，正如本书的作者所分析的那样：“在革命者眼中，肉体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唯一的意义，在于投入一种更大的意义之中。将有形而速朽的生命，化作无形而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在这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真生命的开始”。
从谭嗣同、吴樾到汪精卫，晚清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烈士精神，其终极动力究竟来自何处?看起来似乎是与儒家的仁学混杂为一体的革命乌托邦，其实乌托邦信仰的背后，有一种更为隐秘的虚无主义意识。晚清天崩地裂，崩塌的核心层面，乃是一套原本是天经地义的有机宇宙观。这套宇宙观是每个人生命之意义所在，它可以让你在有限的人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生死之超越。然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晚清，天变了，道亦变了。大变局当中，原先让人觉得确信无疑的价值变得游移不定，不再可靠。唯一靠谱的，只是人自身，即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的、创造的意志。于是，距离近代自由意志说只有一步之遥的阳明学在晚清大为流行，青年汪精卫也是阳明先生的虔诚信徒。但此时阳明的“良知”背后，全然失去了客观可靠的“天理”，只是一个惟所欲为的自由意志。当实在的价值归于虚空的时候，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便乘虚而入，占据了革命者的心灵。
19世纪俄国的虚无主义有两代人，第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在西欧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冲撞中无所依傍，只能信奉一种没有信仰的信仰：对虚无的信仰，虚无主义怀疑一切，所供奉的唯一大神，便是一己之自由意志。到了第二代虚无主义者，不仅有了信仰，而且诉诸于行动，成为了虚无党人，最极端的方式，便是暗杀。晚清的革命者对俄国两代虚无主义都推崇备至，早在1903年，就有著名为“辕孙”者在《江苏》杂志撰文，热烈歌颂俄国虚无党人：“至哉虚无党，讵非可敬而可学者哉!”一个刺客，抵得上千百英雄豪杰：“夫天下事，苟一蹴可致也，则人尽能之，何待豪杰，一人已胜任，何待百千志士之杀身流血，一朝夕可几，何事数十百年之惨淡经营。”这一看法与汪精卫后来的念头何其相似。
虚无主义不相信任何确定的价值，更蔑视人间一切权威，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晚清，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往往又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抗一切暴力、压迫与不平等，热切期待建立一个自由的乌托邦。但这个自由，不是英美在法权体系下以权利体现的自由，而是欧陆式的自由意志与自我实现。当汪精卫在《民报》上热烈讴歌自由与民主的时候，其乌托邦理想的背后，是有一层虚无主义的底色在那里的。革命党人多次起义的失败，让他产生了深深的绝望，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必定带来行动上的冒险主义。他缺乏足够的韧劲去与黑暗势力纠缠，也没有耐心长期苦战，当绝望支配了他整个情绪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反抗的手段，那就是个人意志的展示，决然而然的暗杀行动。知难行易，行就是知，行动就是一切，个人的道德实践是最高理性，也是最高美德。于是，来自传统的王阳明与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在晚清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迸发出强烈的唯意志论火花。
虚无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唯意志论的乌托邦，它不相信任何实在的价值，只相信个人自身的自由意志，这种超乎常人的“超人”意志，可以涤荡黑暗，制造光明。晚清的暗杀党人所代表的革命乌托邦，是一种意志主义、创造主义的乌托邦，坚信自由意志的创造能量，只要一两个人的小宇宙大爆发，便可引爆专制制度崩盘，创造出一个光明灿烂的新国家与新世界。
当刺杀摄政王失败被捕的时候，警察从汪精卫的贴身夹衣中搜出他在《民报》上发表的《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文章，问他为什么，汪精卫骄傲地回答：“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何等的豪迈，又何等的自恋。血气方刚的汪精卫要用鲜血书写历史，也书写自己。他不在乎暗杀行动成功与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意志、人格和道德的公开展示，是激起公众同情与呼应的戏剧效果。这是一种充满宗教魅力的反抗美学，美学的意义大于政治意义，在血的公开展示之中，反抗的目的悄然退居幕后，在最前台的，正是一种甘愿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精神，一出以一己之血留下千古芳名的行动戏剧。
中国的圣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境界。《民报》的文章已经让年轻的汪精卫声名大噪，实现了“立言”，但这还不够。继续立功吗?绝望的汪精卫看不到革命的前途，他也没有这个耐心作长期打算。人生苦短，对于一个虚无主义者来说，与其苦撑待变，不如以片刻的轰轰烈烈，以带血的自由意志、以瞬间的死亡进一步实现“立德”之业。在这个重“义”之文明国度，再伟大的英雄宏业、再隽永的圣人之言，也比不上义侠们以极端的死亡所展示的千古绝唱。瞬间的牺牲，无须长年修炼与知识积累，只须有意志的决断，下得了决心舍弃肉身。
舍弃肉身绝非容易，需要一种对死亡的独特理解和体验。汪精卫早年父母双亡，“在他少年敏感的心灵中，埋下了孤苦和死亡的阴影，使他时时感到一种忧患相逼的心情”。因为童年的特殊经历与心灵创伤，汪精卫有非常敏感的生命体验和对人生苦短的恐惧：“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此生和何所为，次情何所托?”如何超越肉身的死亡和生命的无常?从晚清开始，在读书人当中流行一种“小我”与“大我”论，“小我”是形体的、肉身的自我，“大我”是精神上提升了的自我，只有当个人的、有限的“小我”投身并融化于民族或人类历史的“大我”之中，个人之生命方能获得永恒的、不朽之价值。从“小我”到“大我”
的精神腾越有多种途径，汪精卫选择了其中最简单、最壮烈、也最具有美学价值的方式：牺牲。
本书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对汪精卫的心理有精彩的分析：“那是一种在体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之后，渴望年轻的生命能如流星般划亮夜空燃烧自己，能如樱花般在最璀璨的年华随风飘落的美学想象。它不求成功，不求回报，只求完成一种生命的‘姿态’。”。童年时代家乡的英雄树与留日期间上野的樱花，交相辉映，一直在汪精卫心中挥之不去，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像早樱一般提前怒放，短暂而热烈;又像英雄树那样，一片血红的世界，漫山遍野。
历史成就了他，未死的汪精卫成为了革命的化身、烈士的化身和德性的化身，在革命党人里面以圣人出名。民国初年，在革命党人当中，有这样的说法，若推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他已经写入了历史，跨入了“不朽”的行列。德是一种名，自古士大夫就好名，出了名的汪精卫因名成功，也为名所累。革命成功了，革命党人纷纷封官加爵，胡汉民做了广东都督，宋教仁积极角逐责任内阁总理，但汪精卫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一批文人革命家发起组织了“进德会”，高调宣布六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他以入官场为耻，立志保持自己的“革命圣人”形象，立志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创造一个新文化、新风俗与新氛围。上海的舆论如此评价汪精卫：“求一如洁玉清冰、绝无瑕疵，妇人孺子，莫不知名，南人北人，同声感颂者，不可多得有之，其惟汪精卫先生乎!”然而，汪精卫毕竟从政治中起家，他不找政治，政治也要来找他。孙中山在南方重振革命队伍，急缺干部，1920年在法留学的汪精卫为他所崇敬的孙总理召回，从此卷入国民党最高政治。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又成为与蒋介石、胡汉民并驾齐驱的国民党“三巨头”，有了自己的派系和人马。
在权力为中枢的政治领域，与文人革命不同，有政治家自身的职业伦理。不仅要对自己的信念负责，还要有对现实担当的责任伦理。马克斯?韦伯说，现代政治家需要有三种必不可少的素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以这三条标准衡量，身为党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汪精卫，是否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
汪精卫不缺激情，而且充满了诗人的激情，他不仅是文人革命家，还是诗人革命家。清末民初有一个南社，是革命家们饮酒作文、吟诗唱和的文人团体，汪精卫是其中的核心，南社的发起人柳亚子有如此说法：旧南社的代表是汪精卫，新南社的代表是廖仲恺，因为汪是诗的，廖是散文的。汪精卫的旧体诗，无论是早年的慷慨激昂，还是后期的孤芳自怜，在近代中国诗坛皆为上品。然而，诚如曹聚仁所说，从南社出来的诗人政治家，始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他们以诗人的激情从事政治，“有革命的情绪而无革命的技术，在破坏上尽了相当的力，在建设上显不出过人的本领来”。
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革命党作为一个“游士”团体，由两拨气质截然不同的人士组成。曹聚仁说过，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就是陈英士的“武治”与南社的“文治”。从陈英士(陈其美)到蒋介石，从社会底层中来，在上海滩混迹良久，有浓郁的帮会习气，大局判断准确，政治手腕灵活，下得了狠手，宁可我负人，不可我负人。而汪精卫这些南社出身的革命者，骨子里是一个柔弱的文人，文才诗情加豪情，缺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本领。在残酷复杂的党内权力斗争中，清高单纯的“观念人”永远不是那些阅历丰富的“行动人”的
篇三：精卫填海(评价汪精卫)
精卫填海
关键词：汪精卫 汉奸 曲线救国 爱国 主和卫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卫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卫鸟。一只小鸟想衔着小石子去填那破败中国的沧海，填得了吗？许多人都说汪精卫是汉奸，都称呼他汪逆，汪贼。经过了风雨的洗刷和时间的沉淀，有许多人仍不能抛却一时的爱国情怀和暴涨的冲动去理性地评价汪精卫，但是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人，对他少了
分愤怒与仇恨，多了分惋惜与理解。我觉得不能简单的以汉奸这个词去定义汪精卫。当一个人处于一种民族情感极度膨胀而不能冷静客观地看待事物的状态，他的观点是不理性。但现在的我们处于和平年代，已经没有当年强烈的丧国之痛，所以应该更加客观理性地去看待汪精卫，而不能人云亦云。当年，汪精卫出于“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在危急存亡之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的一部分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了。为了达到这个理想，他跟日本谈判。但是日本政客很聪明，他们把条件说得很好，一旦迈出脚步，条件马上就改变了。于是汪精卫就被牵着鼻子走。再加上蒋介石的打击挤兑，被骗上船的汪精卫无可奈何，也无法回头了。
回顾汪精卫的一生仍有不少的功绩，在反清时期，汪精卫作为敢死队员，抱
着必死的信心去刺杀清摄政王，那时的汪是多么的豪迈，汪在狱中的诗一时也是脍炙人口，流遍大江南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从此也可以看出他绝非贪生怕死之辈。他为官廉洁，一再避免与蒋介石正面对碰，可见他亦非权欲熏心的人，所以求和并非求个人安宁。
在他幼年时期父母相继去世，跟着兄长过着拮据的生活，让他形成了自卑，
优柔寡断的性格。当他的权利被蒋介石架空，眼见国家和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自己手中虚有的权利，加剧了他的这种心理。这种软弱的心理让他缺乏民族自信心，同是也放大了中日间的实力差距，令他的救国理想变得无比遥远。陈公博曾说：“汪先生没有壁君不能成事，没有壁君亦不能败事”。在他犹豫不决地考虑是选择与日本合作还是继续被蒋介石当成摆设时，他的夫人陈璧君不断地诱导和怂恿他，令汪精卫最终选择了求和之路。在汪精卫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当中时，陈璧君和周佛海的诱导成了主推动力。如果说汪精卫是汉奸，那么应该更加好好地分析陈璧君等人他们强烈支持求和背后的原因。在我看来，汪精卫本来是一个
爱国主义者，却因为他软弱的心理被其他人利用了。真正的汉奸是丧失了良心的，只是为了满足一己之欲而不顾他人利益的。所以说社会不能因此就给一个有着爱国情怀的人烙上了汉奸这样一世的印章。而汪精卫的悲剧在于它的背后没有一支精明的决策团队。胡适始终支持汪精卫，一直到1944年汪精卫离开人世。胡适在《日记》中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 ‘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从胡适的话里，不难看出，他对汪精卫持有同情态度。我觉得胡适是对的。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他们从来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谁也不能预测未来，对吧！谁也不会知道后来美国参战，扔两颗原子弹。有的人讽刺他说没有金刚钻，不必揽磁器活。但他们所想的也就是尽力罢了。他的被日本坑骗、被蒋利用，他的所作所为有痴的地方，绝不是那些老奸巨滑世故的政客们所能做得出来的。
汪精卫其实是处在救国与被卖国的边缘。客观地讲，汪精卫成为汉奸是他把赌注压错了地方。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胜利的话，汪精卫就会把蒋介石作为美国走狗汉奸推上审判台，那么我们今天也要认真学习《汪主席文选》了。不过历史是不能被假设的，但是当我们客观地评判一个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本着一个最基本原则：“不以成败论英雄”。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的。从来不会有人主动要求当别人的奴隶，也不会有人主动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这样做，都是出于迫不得已。精卫填海，初衷是对的，这种理念是一回事，但是填不填得了又是另一回事。汪精卫所做的事，这是这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才有一生的“卫石成痴绝”，才有一世的“沧波万里愁”。
汪精卫有着一生一世的“卫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曲线救国”初衷是对的，但是他却被日本政客欺骗了，令他背负汉奸的骂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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