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乡镇工作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对策
乡镇工作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以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各时期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断加强对农村基层工作的领导，认真执行和贯彻落实有关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的政策和措施，使农民、农村和农业“三农”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在当前农村基层仍存在有一些群众关注且有待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
一、乡镇干部处境艰难。乡镇干部现在处境艰难，工资待遇极低，大多数人都在想尽办法自谋生路。一个刚进乡镇队伍的干部月薪2300元左右，扣除租房公积金、医保，就只剩下2000元了。而乡镇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正常工作需要话费每年至少需1000元，还有交通费、餐费、房租费??如果还需要养家糊口就更加异常艰难。作为一个干部，如果连自身的生计都无法保障，又何谈一心为政？在乡镇人事有“特别照顾”，干部的提拔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公式：一般干部在政治上无盼头，乡镇除非特殊或有一定背景的当上正职，其余的的就别想了，如此制度，使乡镇干部难以安心工作。国家实行公务员制度后，公务员入口把关严，一般人难进来，但一些事业单位，比如乡镇的七站八所，却成了许多“皇亲国戚”的后花园，成了某些主要领导安排亲属的最佳去处。某些事业单位人员虽不是公务员，但因为他们是“皇亲国戚”，所以其隐形待遇远比公务员高得多。乡镇减员长期喊，结果许多地方人越“减”越多，有的即使“减了”，也是带薪离岗或另安别处。
二、乡村干部政策法律水平不高，工作方法简单。乡村干部处于农村基层，工作直接联系群众，天天与群众接触，由于农村基层干部政策法律水平发展不平衡，一些乡村干部在开展农村工作时，不是采取动之以情讲政策，晓之以理说法律的办法，把政策法规宣传到位，把工作做深做细让群众接受和理解，而是抱着强民接受态度，由此而引发出恶性事件，激化群众矛盾，损害干群关系。
三、一些部门服务意识差，办事作风虚浮。一些乡村部门片面考虑“小团体”利益，有利的事“抢篮球”，无利的事“踢皮球”，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现象时有发生，对待群众上门办事的态度，要么无法办，要么拖着办，要么敷衍办，要么干脆把事推向其他或上面部门。结果，群众对办事难仍认为是“心烦头痛”的问题。
四、对乡村干部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违纪违法现象时有发生。近年来，由于乡镇经济环境偏紧，一些乡镇片面认为过于强调廉政建设会影响干部积极性，影响经济发展，因而对乡村干部放松了监督管理，顺其自然，一些监督措施不到位，如乡村政务公开具体负责的部门工作不落实，上墙公开只作形式摆设，公开内容避重就轻，避多就小，使群众对乡村政务无法知晓，无权监督，有关规章制度虽有但执行不力，对一些如财经管理等重点方面的监督处于“空档”状态，致使一些乡村干部在用钱方面出现以权谋私等违纪违法现象发生。
五、群众反映乡村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不能及时查处，影响干群关系。一方面，有些乡镇的领导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思想，认为当地的干部只要不犯大错，小过无谓，甚至为其
庇护包容，在一定的程度上引发乡村干部的违纪“升级”。另一方面，一些乡镇党组织，纪检监察组织对群众反映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担心有案就查会得失关系，影响个人利益，因而听之任之，未作及时查处，使群众对基层干部违纪要么“眼见眼过”懒得理，要么“抱打不平”越级上访。 上述热点难点问题，直接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说明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存在薄弱的环节。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各级党政组织和纪检监察组织要正视这些问题，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其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健全干部激励机制。一是提高乡镇干部的经济待遇。乡镇干部工作在一线，条件最苦，待遇最低，应逐步改善干部工资福利待遇。最重要的是要改革干部的工资福利发放制度，工资福利不应该只按工龄，级别计算。应该制定科学的工资福利发放制度偏重于个人的工作业绩，让那些多做事的多拿钱，少做事的少拿钱；干得事好的多拿钱，干事不好的少拿钱。奖优罚劣，调动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干部的薪酬应该改革为这样三大块：基本工资，福利补助，奖励。二是提升乡镇干部的政治待遇。现在有这样一个怪现象: 倘若是一个干部受到不法侵害，无论是新闻媒介还是政界，总会有点所见不惊。乡镇干部在执行公务时，受到不法侵害，有权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实际上，乡镇干部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往往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有关部门的制裁。致使乡镇干部的社会地位日渐低下。另外，还应缩小市、区、乡干部待遇的差异，位置不同，干部待遇有很大的差异，同样的职位，同样的工作，不同位置之间待遇大不相同，许多干部不安心本职，为谋求一个好的单位四处奔波。个别领导更是别出心裁，把干部当做橡皮泥，借用调动契机，大谋私利。
二、加强教育培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依靠农村基层干部执行贯彻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其思想素质和政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村工作的好坏。为此，要把抓好干部的教育培训作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来抓。首先，要教育农村基层广大党员干部在新形势下加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身体力行“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以人民群众支持不支持，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为标准，用好手中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其次，以县(市)乡两级党校为阵地，分期分批组织乡村干部参加培训学习，系统掌握政治理论、政策法规和廉洁自律以及现代科学等知识，不断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增强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能力，在开展农村工作中真正做到懂政策、用政策，懂法律、用法律，懂业务系民情，把思想和言行落实到以民为本、为民服务上，增进干群关系。
三、抓好部门作风建设。抓好乡镇部门作风建设，要采取软件和硬件齐抓，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是抓好硬件建设。根据部门的工作职能和服务性质，切实制订有一套具体化，可操作性强的管人、管事、管钱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做到职责明确，约束到位，人人有事做，处处是服务。二是抓好软件建设。要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改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现象入手，加强部门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摆正思想位置，改进服务观念，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在思想和行动上真正体现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同时，采取文明公约上墙、服务承诺上墙、办事纪律上墙、带证上岗、设立监督电话和举报箱等形式，从多方面接受群众监督，促进廉洁办事、文明服务。
四、强化监督管理。一要加强党内监督，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如定期召开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制度，民主测评制度，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和领导干部异地交流制度等，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制度，做到从上而下监督到底，从下而上监督到顶。同时，要加强基层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组织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动态管理和监督，抓好考核评议，对纪律观念不强、工作作风涣散、群众印象较差的干部进行及时警醒教育；对背离为人民服务宗旨，欺压侵害群众利益，利用职权以权谋私，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要进行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二要加大各方参与监督的力度，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等作用，防止因“暗箱操作”而诱发各种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三要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要充分发挥乡镇纪检监察组织的监督职能作用，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给予积极支持，确保机构、人员和场所三落实，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的重视，有效地开展职能工作，
篇二：新农村建设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解决途径
新农村建设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解决途径 目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掀起高潮，从而给我们带来对于农村社会发展未曾有过的激动和憧憬。但是，对于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时刻保持理性，才能取得重点突破和全面推进。
一．热点问题
1.先设计，还是先施工——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规划问题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省政府提出我省新农村建设的工作思路第一句话就是规划先行，就是要把制定规划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发挥好规划的导向作用。第一，突出抓好产业发展规划。“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则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发展蓝图。第二，因地制宜抓好村容村貌规划。“村容整洁”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新农村建设的形象，更是生活条件改善后广大农民的热切期盼。一是做到突出特色。做好村容村貌近期、中期、长期的建设规划，采取有效措施分步实施，尽快使农村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二是实事求是。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地逐步改造。要厉行节约，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进行房屋和设施改造，防止大拆大建，尤其要避免强行集中建房的形象工程。三是重点突破。即突破资源循环利用的瓶颈，目前较为现实的途径是以沼气发展带动改厕、改圈、改厨工程以及种养业发展，完善绿色生态链条，发展立体生态农业，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第三，扎实抓好农民培训规划。新农村建设对农民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把农民培训工作作为农村长足持续发展的智力渠道和动力源泉，做好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
2. 靠政府，还是靠农民——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问题
现阶段以城带乡的新农村建设早已超越了单纯依靠政府投入的阶段，要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制度创新、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不是任何单一主体能够完成的。因此，这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主体的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在理论上是多方的，但合作主要集中在政府、组织（主要是企业）和农民三者之间，主要依靠政府的公共投资和制度供给、市场微观主体尤其是企业的支持作用以及农民自身能力的提升共同完成。
政府是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供给主体。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政府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其作用主要为：维护产权制度、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调节社会供求、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用以上理论指导，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职能界定为：通过制度建设保障农民权益；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和引导社会投资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通过促进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调节城乡关系；通过加大对农村的直接投入和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公平分配；通过加大社会事业投入协调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通过机制建设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绘就蓝图，当好规划师；提供资金保障，当好投资家；坚持正确导向，当好掌舵手；落实制度，当好责任人。
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服务主体。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需要互惠自愿性服务组织的多方援助。虽然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转移支付在以不同的形式向农村倾斜，但公共财政主要投资在基础设施方面，农业生产所需的资金则难以解决。因此，新农村的建设，有赖于企业下乡，结合当地实际发展优势产业，以现代化企业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发展生产，改变传统自然经济的做法，形成规模效益，使农业真正走上企业化的发展道路。
农民才是新农村建设的实施主体。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盛行，强调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于发展主体，而不是外界的干预，发展的关键是赋权。因此，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所谓农民的主体作用，是指在政府主导作用的启动和指引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和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满足农民的意愿和需求。所以，
农民主体地位首先体现在要尊重农民的需求，赋予农民对新农村建设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全过程的决策权，让农民在参与和决策过程中重建自信、自尊，发挥其首创精神。其次，新农村建设必须体现农民的参与权，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自己动手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农民主体，就是始终把相信农民、依靠农民、发动农民放在首位，农民的事情让农民做主，农民的事业靠农民来办。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三个主体各司其职。在关系农民直接利益的生产建设中，农民是积极投工投劳的主体；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是民主管理的主体。但在农村公共品的投入上，在公共服务的建设上，必须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主要依靠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在农村产业开放和经营项目上，则要积极吸引企业投资、经营，广泛参与。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特别是社会救助中，应提倡鼓励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创造财富的产业部门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真正起到调节收入的作用，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即动员有一定社会财富的个人和集体通过自愿赠予的方式为农村社会事业作贡献。目前，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第三次分配数量越来越大，有的已占GDP的10％，成为国际上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形式。
3.先有新农村，还是先有新农民——关于培育新型农民问题
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条件，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我们清楚地看到，当前农民素质与新农村建设要求极不相符。主要表现是：第一，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匮乏。农民的文化程度是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衡量标准。我国农民科学文化知识匮乏，直接影响着他们接受新知识和各种信息的能力，制约着他们的思维水平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二，农民的技能素质低。平均1000名农业劳动力中才有农业技术人员6.4人。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而荷兰80%的农民受过中等教育，12%毕业于高等农业院校”。第三，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有待提高。农村中存在一些陈规陋习和不良封建思想遗风，墨守成规、安于现状、封闭的小农文化障碍并未完全清除。在很多地区，修坟墓，建寺院，塑神像的现象还很普遍，农村聚众赌博的现象屡见不鲜。第四，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淡薄。在法制方面，农民对国家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知之甚少，由于不懂法而造成的违法事件时有发生，更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民主方面，由于封建遗毒较深，农民缺乏民主习惯，政治参与意识淡薄。
新农村建设对新型农民培养的目标要求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知识技能型农民；思想道德素质高的文明型农民；民主法制意识强的主人翁式农民。
4.盖房子重要，还是挣票子重要——关于增加农民收入问题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以人为本，以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必须掌握的重大原则。
5.资金是从上级要还是自己筹——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投入问题
很多基层领导反映，新农村建设投资巨大，乡镇政府明显“力不从心”。资金成为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极度稀缺的资源，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瓶颈。
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抓住“六个字”：“统”，即统筹使用“三农”资金，按照“先摸底后统筹，先预算内后预算外，先重点后一般”的思路，对“三农”资金进行重新整合、通盘考虑、捆绑使用，集中用于新农村建设的重点、难点和急办事项上。“激”，即通过制定财政政策激励措施，加大财政支持科技兴农力度，引导农民搞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激发农民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吸”，即通过建立以财政投入为引导的多元化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投入新农村建设。“聚”，集民财办实事，农民的广泛参与是新农村建设的动力，也是破解建设投入难题的中坚力量。集聚民财办实事不仅可以减少办事过程中的矛盾，消除不稳定因素，其现实意义还在于可以增强广大村民的民主意识，推进基层民主理财和民主建设。“争”，即把握中央和省、市各部门加大对新农村建设投入的良好机遇，筹划建设项目，加强与上级部门的联系沟通，争取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新农村建设。“监”，即加强财政监督，防止支农资金损失浪费，切实提高支农资金效益。
6.干部说了算，还是群众说了算——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民主管理问题
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指出：“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政治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在当前的决策体系中，由于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存在问题，导致农民基本上是各种决策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决策的积极参与者。现实中一些基层政府强征农民土地、强拆农民房屋等侵害农民利益的决策之所以能够轻易出台，正是因为农民没有参与决策。很显然，政府要作出比较科学的、民主的决策，就必须疏通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倾听农民的利益诉求。在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中，“管理民主”是建设新农村的体制保障。管理民主，“主要是指在农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健全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村民自治机制，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使广大农民群众真正拥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真正让农民当家作主，不断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不断促进农村各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制度化，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各项利益。”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除了对八个部分阐述了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意见外，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在经济利益上要多照顾农民，还需要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如果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是新农村建设的“硬件”，那么，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则是新农村建设的“软件”。既要抓硬件，又要抓软件。
农民群众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和直接受益者，对基层民主有直接认同感，只有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护和落实其政治权利，新农村建设才会拥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如果不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说了不算，就会形成政府热而农民冷的现象，新农村建设只会流于形式，最终无疾而终。只有使农民把新农村建设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来做，才能使新农村建设爆发出真正强大而持久的活力。要发挥我国农民的主体作用，当务之急是真正落实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话语权，即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利益表达权。
二．难点问题
1.农民工的增多与农村劳动力减少的矛盾。
一方面，农民外出打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需要不断地转移输出。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依靠大量的优质劳动力。但目前的情况是，只要身体健全的青壮年劳力，都已经加入外出打工的队伍。当我们动员更多的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时，回头看农村，就会发现，从事农业劳动的主力军已经是人们称为“386199部队”的妇女、儿
童、老人了，农村已经缺少发展现代农业所需要的优质劳动力了。
2.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与农业规模经营的矛盾。
一方面，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另一方面，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依靠规模经营。家庭分散经营的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其制约现代农业规模经营方式形成的弊端，便逐步显现。我国农民人均经营耕地1.4亩，户均7亩左右。全国2.38亿农户，使用着大体相当的生产资料，重复着同样的生产过程，各自花费各自的成本。即使一家一户算起来是节约的，但加总起来的成本却大的惊人，这便是我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的根源。
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性与选择突破口的矛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全面系统工程，涉及“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治、管理民主”五个方面，农业的生产方式、农民的生活方式、农村居民点的布局建设，都需要发生革命性变革。但在具体实施上，却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在兼顾全面性的同时选择正确的突破口。农村调查发现，不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不知新农村建设从哪里下手。有人说，发展经济是基础，要抓产业，但现在是农民自主经营，不好过多干预。有人说，要象韩国那样搞好新村建设，但又有人指责这是搞大拆大建。现在不少基层干部反映不知抓什么才好。
三．解决途径
1、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工在城镇留下来。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民即使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但由于城市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成本过高或制度性障碍，多数农民工在当前的制度条件下很难在城镇长期立足，最终还得被迫回到农村。要使农民在城镇真正留下来，一要改革城乡分设的二元户籍制度，让符合留城条件的农民工有留下的合法条件。这个改革有些地方已经在做。比如，有的城市规定农民工有固定住房、稳定职业等，就可以成为城市居民。要使农民工具备这些条件，除了农民自己努力外，城镇政府也要为他们创造条件。如入户手续从简，一视同仁地纳入居委会，形成平等交往的关系等。二要让农民有就业岗位。要想让农民在城镇留下来，就必须使他们有相对稳定的岗位和收入。让农民有就业岗位，首先城镇必须创造出就业岗位来，以吸收农民工；其次要创造制度环境，引导农民在城镇自主创业；最后，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使之适应城镇就业和创业的需要。三要让农民能买得起住房。农民工在城镇住下来，并不是在工棚里住下来，应当有一套与小康水平大体相当的住房。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政策和做法，月均收入800多元的农民工永远也买不起房子的。重庆市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重庆市的部分区县出台了农民工用宅基地换房子的政策，既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工买房的困难，又解决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问题。
2、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相对集中。
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同时又提出要实现“两个转变”，即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而实现两个转变的根本途径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土地流转。 “一个长久不变”与“两个转变”，看似一对矛盾。我的理解是，“一个长久不变”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两个转变”则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实施土地流转，必须在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大幅提高土地产出效益，那种把土地集中起来仍然进行传统种植的做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流转。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前提下，怎样实现土地的相对集中？基本思路是：建立土地流转基金制度。第一，筹集一笔基金。基金的筹集可采用“混合经济”
的形式进行，由投资各方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成的公司运作，政府可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使其正常经营收入略高于当时平均利润。第二，对耕地的产出进行评估。比如每年每亩纯收入1000元，可按照1000元或略高于1000元的水平（相当于农户用承包地入股的收益），给予流转耕地的农户，让他们感到土地流转出去划算。第三，制定保障土地流转正常运作的制度。如经营的诚信制度，保障公司和农户利益的制度等。另外，也可以简化形式，大户可以通过农户间的协商进行，工商资本可以通过“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形式进行。不论那种形式，都离不开政府引导和制度约束。重庆市以“承包地换社保”的做法（每亩每年折价700斤稻谷）值得借鉴。
3、以新村建设为切入点，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
新村建设，形式上表现为并村或大拆大建，但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大拆大建。新村建设的真正意义是以新村建设为契机，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治、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新村建设过程中，应该统筹考虑城乡居民点的合理分布，综合设计新村功能，田、林、路、庄相互照应，生产、生活、消费、治理污染、公共品提供、
二、三产业等合理配置，协调发展，把新村建设当作农村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全面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举措。新村建设至少有三个作用。一是节约庄基用地。据党国英估计，全国300多万个自然村，总占地面积在15万平方公里以上，通过合理调整村庄结构，撤并一些村庄，消灭空心村，让农民适当集中居住，就可能节约50％以上的土地。二是防治村庄污染。农村污染已经是农村生态和村民身心健康的大敌。在新村建设开始前，按照循环经济的思路设计好村庄污染物的科学治理和利用实施方案，能使变废为宝、科学治理成为现实。三是形成良好的社区环境和公共服务。在现在的自然村设计建设敬老院、学校、医疗所、文化娱乐活动中心、物业管理中心、消费中心等，既没有足够的人气支撑、资金支撑、资源配置也不科学，只有适当地并村，统一规划和建设，上述体现社区环境和公共服务的设施，才能建设好，充分发挥效用。
4、讲究工作方法，克服五个偏差。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要防止和克服一些认识和行动上的误区。一要防“急”。“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绝不可急于求成，新农村建设也是这样。当然这也决不意味着可以慢慢来，当前该干的事、能干的事要抓紧去干。既要量力而行，更要尽力而为。二要防“套”。新农村建设要求借鉴外地的模式和以往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套用，一定要给新农村建设赋予时代特色，因地制宜，按照阶段性发展的实际来确定工作思路。三要防“偏”。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围绕建立和探索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机制和条件，加快农村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来进行，偏离了这个中心，新农村建设也许在其它方面会有所成就，但最终会拖整体工作的后腿。四要防“全”。新农村建设不能贪大求全，在具体工作上要统筹兼顾，有主有辅，突出重点，抓关键环节。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不了。五要防“乱”。新农村建设是统揽“三农”工作的一个主旋律，如果上面说法很多，基层将无所适从，工作指导上就会乱。我们应当多一些探索，少一些噪音，以便基层集中精力，真抓实干。
篇三：当前社会民生热点难点问题分析
当前社会民生热点难点问题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 李培林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框架最初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进入21世纪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把社会建设纳入四大建设之中，而且摆在突出的位置。社会建设要是从大处着眼来讲，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经济基础、政治保证、文化支撑;要是由小处入手，就是从四位一体的扁度重点加强社会建设。这样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形成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这四大理论。
党的十七大提出六大民生任务: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是针对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文化管理之外的整个社会的管理。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民生建设概念和社会建设概念在进一步扩展，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六大任务，还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以及人口方面的工作也纳入进来。
为什么在新世纪要如此鲜明、如此高调的把社会建设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我认为主要是中国发展出现了阶段性特征的重大变化，这个重大变化还不仅仅是和改革开放前相比。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发现中国发展出现的很多阶段性特征不仅不同干改革开放前，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可以大体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从短缺经济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改革开放初期什么都短缺，所以对经济实行规模性扩张，迅速生产大量生活必需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到现在为止，国家统计局统计的300多种产品基本上都供求平衡，一部分供大于求，还有一部分生产其剩·但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新的短缺一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短缺。我们今天所说的民生问题，已经不是温饱层次上的民生问题了，上学难、就医难、出行难等都涉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理论上讲不是完全靠市场机制就能满足供求的，这需要政府建立公共财政，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由于这一重大变化，党和政府才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
二是从平均主义到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二大、十三大报告都在讲打破平均主义，当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是大锅饭，所以提出打破大锅饭，拉开收入差距，引进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收入差距的扩大逐步跨越了合理的区间。最近几年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趋势还在朝巷继续扩大的方向发展，所以任务不再是拉开差距，而是控制差距.
三是从低成本劳动到产业结构升级。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我国在资本和技术上并没有多大优势，靠着劳动力的无限低成本供给，我国的产品走向了全世界，我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现在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从理论上计算，农村还有2亿剩余劳动力，但能够转移出来的多数在30岁以下，而现在农村里剩下的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了，农业已经成为老年人的产业。现在南方乃至全国都出现了民工荒的问题，这种趋势会推动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十二五”规划建议中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基本内容就是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
四是经济增长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扩大国内消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特点是高投入、高出口、高增长，外贸顺差一直被发达国家当作问题来向我国发难。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也看到，这种模式是很不稳定的，一碰到国际风波的冲击就会出现巨大波动。在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出口曾连续11个月负增长，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在今后二三十年还能够持续稳定的增长，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必须扩大国内消费。一个大国不能像东南亚那些小国一样，把增长的筹码押在出口上，像美国、日本这些人口大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30%左右，而我国一直高达将近60%，所以扩大国内消费和解决一系列的民生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
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分配问题、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解决劳动关系问题、扩大国内消费等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一一公共产品，这些都和当前的民生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民生问题非常重要。
当然，社会管理提出的不只是民生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安全稳定问题，大家也知道最近中东和北非出现了新的革命，这对我们是一个警示，社会问题解决不好整个社会稳定都将很难保证。
就业和劳动关系
失业率过高往往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我国进行了这么多年的改革，在经济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社会管理方面还有很多漏洞，比如对失业人员的管理。现在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监测市场变化的需要，因为它只统计城镇户籍人员的失业状况，农民工的就业情况这个数据就无法反映。金融危机以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就业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没有什么变动，2007年是4.0%，2008年是4.2%,2009年是4.3%,2010年是4.1%，我们的目标是控制在4.6%以下。
现在国际上通用的是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率包括了所有的从业人员。在农民工没进城以前，城镇登记失业率还是比较准确约，失业的第一个高峰在改革开放初期，是由知识青年返城造成的。失业，的第二次高峰是1997年到2003年，当时国有企业改制出现了大规模的职工失业下岗，在5年中全国将近有3000万职工失业下岗，今天垄断国企能够获得发展的优势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外学者不理解什么叫下岗，后来他们明白了那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无工作状态。
有些学者通过自己的调查和研究绘制出我国的调查失业率曲线，用于描绘市场就业的变化，但这些数据不是国家统计局连续调查得来的，只是不同的学者通过不同的调查得出来的，所以也不太准确。一个大体的趋势是调查失业率始终是高于登记失业率的，而且越是市场就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距就越大，失业问题不是那么显著的时候这两个指标就比较接近。
最近我国就业市场出现一些变化。
一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在农民工就业形势好转甚至出现民工荒的时候，大学生就业形势在不断变得更加严竣。这个问题一方面和大学扩招有关，2001年到2010年，高校毕业生从114万增加到600多万，就业率也从90%下降到68%。
大学生就业严峻主要是因为大学生都想从事白领工作，但现阶段我国的经济结构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为主，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大学生不屑于做，农民工做不了，全国短缺几+万人。国家现在在调整大学的教育政策，把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并重，另外增加职业硕士的培养。
二是劳动关系问题。比如2010年的富士康连续跳楼自杀事件，对这一事件各种评价都有，有人说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有人说是企业管理问题。实际上这个事件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就是劳动力成本在逐步提高，这些民工有了新的要求，因为农民的生活也在提高，出来打工起码要比在家乡生活好一点，而我国这些出口企业大都是利润很薄的企业，人民币的升值又抵销了一部分企业利润。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要求把人民币升值50%的话，那我国所有的出口产业几乎都要破产。所以老板利益和工人利益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罢工，有的媒体在报道时编了一个新词叫集体停工事件，现在很多省份都要求在这方面应该明确立法，允许工人有这方面的权力，否则这个事情就会出现无序的状态。广东省总工会正在制订相关的条例，在不伤害他人、不扰乱公共秩序、不堵塞交通、不砸毁机器等条件的前提下可以给工人一定的权力，进行有序罢工，对这方面的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快创新和推进。
收入分配与扩大消费
我国的改革进行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从内部讲，收入分配问题是没有解决好的最大的问题，现在群众的很多不满以及造成很多问题的深层原因都是源于这个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但我们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到人均国民产出倍增的时期，比如从1978年到2000年，人均GDP从300多美
元增加到800多美元，但最近几年每两三年人均GDP就增加1000美元，2003年是1000美元，2006年是2000美元，2008年是3000美元，2010年达到将近4000美元，但与此同时人均收入没有出现倍增。
收入增长慢于产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和企业拿的多，居民拿的少，所以居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持续下降。这个问题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收入过低二按照学者的测量，全国的收入差距中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解释整体差距的40%-60%，就是说绝大多数差距是城乡差距，而城乡差距主要是农民的收入太低。
在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只有2%、3%的.人，而且收入一般都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我国的农民还给大家的是穷人的感觉，这是因为我国农民还是过多。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农业产出增加值占整个GDP的10%左右，但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主要收入靠农业产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8%。现在我国城镇化水平是48%，这已经把那些进城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计算在城市人口里了，也就是说这48%并不是完全的城市化水平，里边有一部分人是半城市化的，.户籍、生活还没有完全在城市里。这么多的农村人口分享的GDP蛋糕只有10%左右，所以现在需要大量的反哺。我们必须发展现代农业，把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传统农业以外，使人地比进一步提高，才能够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但这需要快速的城镇化能够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
现在，从宏观指标看出现了国内消费不振的现象。从1985年到2008年，居民消费率从52%下降到了35.4%，这个数字不但低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属偏低。美国的消费率占70%，日本占65%。为什么我国不敢和美国撕破脸皮，因为我国的出口要依赖美国的市场，中国生产那么多产品自己消费不了，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大市场的话中国也不可能持续发展。美国3亿人一年消费10万多亿产品，我国13亿人一年才消费1万多亿。
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即居民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也在下降，原因是由于生活预期不稳定，大家越来越倾向于存钱。在国外看来，中国国内消费水平低是一个悖论，中国不是没有钱，现在是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再者，政府也不是没钱，从1994年到2010年我国税收总量从0.5万亿增加到7.3万亿，年均增长18%以上，而同期我国GDP每年增长10%左右。不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不一样，有人这样形容:“上边喜气洋洋，下边哭爹喊娘”，基层财政比较弱，现在乡镇特别是农业区域的财政，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基本上没有进项，要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另外，老百姓手里也比较有钱，从1994年到2009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从2万多亿元增加到26万多亿元，年均增长也是18%以上，就是说整个储蓄增长也是远远快于GDP增长的。对于老百姓手里有钱的说法还得具体分析，这个钱虽然总量在增加，但是不是平均分配呢?储蓄的增长多数还是掌握在富人手里，大概20%的富人掌握了全国60%的储蓄。
收入差距扩大是引起很多社会问题的一个深层原因，它和经济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必须扩大消费，经济发展才能够维持。为什么解决收入问题与消费有关系呢?这是因为一个家庭的消费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要提高全国的消费水平，就要合理合法地把新增收入转移到中低收入家庭，这样才能把消费带动起来。
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都是和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相关的。
一是教育。越是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所占家庭消费的比例就越高。现在家庭对教育的投入简直是不计成本，在北京入托费就要几万块钱，小学择校费又是几万块钱。教育投入在家庭收入中普遍占比太高，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在这方面做更多更好的工作，比如公共教育是否可以从9年增加到12年，让农民工、农民子弟能够免费读完高中，这会对提高我国整体国民素质有很大帮助。
二是医疗。近几年我国医疗改革推进很快，但医疗费用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还是太高，在居民消费结构中，医药费支出的增加比食品支出的增加还要快。
三是住房。越是高收入家庭的住房支出占比越高，这是不正常的，应该是低收入家庭买房子花钱多、占比高。这个现象说明有很多房子集中在富人手里，不是作为消费存在的，而是作为投资存在的:现在控制房价主要有两个阀门:资金阀门和土地阀门，要想使房价快速降下来需要放松土地阀门，拧紧资金阀门，但现在两个都得拧紧，资金要拧紧，由于“18亿亩耕地红线”土地也得拧紧。土地收入和政府财政、地方GDP
增长都是联系着的，我相信具体到每一个省市都不希望本地的房价降，但是这种预期造成了大家都觉得房价早晚还要涨，甚至还要涨好几倍，所以普遍认为买房最安全，大家都去买房的结果造成房价继续上涨。现在调整收入分配还有一个主观认同的问题，就是国民对收入分配秩序的认同问题，我认为目前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调查、测量阶层认同时，把社会分成上、中上、中层、中下、下五层，然后让被调查者选自己属于哪一层，他们选的结果和他们实际的情况不太一致。其他国家的调查结果也是如此，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都占将近60%，这和客观状况不是完全吻合。
日本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差距一直是比较小的，基尼系数一直比较低，日本有将近6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巴西的收入差距比我国还大，但也有将近6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当一个制度长期实行的时候，人们对这个制度就会慢慢产生一种认同。香港的收入差距和北京差不多，但香港人对他们的收入分配状况基本认同，而北京人对收入差距的不满情绪要比香港人高很多。
我们2008年的调查显示，我国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还不到40%，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下层的占了将近55%，全世界都没有像我国这样的调查结果。当时我们把这种现象概括为阶层认同偏下。比如现在印度收入差距也很大，去过印度孟买、新德里的人都知道，如同纸糊的贫民窟和高高矗立的玻璃大楼并存，即便如此还有6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层。
而在我国，上至机关干部、下至普通群众有很多人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不是中央不想解决，而是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实在是很大。有些改革可以让所有人都受益，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要想使一部分人受益就必然会触动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时候改革就难了，各种利益之间需要一个妥协。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各阶层对现行的制度都不太满意，都认为现行制度对自己不公，出现这样的状况，政府再怎么使劲也不行。改革收入分配不是政府简单地加大转移支付，把一部分钱转移到穷人手里就能解决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大家认同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看病难与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单位改革是社会管理、社会建设中很重要的一块内容，改革这么多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破题。国有企业改革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总的来说机制基本上建立了，但事业单位到现在机制还没有理顺。
在教育、医疗方面出现很多问题，都跟机制有关系。比如我们在2006年调查发现大家把“看病难看病贵”排在社会重大问题之首，当时我们很奇怪，看病问题怎么会比失业、收入差距、腐败问题都严重呢?人民的消费支出里医疗占了11%，这个比重比发达国家高不少。现在社会保障制度里医疗率先实现了全覆盖，即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制度、企业的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四种制度基本覆盖了全民。但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和企业医疗保险平均报销70%，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报销50%，农村平均报销30%，医药费完全自理的在大量减少，报销比例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完全自理和只能报销少部分的加起来占60%多，就是相当多的人看病还是要自己花上不少的钱。
虽然现在大家议论食品价格上涨快，但实际上药品价格比食品涨得还要快，由于不是人人吃药，这个问题对大家生活的影R象食品问题那么大，但它对一些有病人家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改革开放以后对事业单位进行了体制改革，允许事业单位通过创收来弥补其经费的不足，这样一来事业单位分成了四种体制: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所有的大学、医院等机构都是差额拨款。在2003年至2009年全国公立医院的收入来源中，40%靠药品收入，40%多靠医疗收入，政府拨款不足10%.医院为了维持发展和在职人员收入水平的提高，普遍采取创收办法。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到医院看病，医生会问公费还是自费，要是公费医疗，脑电图、心电图、CT能做的都做一遍，然后开一大堆药。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医院看病，一个小小的感冒，在药店花2a,3a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医院却给开出几百块钱的药。我国是医疗预算类的国家，政府预算类的医疗支出比GDP的增长速度要快几倍，这就带来很大的浪费，而且老百姓越来越难以承担医药费的增加，医患关系变得紧张。
事业单位到底怎么改?这比企业改革还要困难，企业改革我们可以市场化，但事业单位是千差万别的，
基本上分成三大类。
一是经营类事业单位，比如出版业，最近一两年所有的出版业都要改成企业，建立集团，等于是推向市场了。现在我们也在研究，是不是给这类企业取一个新名字，国外有一种企业叫社会企业，承担比一般企业还要多的社会责任，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一些照顾。如果出版业可以这样的话，那旗纸等其他媒体是不是也可以呢?但是现在我们还不放心，作为舆论工具若是都想着挣钱，会不会在舆论导向方面出现问题啊?二是管理类事业单位。很多事业单位直到现在还承担着政府管理职能，由于当时机构改革编制不够，用很多事业单位的编制执行政府的职能。对于这样的机构，学者们主张干脆让它们参公算了，由政府保障其支出，坚决不允许有政府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利.用管理职权再去“创收”，这是搞乱社会风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事业单位，参公执行单位过多会导致政府的包袱变大。
三是公益类事业单位。医院、学校、文化团体等都属干公益类事业单位，现在政府对这些单位不是全额拨款。以后要建立一些非盈利组织的法律和法规，一方面要使它们能够维持运转，另一方面还要规范它们的行为，也就是说允许它们挣钱，但是挣来的钱怎么花要受约束。这比国有企业改革更难，既要保证公益性目标，又要使它们能够自?我发展，还要保障其业内人士的收入水平跟得上应该达到的社会地位，把这几个条件都综合起来找一个改革的方向是很困难的。
社会保障与杜会改革
社会保障在改革开放前叫单位保障，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才有的保障，现在要逐步扩展成全民的保障。社会保障不仅要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还和扩大消费、稳定人民的信心和预期有密切的联系。
各大银行进行的居民储蓄目的调查显示，排在前四位的是子女教育、看病、养老、住房。由此可见老百姓存钱是为了规避个人家庭生活风险，所以要稳定老百姓的预期，就要提供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让大家看到自己的未来是有保障的，所以现在大家手中的钱是可以花的。
现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国家相比出现了碎片化的现象，这与杜会分层有一定的联系。比如刚才讲的医疗保障制度其实是四种制度，不同的制度适用于不同的群体。碎片化容易缺乏效率，因为制度之间没法转移、流动，另外还可能造成不平等，很多国家因为这个问题发生过一些抗议、示威。国内也有学者对此意见很大，但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为了扩大保障范围不得已的一个选择，过去是少数人有保障，现在要覆盖全民，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在让所有人的保障水平都达到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保障水平，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远远不能承受。
福利增长的规律和经济增长的规律不一样，经济增长是周期性波动，就是快速增长期也会出现低谷，中国也不可能指望以后永远是10%左右的增长速度。但从各国规律来看，福利增长从来没有下降的，都是一路上扬，谁要是把福利增长速度降下来，那他政治上就要遇到很大的挑战，很多政府下台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很多西方国家左派右派的政府也是在这个问题上互相较劲，右派主张削减福利促进经济增长，结果老百姓不满意，把他选下台;左派扩大福利但经济又不增长，老百姓还是不满意，又把他选下台，总是这样更替。中国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福利增长之间的关系，福利要小步走，要符合经济增长的规律。 社会管理与社区建设
现在社会管理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基层社区建设，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管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叫单位制度，就是把每一个人都纳入到一个单位，无论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还是在农村。一个人无论到哪里去，都要有一个单位的介绍信。我们通过单位制度、档案制度、户籍制度、身份制度等把全国人民全都严格地管理起来，把人定在一个点上不能随便流动。
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制度当然有优点，能够把问题解决在墓层，出现什么问题首先是单位来解决，问题都在单位内部化解了，整个社会看着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体制发生了变化，我们主动对它进行了改革，批评“企业办社会”，要求把社会职能从企业剥离出来，这样就实行了就业聘任制、保障社会化、房子自有化、社会服务和后勤市场化等。
这一系列改革造成的结果是单位原有的社会功能弱化，但新的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个空档中，
免费论文网友情提示：本网站所有内容为共享上传提供，不涉及任何商业利益，本站对此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Copyright © www.csmayi.c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共享时代 共享你我他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