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读中外名著——王守仁及其“知行合一
读中外名著——王守仁及其“知行合一”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王守仁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教育家。1510年（正德5年）受聘主讲于贵州书院，开始提出“知行合一”的主张。此后，他又先后任庐陵知县、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等职务，长期在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地活动。1521 年（正德16年）因平定宁王谋反有功，他受封为“新建伯”。
他从34岁开始，就从事讲学活动，直到去世。其中除去6年（1522~1527）是专门从事讲学之外，其余时间均是一面从政，一面讲学。他所到之处，讲学活动不断，并热心建立书院、兴办社学、建立学校，对明代中叶讲学之风的兴起和书院的勃兴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始创“知行合一”
近代以来，“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愈发扩大。对于王守仁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梁启超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知行合一之教，便是明代第一位大师王阳明先生给我学术史上留下最有名而且最有价值的一个口号。”
在王守仁所处的年代，上至皇帝下至大臣们，基本都是些腐朽堕落、贪婪残暴的人，为了争权夺利而纷争不断，社会上道德败坏，世风日下，明朝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教育上，也是腐败不堪，王守仁曾经指出：当时的文人不务正业，靠钻研一些“雕虫小技”来表现自己，相互倾轧、争夺名利，外表虽然衣冠楚楚，口头上还宣扬着自己要为恢复三代的儒学正统而奋斗，内心却如同禽兽一般。当时的学校教育，由于受到科举的影响，学生都用心于记诵八股文，追逐名利。教师所教的，学生所学的，都已经不是“明人伦”的教育内容了。王守仁认为，造成这些严重问题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知行分离。因此，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反对道德教育上“只知不行”或者“只行而不知”的人。他进一步提出，当时之所以会出现道德败坏的情况，除去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之外，士大夫们所奉行的程朱理学“先知后行”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把知、行分成两个部分，因此当产生不善之念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去实施这种不善之念，但是也无法去禁止。
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王守仁在“致良知”的体系下，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主张。
程朱理学主张“知先后行”，王守仁则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他指出：“知是行的主义，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认为，“凡人”之所以不能“做圣”，主要就是由于“知”与“行”分家了，“行”离开“知”便是乱“行”，“知”离开“行”便不是“真知”。因此，他主张的实质在于把“知”和“行”结合起来，不能离开 “行”而求“知”。
“知行合一”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防止人们的“一念之不善”，当人们在道德教育上刚要萌发“不善之念”的时候，就要将其扼杀于“萌芽”，避免让这种“不善之念”潜伏在学生的思想当中，从而解决学生的“心病”。
王守仁非常重视学生志向的培养，他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圣人”，就必须先立“圣人”之志。他说：“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立志犹如“舟之舵”，志立天下无不成之事。他曾经对学生说：“学问不等长进，只是志未立。”如果一个人不立下志向，就“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痒，恐终不济事”。立了志，更要持志不移，笃行不渝。
这其实再次体现了他所主张的“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观念，体现了王守仁在道德教育中注重实践和追求实际效果的精神。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意志品质，树立远大的志向，更要鼓励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努力去实践自己立下的志向。
而要做到“知行合一”，首先要能够静下心来，“诚意格物”，摒弃自己的私心杂念，这其实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道德修养观点。光是自己坐在那里想还是不行的，如果人老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坐久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喜欢安静，讨厌活动”，甚至成为“痴呆汉”，因此人还要多多“事上磨炼”，做到“知行合一”，这才是道德的完成。王守仁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为知。”他认为，人在道德修养上要多多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实践，倘若只是空想，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乱了，不去努力实践，那平时所想的功夫，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王守仁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当有一个人看见一个小孩子掉到井里面，必然会动恻隐之心，倘若顺着这种恻隐之心的自然发展，他必定会奔走呼救，这就是“知行合一”，也就是王守仁所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但是，倘若这个人此时转念，畏惧艰险，或者因为和孩子的父母关系不好而不前往，就是有“知”而“无行”了。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要时刻注意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进行反省和检查，也就是王守仁所提出的“省察克治”，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自觉克制各种私欲，不让它们危害自身的道德修养。他提出人要自觉检讨，坚决改正，只要这种“省察”工作时常、及时地进行，经过一段时间，人就会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倘若省察不够及时，已经犯了过错，也并不是件不光彩的事。王守仁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道德过错，关键是能够勇于改过从善。悔悟是去病之药，然而，光悔悟还是不够的。倘若只是悔而不悟，或悔而不改，还是要出问题。因此，改之为贵，只要能改正自己的过错，仍然可以取信于人。这就告诉我们，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不光要培养学生勇于承认错误的良好道德情感素质，更要培养他们勇于改过的道德实践能力，也就是“知行合一”。教师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对症下药，让学生体会到教师的良苦用心，帮助学生树立改过从善的信心。
篇二：知行合一王阳明--读后感
《知行合一王阳明》读后感
拿到这本书时，真不知从何谈起，深感自己才学疏浅。随手翻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作者度阴山，让我随之联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句诗语，这位当今的“历史奇才”对中国明代的全儒大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的分析，让我不得不静下心来细细品读其中的哲理，只能感知一二。
为此，我找寻了明代王阳明先生的相关简介，在其家乡浙江余姚，他本人则是一位人人敬仰的杰出乡贤。了解了王阳明先生在历史上能文能武，独创心学，打起了挑战传统程朱理学的旗帜。《知行合一王阳明（1472—1529）》还是唯一一本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呈现王阳明传奇人生的传记： 在经历了当众廷杖的奇耻、下狱待死的恐惧；流放南蛮的绝望、瘟疫肆虐的危险；荒山野岭的孤寂、无人问津的落寞，直至悟道的狂喜、得道的平静后，王阳明不但求得了内心的安宁，而且逐渐通过“知行合一”拥有了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明率文吏弱卒，荡平了江西数十年巨寇；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明以几封书信，一场火攻，三十五天内平定了宁王之乱；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明从根本上扫清了困扰明政府多年的广西部族匪患。《心学》更是是明代的一盏思想明灯，且默默地影响着后世。他的心学秘诀浓缩为一句话----知行合一，翻译成今天的话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提法，在王阳明那个时代绝对是挑战权威、颠覆传统的异端。
阅读中，网上一博文的例子让我借用分享：在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凡是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二个先决条件。一是确立正确的目标，二是找到正确的路径，二者缺一不可。其中，确立正确的目标看起来似乎相对容易，但
要找出正确的路径比较困难，尤其是找到最佳路径（成本最小，收效最大）则更是难上加难。有时候，正是因为找不到正确的路径，反过来证明之前所确立目标的不切实际。也就是说，一切对于目标的动摇，根源还在于路径选择的困难上。 也就是说，归根结底，“道路”二字可拆开来理解。“道”就是正确的方向，人们对它只是探索和追寻，但它却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对真理只能选择去认识和感知，但不能妄想去创造或创新真理。以上文中富含哲理性的言语让我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习主席推荐6次的哲学理念，公务员们争相购买！首部全面解读知行合一哲学理念及其创始人王阳明的通俗全传！由于当今社会的浮躁，应用在工作、生活中，是怎么个样子呢？文中提到王老先生 “在事上磨炼”， 他主张道德佳养要紧密同日常生活联系，"在事上磨炼。，才能落实 "知行合一"。这些道理不正是应该在我们的日常活动中一一落实的吗！
篇三：王阳明 知行合一
王阳明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科学知识，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是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是指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
1
简介
致良知，知行合一。是阳明文化的核心。先有致良知，而后有知行合一。
致良知
“致良知”作为阳明文化的核心思想有三层重要意义：
第一层意义： [conscience]∶天赋的道德理念 。良知直指良心，叫做天理。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的道德意识，人人俱有，是道的本体。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即可。月牙山人说：“五脏的平和健康是良知的内在生理环境，善与恶只不过是五脏健康与否的体现。” 第二层意义：良知直指良识，叫做精一，是儒家教育的核心文化，出自先王遗训“惟精惟一”。道德是素质中的内在修养，专业技术是素质中的质量，惟精惟一是技术学习和做事的质量要求，是人生的成功哲学。月牙山人说：“人贵精专，成于勤乐，功于经世致用。” 第三层意义：“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实现善与精一，知行合一。月牙山人说：“为而不知精一，何以行？学而无用，无以为功。 引自月牙山人《无知录》
知行合一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王守仁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
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朱陆都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主张求理于吾心。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但他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践活动的界限。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这是他的“立言宗旨”。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是一种讲内心“省察克治”的唯心主义道德修养学说。他所谓不曾被私意隔断的知行本体，就是指“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良知，认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行。他的“致良知”即知行合一，就是“去恶为善”、“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他声明：“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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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背景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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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守仁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
王阳明这样用意念代替“行”合理的方面，要人们树立一种信念，在刚开始意念活动时句依照"善"的原则去做，将不善和恶消灭在刚刚萌发的时候，这也叫“知行合一”。所以，对“知行合一”应该全面理解，这样才能正确评价。 另外，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中还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第一，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衡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而且立志可以促使勤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改过”是指自己，“责善”是劝别人改过，这里面还包括了“谏师之道”，即向老师进谏，指出错误。第二是独立的治学精神和能力。第三是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第四是强调身体力行。这些教育思想对今天的青年人学习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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