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国内外研究现状总结
1、研究意义：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城市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大型商业综合体在当今商业创新模式的潮流和城市空间有机化、复合化的趋势下应运而生，数量日益增多，体量越来越大。这类公众聚集场所一般具有功能繁多、空间种类丰富、人流量大、火荷载大等特点,一旦发生火灾,容易导致重、特大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近年来大型商业建筑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事件屡有发生。国外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时,社会将会处于一个灾难事故多发阶段,这表明我国当前及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火灾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飞速发展的大型商业建筑，使用功能日趋复杂、集约，这给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安全疏散设计带来了十分严峻的挑战。安全疏散，就是在发生火灾时，在允许的疏散时间范围中，使遭受火灾危害的人或贵重物资在楼内火灾未危及其安全之前，借助于各种疏散设施，有组织、安全、准确、迅速地撤离到安全区域。
大型综合性商业建筑的使用功能高度集中，现行规范都无法对其建筑形态和业态分布做出明确的规定,基于以往经验及科研成果制订出来的建筑防火设计规范难以适应新的需要，实践中经常遇到大量现行规范适应范围无法涵盖或规范条文无法适应建筑物设计形式的尴尬局面。现代大型商业综合体建筑的设计往往突破了现行规范,因此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将性能化的防火设计理念引入到了设计之中,它已成为未来防火设计发展的趋势。
商业街建筑由于其独特性,有关消防设计也有别于一般的商业建筑。比如,商业街是否作为一个整体建筑考虑其消安全疏散设计,是否应限制商业街建筑的层数,长度和宽度,步行街是否考虑作为人员疏散安全区域及其条件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调研及深入分析。
同时，由于这类建筑火灾危险性特别大，人员密度大，疏散困难等原因，研究大型商业建筑火灾下人员疏散的安全性，以最大限度的防止火灾发生和减少火灾造成的损失，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火灾基础研究的滞后在制定国家消防技术规范时存在一些弊端和不合理之处。这些弊端给复杂的商业建筑空间设计带来很多的局限性，因此要使大型商业建筑有效的快速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找到新的途径和新的思路来保障建筑的安全疏散。
大型商业综合体的人员安全疏散设计应该综合相关多方因素全面考虑。处方式建筑防火安全疏散设计理念适应不了现代建筑的发展趋势，我们需要借鉴心理学等理论，研究发生火灾后，大型商场内人员在这样的环境中的空间认知能力和行为模式；从空间组织设计的角度出发，结合建筑性能化防火设计的理论全面的进行防火安全疏散设计的研究。这有助于科学合理的进行大型商场的建筑防火设计，当灾害来临时为人们提供一个可靠的安全疏散系统，同时又利于人们充分的使用空间的目标；同时，该课题的研究为促进大型商场发展作出努力，使得大型建筑在城市发展的新形式下可持续的发展。
大型商业综合体中防火分区面积往往超出了规范中对防火分区面积的限制,疏散出口的数量以及布置方式等问题随之产生，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从大型商业综合体的自身特性入手，运用建筑学、消防安全学和行为心理学等领域的相关知识，对火灾下大型商业综合体内人员疏散的安全性能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总结出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安全疏散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优化策略和方法，并分析了应用部分方法的实际工程案例。为大型商业综合体的人员安全疏散设计提供参考。
2、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发达国家对于大型商业综合体的设计，除了能依据本国的规范进行设计的之外,超出规范规定内容的往往利用了性能化的防火设计。欧美发达国家在这项研究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已开发出了很多计算及模拟软件。如FDS、SIMULEX和STEPS等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己有一些国家颁布了专门的性能化防火设计规范。所以发展至今,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国外的设计者在做一些大型的商业建筑时,都会采用性能化的防火设计。1971年,美国的通用事务管理局形成了《建筑火灾安全判据》。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实施了一个国家级的火灾风险评估项目,其结果形成了 FRAMWORKS模型。1988年美国防火
工程师协会(SFPE)编辑出版了大型工具书SFPE防火工程手册。1991年后,卡斯特和米切姆等人开始研究性能化分析和设计的步骤,1997年,出版合著《以性能为基础的火灾安全导论》。1997年,英国正式发布了标准BSDD240《建筑火灾安全工程》(草案),为建筑的防火安全设计提供了一个工程解决方法的框架。1993~1998年间,日本开展了“防火安全性能评估方法的研究”。制定了性能化建筑防火安全框架。1996年开始修订《建筑基准法》,并向性能化规范转变,并于2000年6月颁布实施,在《建筑基准法》中提供了安全疏散和结构耐火的评估验证方法。
从 1990 年起，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建筑协会也开始大力研究建筑性能化设计方法。国际火灾研究组织分别在澳大利亚（2002）、瑞典（2000）美国（1998）和加拿大（1996）举办了 4 届“国际性能化设计规范与设计方法研讨会”，它使得性能化理念指导的安全疏散设计及规范研究成为国际性课题。
国外在火灾行为学和火灾时人员安全疏散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在 911 事件后，高层建筑安全峰会一直在关注火灾等紧急状况下人的安全疏散。同时，英国、美国和日本的研究者们对人员安全疏散行为模型进行了多学科交叉研究和模拟实验分析。美国的 Joseph L. Smith和 G.L.Pita等人都以现实火灾数据为基础进行了人员逃生疏散的模拟计算，提出了疏散模型的优化。另外，美国国家标准技术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的研究人员对火灾发生时人对环境的反应、火灾对人员决策影响的评估方法进行了分析并详细研究了灾时人员的心理和行为。英国 SERT 中心的 Sime 等研究人员提出一种新的模型概念 ORSET，将建筑学、管理学、心理学的知识相结合，对火灾预警和疏散指示装置在建筑物内的分布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出最佳疏散方案和相应的最小疏散时间，指导火灾时人员的及时疏散。日本的研究者则注重把火灾中人员行为的统计、火灾危险性评估、人员疏散安全评估方法与性能化设计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在人员疏散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些研究工作主要涉及到对人的行为研究和发展疏散算法的研究。对人的行为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不同人群行走速度的研究；发生火灾时不同人群对火灾的反应以及准备疏散时间的研究；疏散过程中人员的心里特征和行为的研究；火灾所产生的烟气和热量对疏散人员影响的研究。
疏散算法的研究方向是：针对不同群体的人员而发展的计算人员疏散时间的经验公式和算法；针对不同群体发展的人员疏散时间的模拟计算模型。而在发展人员疏散的模型时，都是从人员疏散路径的选择和人员行走速度的计算方法两个方面进行的。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80年代开始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来对紧急情况下的人员疏散行为进行模拟和预测。其基本思路是：通过计算机直接模拟人员在建筑物内的移动过程，并记录不同人员在不同时刻的几何位置，从而计算建筑物内的人员疏散时间并动态地显示人员疏散移动的全过程。到目前为止，国外学者已开发了20多种疏散模型及相应的计算软件。如由美国Francis开发的预测最小理论疏散时间的网络模型EVACNET+、由Stahl开发的火灾行为模型BFIRES-II、由Alvord开发的疏散与救援模型，还有BGRAF、CRISP DONEGAN、S ENTROPY MODEL、 EGRESS、E-SCAPE、EXITT、pathfinder、MAGNETMODEL、PAXPORT SIMULEX、TAKAHASHI'S MODEL、VEGAS EVACNET（Kisko,1985）、WAYOUT(Firecalc,1993)、EVACSIM(Drager etal,1992)、EXIT8(Fahy,1993)等网络模型及EXODUS、ASER(Volker Schneider)、AEA EGRESS、SGEM等可以描述楼房内每一人员的运动提供虚拟显示的模型。
（2）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大型商业综合体主要是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5年版)）,还有《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48-88）、《民用建筑设计通则》来对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进行设计。在一些地区,还有地方性的规范,如重庆市《大型商业建筑设计防火规范》（6DBJ50-054-2006）。现代大型商业综合体建筑的设计往往突破了现行规范,因此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将性能化的防火设计理念引入到了设计之中,它已成为未来防火设计发展的趋势。
我国对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研究还不足,现行规范都无法对其建筑形态和业态分布做出明确的规定,仅有一些地方性的标准对大型商业综合体作出了一定的规定,但还很不足。国外应用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计算机模拟手段来对超出规范的建筑物进行火灾安全的模拟，通
过近30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取得了一些计算模型以及公式、半经验公式。我国的性能化设计也借鉴国外的经验己经起步,并得到了发展。
商业建筑营业厅内疏散人数的确定一直是商业建筑消防安全疏散设计和审核中争论较多的问题，经建生,倪照鹏等对大型商场的人员的疏散做了较实际的调查与分析，通过研究比较国内外相关标准,调查分析商业建筑的实际工程设计和使用情况,提出按照处方式规范进行设计时更切合实际的疏散人数确定规则。按照处方式规范要求进行设计,则合理实事求是地确定商业建筑营业厅内的消防疏散人数,是既保障人员疏散安全,又解决商业建筑营业厅疏散出口合理布局疏散宽度不足的关键。
在确定了人员安全疏散数量计算方法之后,疏散人数的调查研究就成了关键。张树平,景亚杰等通过对实际商业建筑的人数调查情况,分别以正常工作日、双休日和长假作为调查对象。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调研。调查对象的选定,调查对象需有一定的代表性及调查对象的建筑概况;调查时间的选择以及人数的统计方法。
在人员疏散模型的研究方面，东北大学的陈宝智建立了人员疏散时间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则运用行为矫正法，对高层建筑火灾的安全防范工作进行了指导。
清华大学的张辉运用人员疏散模拟计算的结果论证建筑设备和设施的有效性，唐方勤、任爱珠利用 GIS 技术模拟了火灾场景下的人员疏散。同济大学的徐磊青对非常态下的人群在复杂空间中的认知和行为进行了系列的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张树平从建筑中人的行为反应的角度对建筑防火疏散问题进行了研究。魏文君等对服装类商业综合体建筑的火灾荷载及营业期间人流量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对该类建筑火灾条件下的人员安全疏散进行了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邹志翀对大型公共建筑的火灾时环境和逃生路线进行了数学建模分析，用以逃生时即时策略的优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汪金辉、陆守香尝试量化火灾疏散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以寻求更直接、有效和精确的防火方法；杨立中致力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火灾烟气对人员疏散的危害性研究”，优化了基本疏散模型。
通过以上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对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研究也刚刚起步,除了对人员安全疏散,人员流量的统计的调查研究外,各方面的研究分析工作正在展开。大型商业综合体中防火分区面积往往超出了规范中对防火分区面积的限制,疏散出口的数量以及布置方式等问题随之产生，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篇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分析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分析
①关于地方官员异质性的研究
地方官员的异质性会导致官员行为的差异性，进而对地方官员的晋升、辖区经济发展等产生影响。首先，地方官员的异质性表现为官员的教育背景的不同。Dreher（2009）以1970-2002年73个国家500名政治领导人为研究样本，证实了地方官员的受教育程度与辖区内的市场化进程显著正相关。何淳耀和孙振庭（2012）收集了1996-2010年我国821位历届市长的个人信息，发现西部地区市长的理工科背景与其政治晋升正相关但影响有限。随后，王贤彬、张莉和徐现祥（2013）通过对1994-2006年29个省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受教育程度与辖区内的财政支出结构显著相关，高学历的地方官员会倾向于增加科教文卫支出而减少建设性支出。
其次，地方官员的异质性也表现为官员任期和年龄的差异性。张军和高远（2007）以1978-2004年在除西藏以外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任职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为样本，证实了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而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的研究发现则与此有所不同，他们以1978-2005年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省长和书记为研究样本，在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和对省份经济增长有影响的基本因素后，发现本地晋升的省长省委书记的任期与辖区经济的增长显著呈现倒“U”型关系而外地晋升的则不显著。Vega & Herc（2011）运用西班牙1980-1998年间公共资本的增长数据，发现任期会通过减少公有资本的生产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且任期与辖区经济的发展呈非线性关系。李后建、张宗益（2014）通过对2005-200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的省长的任期进行研究，发现地方官员任期和腐败与企业R&D投资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官员任期会显著缓解腐败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由于地方官员的年龄与任期密切相关，因此不少的研究则把官员的年龄和任期结合起来研究地方官员的异质性。Li & Zhou（2005）收集了1979-1995年我国各省省长的变更数据，发现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龄越大，任期越长的官员晋升的概率越低。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以1978-2005年全国31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为研究样本，也证实了Li & Zhou（2005）的研究发现。随后，王贤彬和徐现祥（2010）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年龄越大，任期越长、职业发展的空间越小，政治激励作用越小，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越低。
再次，地方官员的异质性还表现为官员不同的来源。田伟和田红云（2009）以地方官员是“理性经济人”为前提，通过构建效用函数分析了官员的来源在晋升博弈中对官员行为的影响，发现在现有的晋升机制下，与欠发达地区相比，发达地区的官员有更高的积极性发展地区经济，从而实现其晋升的政治目标。叶贵仁（2010）通过对广东省T镇个案研究，发现官员来源会影响官员晋升的策略，“本地型”乡镇领导人的晋升策略是学习适应，而“外来型”乡镇领导人则是创造政绩。徐业坤、钱先航和李维安（2013）以2004-2011年3014个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当新任市委书记是“外来型”时，企业投资支出下降幅度更大。
最后，地方官员是否具有企业背景也是官员异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尔升（2010）收集了1992-2007年我国31个省具有企业背景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数据，检验了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对辖区内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对辖区内经济的增长具有弱负效应，但在控制了三大产业的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后，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对辖区内经济的增长则
具有弱正效应且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会重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而忽视第一产业的发展。随后，在张尔升（2010）研究的基础上，张尔升和胡国柳（2013）进一步研究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与辖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与辖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相关且这一影响通常是通过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两个控制变量发挥作用才显著的。
②关于企业R&D投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的研究
Chang（2002）对6个国家9个行业1600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企业的规模通过技术竞争力与企业R &D投资相关。任海云、师萍和张琳（2010）以R&D费用强度、R&D人员强度和R&D投入绝对额作为企业R&D投资的衡量指标，通过对70家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R&D费用强度和R&D投入强度与企业的规模都明显负相关，而R&D投入绝对额与企业规模显著正相关且从R&D费用强度来看，虽然低投入和高投入同时存在，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平均R&D费用强度还是达到了国际上一致认可的百分之二的基本生存标准同时对R&D人员投入而言，制造业上市公司R&D人员投入强度多数都达到了发达国家10%的标准且比较理想。但与任海云等（2010）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的是，张西征、刘志远和王静（2012）使用Lowess修匀的非参数回归方对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企业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小企业盈利能力稳定性较弱，从而抑制了其R&D投资，但从所有存在R&D投资的企业来看，小企业R&D投入强度并不低且R&D投入强度与企业规模之间呈现倾斜的“V”型结构。
由于R&D投资需要融资支持，因此企业融资方式对其R&D投资也有影响。
David（2008）收集了1982-2002年日本185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债务融资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发现关系型债务融资会促进企业R&D投资而交易型债务融资则与企业R&D投资无关。刘振（2011）以2006-2008年我国97家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考察三大融资方式对R&D投资影响，结果表明内源融资、股权融资与R&D投资显著正相关，而负债融资与R&D投资则显著负相关。股权结构作为企业治理的重要特征，对R&D投资影响重大。任海云（2010）对2004-2008年我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披露R&D信息的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对企业R&D投资有促进作用而股权制衡和国有控股则会抑制企业R&D投资同时非机构企业法人大股东与企业R&D投资显著正相关，而个人大股东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则不明确。Berrone（2005）以1996-2000年西班牙3638家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认为当大股东是非财务公司时，其与企业R&D投资正相关，而当大股东为个人投资者时，其与企业R&D投资关系则不显著。董事会作为企业治理机制中的一大要素，其对企业R&D投资也有影响。何强和陈松（2011）以2004-2007年623家披露企业R&D投资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实证研究的样本，发现制造业R&D投资与董事会学历明显正相关，表现为博士董事比例越高，企业R&D投资也就越大，但影响制造业上市公司R&D投入的主要因素并非董事会学历，其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与劳动密集型行业或中西部地区的公司相比，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行业或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公司董事会学历水平对企业R&D投资影响更强。此外还有学者发现财务冗余（陈晓红、王艳和关勇军，2012）、集团化经营（黄俊和陈信元，2011）、人力资本（梁莱歆和曹钦润，2010）、是否是家族企业（Schmid & Achleitner，2014）等也会影响企业R&D投资。 尽管企业内部因素对R&D投资具有直接的影响，但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国家税收政策和政府资助等外部环境对R&D的作用亦不可
小觑，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Gorg（2007）收集了爱尔兰1999-2002年制造业的年度商业调查数据，检验了政府R&D补助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低水平的政府R&D补助会促进企业R&D投资而高水平的则会抑制企业R&D投资。随后，Hussinger（2008）以1992-2000年德国3744家创新性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参数和半参数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政府R&D补助与R&D投资的关系，发现政府R&D补助对企业R&D投资具有激励效应。解维敏和方红星（2011）以2002-200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R&D投入的关系，发现银行业市场化进程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R&D投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小规模企业和私有产权控制的企业中，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更强。刘虹、肖美凤和唐清泉（2012）以2007-200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R&D补助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R&D补助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即政府R&D补助在初始阶段对企业R&D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当政府R&D补助增加到超过最优政府R&D补助率时则会抑制企业R&D投资且在国有企业这种关系更显著。刘小元和李永壮（2012）则运用2009-2010年已经上市或拟上市的创业板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创新环境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发现创新环境与企业R&D投资显著正相关，而区域知识产权的保护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抑制企业R&D投资。Fu &Wu（2013）运用1996-2008年中国28个省364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证实了地区的创新环境与企业R&D投资强度正相关。此外，吴祖光、万迪昉和吴卫华（2013）通过对2008-2011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进行检验，发现税收负担与企业R&D投资强度显著正相关且税收负担对企业R&D投资具有挤出效应。
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经济后果，学术界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Chan（1990）采用事件研究法探讨了资本市场对企业R&D投资的反应，发现当企业公布增加R&D时，高科技公司股票的平均异常回报率为正，这表明市场认同高科技公司R&D投资。谢小芳和唐清泉（2009）以2002-2005年我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在产品市场上，消费者认同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对企业披露的R&D投资认同不显著同时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产品市场上的消费者更认同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另一方面，R&D投资对企业经营绩效是否有促进作用也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Sougiannis（1994）以1975-1985年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R&D投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公司每增加1美元的R&D投资，在未来7年利润都能上涨2美元即R&D投资与公司的绩效显著正相关。任海云和师萍（2009）通过对2001-2004年我国沪市A股7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也发现R&D投资与业绩显著相关，但企业业绩与R&D投资当年和R&D投资随后1至4年的相关性逐渐降低且与前两年的R&D投资的相关性也逐渐降低。杜兴强、曾泉和王亚男（2012）以2005-2009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证实了企业R&D投资能显著地提升企业业绩，R&D投入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Martin（2014）收集了1995-2006年奥地利上市公司R&D投资数据，考察企业R&D投资对其销售的影响，发现企业R&D投资与其随后两年销售的增长显著正相关。在R&D投资与企业价值方面，Griliches（1984）对1968-1974年披露了研发投资的美国157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结果发现R&D投资与企业托宾Q显著正相关。罗婷、朱青和李丹（2009）通过对2002-2006年披露了R&D投资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R&D投资与公司下一年的股价波动明显正相关而与本期的股价变动不相关。随后，徐欣和唐清泉（2010）以2002-200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结果发现我国企业R&D投资的价值相关性较高且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持续性强同时R&D投资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同时与固定资产投资和广告支出相比，其价值贡献更大。类似地，何强和陈松（2012）以2004-2007年634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证实了企业R&D投资与本期公司的价值正相关，同时与公司规模相比，R&D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且研发投入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
篇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关于文化和文化产业的研究较多，而文化产业的投融资的问题则是随着近年文化产业发展的迅猛势头才使得学术界的研究有所涉及，但却并不多见。
国外研究现状
“文化产业”最早是由阿多诺（TheodorAdomo，1990）和霍克海默（M.Max Horkhelmer，1990）提出，他们认为文化产业是一种标准化、复制化、大批量的工业化生产，并且他们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角度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否定。学者本雅明（Waler Benjamin，2002）却认为大众文化很有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2007）阐述了文化的生产、消费、价值的实现以及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查尔斯·兰蒂（2006）运用价值链分析法来研究文化产业，并提出文化产业的价值链的 5 个环节：创意的形成——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产品的流通——文化产品的发送机构——最终消费者的接受等。Kretsehmer 和 Michacl（1999）提出文化产业的 4 个属性：①有大量过度供给的潜在产品；②产品的质量高度不确定性；③对该产业中产品的消费存在特别的网络效应；④对该产业的产品需求呈现周而复始的周期性。
在文化产业融资问题上，Davis（2000）总结出日本政府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的银行或政府体系的其他金融机构对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尖端产业做投资或发放贷款，而日本民间的金融界则是利用无形资产做担保的融资形式在独立发展，同时日本民间金融界也在不断的在资本市场将无形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Choi YoungHo（2001）提出韩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不仅有政府的投资、本国私人资本的投入，还吸引了来自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大量外来资金的支持，同时指出政府和本国企业对文化内容产业的投资每年以超过 35%的速度在增长。世界银行产业发展报告（2005）就曾指出文化产业投资是经济领域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经济运作方式的重要因素。Stephen（2007）对美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状况的研究指出美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体系相对比较完善，其中中小企业管理局会为中小文化企业的融资提供担保，高科技企业或自有创业投资则由民间成立的中小企业投资机构向其直接投资，政府机构并没有主导实施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项目融资计划。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文化产业才开始从事业向产业转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入，文化艺术产业的作用和特性逐步显现，理论界才开始注意到文化产业。但是对于阻碍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投融资问题方向的研究还不多。罗靓（2008）提出，一些金融机构的硬性规定阻碍了金融资本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文化产业金融融资渠道受阻。同时国世平、颜道成（2008）认为金融监管严格、证券市场发展不完善也是阻止外来资金进入文化产业的主要原因。宋建龙（2008）林丽（2012）说明了文化产业高风险、投资周期长、“轻资产”以及需求价格弹性大等特点是导致文化产业融资困难的重要原因。吴有红（2012）指出文化企业的资产多为无形资产，由于我国尚未建立权威、科学、透明、完善的文化无形资产评估体系，对文化资产的价值缺乏权威的认可，再加上对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监管不利以及公信力市场规则的缺位等原因使得文化企业的市场化融资面临基础性障碍。除此之外安定明（2010）胡晓清，国凤兰（2012）一致认为融资渠道单一、政策支持不够、市场体系不健全等是当前影响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的主要因素。王志标（2013）指出文化产品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 ，所以 ，文化生产要注重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统一。吕超（2011）提出从拓宽融资渠道、降低文化企业融资门槛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三方面推进文化产业融资。楮晓琳（2010）认为要建立第三方评估机构，鼓励组建文化产业融资担保中介机构和知识产权专利评估机构，提高银行贷款的可能。厉无畏（2011）认为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天然的高风险性的存在，在创立新金融体制帮助文化产业进行投融资的同时还要注意的风险的监管。也就是说文化产业不能一味地只顾鼓励文化产业的投融资，还要注意其高风险带来的损失，趋利避害。还提出从构建文化产业投资保险制度入
手，以降低我国文化产业投资风险，以此来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吕倩、张维（2011）等人将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研究中已有的多银行贷款池的风险分担模式引入文化企业的研究当中对不同融资方式的比较分析,结合文化产业的具体特征提出一些更加有效信贷产品的风险分担机制,试图解决金融机构关于文化行业风险的担忧,为文化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加优越的融资环境。周宇（2013）指出互联网金融是一场划时代的金融变革，不仅颠覆了传统的金融支付方式和交易方式,而且对传统金融业务、传统金融机构、传统金融模式和传统金融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内涵界定和影响力评估尚存诸多争议,盈待深入探讨。对文化产业融资模式创新研究奠定了经济基础。刘芹（2014）从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产业融资的概念出发，在详细界定文化产业融资内涵的基础上，总结概括了我国文化产业现存的主要投融资模式,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存在投融资渠道单一、投融资结构不合理、投融资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原因。
由于以美日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的比较完善，与我国相比，国外的文化产业投融资的融资渠道相对顺畅，融资模式也多样化。而我国的文化融资环境相对就不那么乐观。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传统文化产业融资模式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融资理论的研究越来越成熟。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文化产业融资渠道又有了进一步的创新，比如2014年阿里巴巴集团推出的娱乐宝，主要是以我国电影产业来推动全民来参与文化产业的投资，开创了文化产业融资创新渠道。具体到我国电影产业的融资现状，李世亮（2007）研究了中国政府在促进电影融资渠道多样化方面的措施，指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是电影分级制的重要保障。张军（2008）通过对电影《集结号》进行研究，认为华谊兄弟之所以能够获得银行的贷款，是得益于其对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和专业的电影项目操作流程。于世利（2010）通过风险投资理论，研究了电影产业对风险投资进行对接的可行性，指出政府应该支持和鼓励各类风险投资基金进入电影产业。王乃竹（2012）通过对我国传统电影融资方式的现状和困境的研究，认为通过版权价值评估、财务精细化管控、成片担保等方式可以有效控制相关投融资风险，从而推动电影融资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陈晨（2014）提出了阿里巴巴集团推出的娱乐宝，为文化产业融资打开了一个极富想象力的空间。在“互联网+”视域下，文化产业融资模式也许会持续变革，所涉及的领域可能不会仅仅在电影产业上，也不会仅仅在娱乐宝上，也许会有更多的方式和产品呈现出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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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斌华、孙清华（2009）就拓展商业银行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提出了，创
新信贷观念和信贷机制，创新行业信贷政策和信贷技术，同时建立商业银行和风 险投资基金的联合机制等建议来完善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
[24]
侯燕（2010）
总结得出我国文化产业目前存在的融资方式大致有国家的财政拨款、资本市场的 直接融资、民营资本与外商投资、银行融资以及风险投资等。
[25]
安定明（2010）
则在借鉴国外文化产业投融资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产业发展基金的举措，来促进文 化产业融资。
[26]
日本的文化产业的融资除了政府的大力扶植之外，还最大可能
地利用了本国的民间资本——文化艺术基金的资助和投资联盟体系的共同投资
为日本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后盾。余晓泓（2008）和李华成（2012） 认为欧美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离不开其完善的多元化的融资体制、多样化的融资 方式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27]
张彬，宴丹（2012）说明了日本具体的融资方式
不仅有传统的政府的投融资基金的支持还有对外来资金的有效利用。
[28]
1.2.3 研究现状评析
由于以美日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的比较完善，与我国相比，
国外的文化产业投融资的融资渠道相对顺畅，融资模式也多样化。而我国的文化
融资环境相对就不那么乐观。首先因为金融体制的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给我 国文化产业投融资带来了制度性的障碍。其次由于文化产业自身的投资风险大、 回报周期长等一些特点，也给文化产业融资带来了阻碍。再加上我国长期的计划 经济体制使得文化产业起步阶段难以调动市场活力，只能暂时依赖政府的有限资 助来获得发展等。
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可以看到，国外对于文化产业投融资的理论研究比我国要
成熟，其许多理论研究成果也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如：日本的文化艺术基金， 韩国的外资引用等。我国的文化产业投融资理论经过近年的发展虽然也有所建
树，但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一，盲目照搬国外经验，不考虑我国具体情况差异。对于国外成功模式的
借鉴总是不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最后的借鉴就只能是理论上的借鉴，实践永远 难以付诸。
第二，只注重整体的理论研究，鲜有可行的具体融资模式的设计。国外对于
文化产业投融资的研究主要着手于细节性的研究，这是源于国外的融资机制、市 场体系都发展的非常健全，只要做好细节融资方式的设置，融资体系就会按着其 既有方向运转。与国外不同的是，我国的市场体系还处在完善阶段，这就导致我 国的文化产业投融资理论研究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大的体制、机制的构建方面，以 及对于融资困难的原因的分析方面，但是对于具体的融资细节的研究少之又少。 即使偶尔出现具体融资模式的探讨，也只是一些纸上谈兵的设想。
鉴于已有的理论研究缺陷，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经验融资模式设计的时候并没
[27]
余晓泓．美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及启示[J]．改革与战略，2008(12)．李华成．欧美文化产业投融资制
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7)．
[28]
张彬，宴丹．中日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比较[J]．商业时代，2012(4)．
有直接进行嫁接，而是在结合我国具体制度环境之后进行的全新的构建。此外， 本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只重理论探讨忽视实际应用的缺陷，在模式构建 的时候充分考虑了实际可能的障碍，使得我国的文化产业融资新模式不再只是理 论空谈。
互联网金融:
一场划时代的金融变革
□周宇
内容摘要互联网金融正在迅速崛起。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金融变革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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