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农业学大寨”的印记
神龙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样啊自力更生改变那穷和白坚决学习大寨人敢把那山山水水另呀嘛另安排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学大寨,赶大寨,一首60年代中期家喻户晓的群众歌曲，把我带入了对学大寨年代的回忆之中。大寨，原本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号角在中国大地吹响，农村实行农田责任制，土地分产到户，“农业学大寨”也就随之而终止。农业学大寨运动前后经历了15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历时最长的一次运动。我经历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64年学大寨开始，到1967年夏天，这个时期在校读书，接触的新闻传媒极少，每天早上6点半，学校组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从广播里听到了学大寨，大街上的标语，帮助加深了记忆。1967年夏天，初中毕业，回家当了农民，直接投入了“学大寨”劳动，亲身感受了学大寨的魅力，红旗猎猎，喇叭声声，车欢人叫，热闹非凡，场面壮观。每个人干起活来都不示弱，“农业学大寨”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1968年秋后，参加黄壁庄水库建设大会战，这是石家庄地区的学大寨战场，自己被评为劳动模范，大会发言，登台领奖，也着实荣耀了一把。并因此而被推荐进入供销社工作。真正对学大寨运动的感受，当属调入县委机关的1974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高潮时期，又遇戛然而止的急转弯。1974年11月，调入县委后，抽调在学大寨办公室工作。这是全县的中心工作办公室，主要力量是从县委办、宣传部、组织部抽调。当年，特别是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全县学大寨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县委从县直机关抽调大批干部职工，组成学大寨工作队，进驻农村推动工作。尤其是冬春季节，平整土地、改河造地、挖渠打井、建方田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遍地开花，全县社社有工程，村村有战场，到处是战天斗地的壮观场面。红旗招展，人海人山，炮声隆隆，喊声震天。这是当年“农业学大寨”工地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我县贫水状况，县里决定，倾全县之力，开“三渠”、引“三水”入元。引岗渠、引槐渠、长村水库及“八一”水库防渗工程，是那几年全县主战场（引甘渠项目没有动工），施工队伍由各公社从村抽调强壮劳力组成。民工吃住、报酬由各村自理，整个工地参战民工最多上万人。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学大寨，赶昔阳，正定栾城做榜样，大干两年过黄河（粮食亩产500斤）！大干五年过长江（亩产800斤）！”地区对县，县对各公社、各村，逐级下达赶超目标，并以农田建设工程和粮棉产量衡量决定各级干部升降，落后的地方限期改变面貌，从上到下提出了带有政治高压的口号：“一年不行，两年行不行？三年、四年总可以了吧？！”意思是最多限期三年、四年改变面貌，不然迫降或走人。在全县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县委周书记，因实事求是上报粮棉产量，元氏县排名靠后，在全县1000多名四级干部参加的学大寨会议期间，被地委突然调动，含泪而走。高压之下，一些村搞“帮忙田”，少报种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些村浮夸虚报产量，成了“高产穷队”。一些村在“想过江，种高粱”的驱使下，大量种植高粱，又因高梁营养品质和适口性差，国家征购不要，只好苦了社员。那几年，各级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与贫下中农划等号”，提出了县乡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二、三”。即：县级干部每年必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百天，公社（乡）干部必须劳动二百天，大队（村）干部必须劳动三百天.还制定了考核办法：每个干部自带记工本，县乡村三级干部在哪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就由哪个生产队的队长签名记工，每年一汇总，汇报到县革委办公室。开会时，县领导还要检查干部手上有没有茧子。实际上，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一般都达不到，因此，生产队长通情达理，对参加劳动的县干
部都热情地说：“领导来，就是无穷的力量。”只要到工地劳动，就算一天。说实话，那时候三级干部参加劳动形成了制度，只要有时间，就自觉参加。干部参加劳动期间，一律到农民家吃派饭，每天付给管饭的家庭四毛钱，一斤二两粮票。农民看到干部们干活都挺累的，都愿意做点好吃的，全家人和干部一起吃。那时候，农民们不习惯叫干部的职务，一般喜欢在姓前加上“老”字，叫“老张”、“老李”什么的。干部和社员一家在一起说说笑笑，边吃边谈，也挺高兴，密切了关系，还能了解到实情。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干部群众充满一股豪气和冲天的干劲，形成了攻坚克难的无穷力量。“大干加苦干，建成大寨县”、“下雨当流汗，刮风当电扇”、“天上的月星，夜战的明灯”、“贫下中农学哲学，雄心壮志震山河”等口号。因此，遇到困难大家都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尽快克服。比如，解决苏阳公社“三庄”缺水，隔山十几里，从苏村修建九龙口扬水站，解决了春夏播种无水难题。跨越三县的“引岗渠”，凿洞，劈山，架桥，挖沟，硬是靠人工，奋战几年，从百十里之外，把水引来，真是受益匪浅。那几年，县学大寨办公室任务繁重，忙得不可开交。向地区学大寨办公室每天一次口头电话汇报，每周一次书面汇报。县里的现场观摩会、电话会、经验交流会、分片汇报会，隔三差五不断，而且大部分是起早贪黑。我们办公室一般除留一人值班守电话外，两人搭伴，骑自行车下去了解工作进度，总结先进典型，解剖落后原因。为组织筹备各种会议，赶写领导讲话、典型材料，经常昼夜“连轴转”。骑车下乡每天来回少则三、四十里，一般六、七十里，到山区村至少要100多里。全县200多个行政村，基本上每月转一遍。山区的牛家庄、佃户营、杨家寨，平原的万年、院家村、大陈庄、西尖中等都是当年的先进典型，好几个村支部书记成绩突出、贡献大后来转为国家干部。轰轰烈烈地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但从整个运动方向看来，还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一是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纠正了“等、靠、要”的思想，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变，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二是大搞农业基本建设，改变了生产条件，如我县的引岗区、山区的改河造地、小型水利工程、平原的方田建设、机井建设等对后来多年的农业增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群众，不搞特殊化，这种作风，值得永远保持。运动中“左”的方面，除了不适当地搞阶级斗争，伤害了相当一批干部外，主要的还在于，脱离实际地去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搞“穷过渡”，限制农民搞家庭副业和发展集市贸易等。在好些地方，不注重科学，不顾群众利益蛮干的事，也时有发生。如河道裁弯取直、建设“人造平原” 等等举措，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一些“左”的东西尽管后来得到纠正，但是，发展农业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农村改变了人民公社的体制，推行了适合我国目前国情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得以很好地发挥，农业生产有了极大的进步。农业学大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在我的脑子里，仍然若隐若现。全县近70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特别是山区、半山区，那个时期留下的印记随处可见：水库、坑塘、大寨田、河坝、水渠、扬水站......每当看到这些现在还默默奉献的基础设施，总能感受到那种“战天斗地、热火朝天”的场面，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激励、感染着象我之类的人们。
篇二：庆阳“农业学大寨”资料
西峰区“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资料整理稿
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农业学大寨”学出“红旗渠”，大寨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埋头苦干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依虎头山而建。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寨，人称“穷山恶水”。经过祖祖辈辈的辛勤开垦，到宋立英开始记事的时候，大寨村民们拥有了700亩土地。可这些地不是远在山上，就是险在沟边，东一小块，西一小块，“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块散布在一面坡上”，“七沟八梁一面坡”。
这样恶劣的地形不仅让大寨人在农业上难有发展，亩产不到200斤，甚至还得时常担心温饱。地处黄土高原，大寨十年九旱。平日里，人畜用水紧张；可一旦赶上雨季数日暴雨，山洪暴发，全村顷刻之间就可沦为汪洋一片。
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他们想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除了扁担、锄头、铁锤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他们拥有的只有一双双布满茧的手。为这个在一般人看来白日做梦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干苦干，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后，大寨亩产猛增至700多斤，这得益于土地形状和土地养分的改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认为，吃饱穿暖，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村民们当时夜以继日艰苦劳作的直接动力。“名呀利呀，这些东西脑子里通通没有。就一个字——‘干’！”
大寨精神
1963年夏天，大寨漫山遍野的作物长势喜人，根据往常的经验，等待村民们的将是一场大丰收。谁知，8月初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不期而至，“稀里哗啦”狂泻了7天7夜。虎头山的7条山沟浊浪滔滔，村民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坝，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
全村的800多亩土地中，有139亩梯田被冲为平地，41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620亩也几近于绝收。洪水还毁掉了村民们的家。全村270间窑洞和房屋，塌了190间，63间成了危房，能住人的只剩下17间。80户人家，78户无家可归。
在之后的重建过程中，陈永贵三番四次鼓励村民:“在这世间，‘人’是最宝贵的。遭了这么大的灾，我们村没有死人，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拿出大干苦干的精神，天塌下来也顶得住！”
虽说“人”是最宝贵的，但光有人也不行。重建家园需要大量的石料，于是村民们开始四处寻找适合取石的山体。宋立英的丈夫贾进才带领的分队找到了大寨与金石坡村交界处的“石窝”。
石匠们都说这个石窝是“老虎吃天，没法下口”，“要打开起码要半年”。起初，贾进才和3个助手在石面上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击破点，若能打开这个缺口，便能取出大量上好的石材。他们找来炸药，整整9天过去了，那块石壁上的石头还是无动于衷。
大伙儿们并没有气馁，他们开始寻思“四两拨千斤”的巧法子。在10天的寻石过程中，贾进才们砸碎了两把大锤，3根一米多长的钢钎被磨得只剩下一尺左右，10多个七八寸见长的铁楔被打得只剩三四寸。这，就是大寨人的精神！
号召学习大寨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向毛泽东汇报大寨事迹。毛泽东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泽东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同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竟然专门表扬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经历过“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如何提高“大锅饭”制度下农民的积极性，已成为当时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大寨人却凭着一股实干苦干精神，粮食连续10年增长。
在此后的岁月里，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上千万名国内参观学习人员和25000多名外国游客接踵而来。大寨，不再仅仅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大寨，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林县人民通过学大寨，凭着一股“大寨精神”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困境，创造出了高产稳产的农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
而学大寨能否有成效、有多大成效，主要取决于“学什么”和“怎么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中，不乏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有的看见大寨粮食产量高，回乡后就片面强调粮食增产，而置经济作物于不顾；有的见大寨开山垦田，回乡后不顾实际条件刻板模仿，结果严重破坏了林业资源；甚至有来自平原地带的参观者觉得大寨的梯田很壮观，回乡后想号召乡亲们模仿。
就这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以利弊交错的态势，在长达十四年的日子里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村庄。1973年，年仅26岁的郭凤莲当选为大寨党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学大寨的终结
“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继续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1976年12月，陈永贵协助华国锋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这次会议，由于极左路线的延续，将学大寨运动推上了极端。不仅农业学大寨，而且教育、卫生、司法、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要学大寨。当然，这对大寨、昔阳来讲，无疑是一种珍贵的荣誉。对全国来说，大寨仍是一块“圣地”。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这些本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此时，人们想重新拿起这个武器，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
当时也有胆大的人对新闻界的朋友忠告说“你们再像过去那样宣传大寨，你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后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报纸、电台陆续报道了一些地方的纠“左”的做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农业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向了高潮。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而后又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推广。特定的政治形势的变化，重新确定了大寨的方位。大寨红旗到底该不该继续打下去引起了广大农村乃至中央高层的思虑。
这个时候有两件事对大寨冲击很大。一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支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并波及全省农村的包产到户。二是四川将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还开放了自由市场。这两件事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却引起了陈永贵的痛苦和不满。而直接冲击“大寨红旗”、指出农业学大寨存在问题的是万里同志。据目前已披露的材料来看，万里是第一个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的中共高级官员。1978年春，他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一语惊人。这是1964年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以来第一个由共产党高级干部说“不”。后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农业学大寨到底学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并没有解决。很多地方是学表面，学形式，搞极“左”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甚至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破坏。万里在省委郑重宣布，今后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
紧接着，1979年新华社内部刊物先后刊载了几篇揭露大寨、昔阳真实情况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也相继刊发了文章，揭发、批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
“左”错误，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这样，便汇成了巨大的历史潮流，使大寨、昔阳的声誉开始下降，头上神圣的光环逐渐消失，“大寨红旗”在人们心目中大打折扣。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在各方面强大压力下，县委领导承认了多年来在各方面发生的缺点、错误和问题。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蛮干行为、家长式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
后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组成联合记者组到大寨、昔阳和山西各地做了四十天的采访调查。他们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批评大寨，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等；第二组批评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干部，如《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等。这些详细的调查报告，为党中央重新认识、审视大寨和“大寨红旗”提供了更加翔实与可靠的材料。
在山西省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揭发陈永贵等人的错误和问题，要求罢免陈永贵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这样，陈永贵先后被解除了昔阳县、晋中地区和山西省的领导职务。
1980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系统分析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大寨、昔阳“左”的错误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的详细表现和危害。可以说，它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也预示着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运动即将终止。1980年10月21日，山西省委将《检查报告》上报中央。11月23日，中共中央将原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中发[1980]83号文件），肯定了山西省委的基本结论，肯定了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经验，也肯定了大寨、昔阳及山西省的过去的贡献和成绩。报告同时指出，“文革”以来，大寨和昔阳“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应由陈永贵负主要责任。就全国范围内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陈永贵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表示接受，他说:“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不向上推。”
后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陆续接受了陈永贵提出的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陈永贵在北京过起了闲居生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陈永贵对大寨和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曾对前来看望他的大寨干部说：“我那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今后可不能再犯了。”陈永贵给郭凤莲和大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要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待。
至此，“大寨红旗”最终飘落了。
大寨精神再次复活
郭凤莲在这段日子，开始冷静思考。她回忆说，虽然大寨是中国农业的标杆，但除却荣誉因素，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并不高。辉煌时期，大寨村民每人每年能分配到一斤半小麦，小麦奇缺；过年包饺子，也用玉米面做皮。她开始痴迷地阅读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名著《复活》——大寨需要复活。
1991年11月15日，一纸调令让阔别大寨村支书岗位11年的郭凤莲回到了她最热爱的那个工作岗位。她开始摸索新大寨要走的新路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句句通俗易懂、但含义深刻的格言不断地敲打着郭凤莲的神经。不久，她和宋立英第一次去到了上海，在上海，她们第一次尝到了咖啡，第一次接触到了卡拉OK。郭凤莲还拿着麦克风唱了一曲她曾在虎头山的
田间地头唱过无数遍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长了见识的郭凤莲踌躇满志地向宋立英立下了自己的新志向:要让大寨有朝一日成为“百万元”村。
此后，大寨办起了羊毛衫厂、酒厂、饮料厂??作为大寨的领头雁，人到中年的“铁姑娘”郭凤莲积极投身商海，找人才、推业务，她学会了用商人而非农民的思想看待社会。[1]
熟能生巧，她渐渐地领略到了大寨最大的资本依旧是那段光辉岁月，她开始打造“大寨”品牌。著名女星孙俪代言的“大寨”牌核桃露、“大寨”牌黄金饼、“大寨”牌白酒??“大寨”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种商品上。大寨与三家外地企业合资创办的企业中，仅“大寨”这两个字，就给村子带来了合资企业25%的股份。
大寨村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世故，他们开始把那段尘封的历史转化为当下的收入。除了集中居住区，如今的大寨村几乎完全为各类大寨纪念品商店和窑洞饭馆所充斥。这个仅500口人的村子每年旅游业即可创收两三百万元。
2000年，年过七旬的宋立英老人也终于放下了历史包袱，加入了旅游业创收的大流。郭凤莲当时劝她说:“您是名人，您要是开纪念品商店肯定很受欢迎。”那以后，身为文盲的宋立英开始学习写字:“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宋立英”??她每天准时“上班”，端坐在商店里招呼进进出出的游客，她成了大寨签名售书的明星，成了这个“红色旅游”景点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如今的大寨，年产值早已破亿元，比三十年前增长了六百多倍，大幅超额完成了郭凤莲当初在上海那个不眠之夜立下的“百万元村”的志向。
郭凤莲说:“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都要否定。好的要坚持。”在村民们看来，大寨已经找到了一条超越过往历史局限性的新路子，一条集体与个人相统一的新路子。
村民们的日子好过了，郭凤莲却不无忧虑:“大寨精神就那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有些村民失去了当年的创业激情。有些年轻人不想到外面闯荡，他们宁可坐在家里开个小饭馆、卖点纪念品，小富即安。大寨精神不能丢。”
西峰的“农业学大寨”
1971年至1975年，，全区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运动。期间，先后办起了10多个国营企业，农村修“三田”100多万亩，生产条件初步得到改变。1974年至1976年，全区每年向国家缴售粮食3亿多公斤。
1970年10月16日至25日，庆阳地区在镇原县三岔公社召开全区地、县、公社、大队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北方农业会议”精神，并参观学习了桃李生产队学大寨的经验，提出“高举红旗学大寨，急起直追赶昔阳”的口号。会后，1971年全面开始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一个集中劳动力，采取千人、万人大兵团作战，集中连片，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正式拉开了惟幕。队里除留几名饲养员，几名压粪老人，其它男女老少全部都上了水利工地。水利指挥部设在田间，红旗插满地边，标语口号写在墙上，高音喇叭安在杆上，声势甚为浩大。
公社组织水平条田规划测量队，对大坑、大洼、大壕，凹凸不平的，坡差不够的，不利灌溉的耕地，全部进行改造。技术员用水平仪对每块地进行测量，按不同的地块、地势，规划成亩数不等的水平条田。并按测量的数据，计算出平均高程，钉上木桩，写上+(—)标高，用开槽法取出水平线，严格地按标高进行行整修，先打地边埂，群众叫做“打椽帮堰”，然后取高填低。修成地垄南北向，东高西低，地面坡度0. 5 – 3℅，有利通风透光、蓄水保墒的水平条田。
1972年10月6日，庆阳地区在宁县平子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把“学大寨”运动再次推向高潮。提出“远学大寨赶昔阳，近学平子快上纲”的口号，要求粮食亩产上纲要为400斤，跨黄河500斤，达长江800斤。“经验教训千万条，正确路线最主要，大干快干争
篇三：文革标语口号大全
文革标语口号大全
崇拜类：
?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 为了向毛主席敬献忠心，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 一心想着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
? 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死
?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 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
? （三忠于四无限）
?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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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语） 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门合语）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
? 主席教导光芒照，革命战士逞英豪。
?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 仇恨类：
?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过人民共诛之（林彪语）
?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 八亿人，不斗行吗
? 要斗私批修！
? 对人民的要求类：
?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高指示）
?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最高指示）
? 要斗私批修
?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个齿轮与罗丝钉
? 宁可前进一步死，不可后退半步生，
?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 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语）
? 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大庆人语）
? 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 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
?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 工作指导类：
?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
? 抓革命，促生产。
? 深挖洞 广积粮 不称霸
? 要准备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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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钢为纲， 以粮为纲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领导一元化。
? 亿万人民亿万兵，万里江山万里营！
? 三面红旗：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
? 用十五年时间赶英超美（大跃进时期）
?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时期）
? 二年进入社会主义（大跃进时期）
?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文革派仗类:
? 向文艺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同志学习
? 向伯达同志学习，向伯达同志致敬。
?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 向康生同志学习，向康生同志致敬。
? 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文化革命齐造反，革命路上当闯将。
?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们的亲爹娘，谁要是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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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知识越多越反动！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毛主席呀，毛主席！造反派战士想念你！
?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 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
? 文攻武卫，针锋相对
? 踢开党委闹革命
? 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
? 打倒彭罗陆扬
? 打倒刘邓陶
? 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
? 打倒杨余傅
? 揪出王关戚小爬虫
? 批陈整风
? 揪出黄吴叶李邱
? 叛徒林彪，孔老二，都不是好东西
? 批臭宋江这个投降派
? 批林批孔批周公，
?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 （火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 这个新生的政权机构，叫做革命委员会好！
? 解放干部看干部要看大节（忠不忠），不要纠缠小节（生活问题）（林彪语）
? 国际类：
?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 我们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
? 幸福的中国人民深情惦记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
? 把红旗插遍全球， 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 中阿(阿尔巴尼亚)友谊万古长青
? 中朝两国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
? 中国是越南人民最强大的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愿为越南人民付出最大的民族牺牲。
? 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古城深处犹存文革标语
在常熟山前街上的贞节牌坊旁边，有一所江南农村常见的老式平房，在这所平房的外墙上，有一个文革时期画上去的毛主席头像。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画像、忠字图向阳花、……，这些文革时期的标语和宣传画，曾经红遍祖国各地、大江南北，门前、屋内、墙上、路边，随时随处可见。十年浩劫以后，广大群众出于对疯狂年代的反感，将很多文革时期的标语等毁掉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过去几十年了，那个时代最鲜明的特色标语，已经彻底远离人们的视线。不过，在常熟的一些小街小巷、老宅大院中，还是能看见一些文革标语，虽然大部分字迹模糊，但依然见证着三十多年前那段历史。
南门坛上浴春池浴室门头上的“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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