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郭沫若荒唐风流史
鲁迅骂他“流氓加才子” 揭秘郭沫若荒唐风流史(图)
文章来源: 史海钩沉 于 2013-04-24
因雅安地震的震后救助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再次成为焦点。正当红会对外宣布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之时，有英媒披露称，郭美美是原红会副会长郭长江包养的“二奶”。郭长江则是中国著名文学家郭沫若的儿子。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郭长江的名人父亲郭沫若，就有一段始乱终弃的风流往事。
郭沫若曾经在日本渡过漫长的留学生活，并且，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整整十年，可以说，郭沫若青春最好的时光奉献给了日本。这个被鲁迅骂作“流氓加才子”的大文豪，由于其文化大革命的骑墙草作风，更加上要把骨灰撒在大寨的做作表现，留给后人诸多诟话。
郭沫若
事情回到1911年的一天，郭沫若接到一封家信，信上说，母亲已给他订了婚。女家是苏溪镇的张家小姐张琼华，和远房的叔母是亲戚。因为是门当户对，母亲又亲自去看过本人，说女子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似乎都合郭沫若的心意，所以没经他本人同意便把婚事定了。
旧式婚姻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郭沫若不便拒绝，只好趁这一年的年假回故乡草草完婚。
喝了交杯酒后，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见面。揭开新娘头上的脸帕时，郭沫若心里怦怦直跳，他屏住呼吸想要看个仔细，但昏昏然只见一双三寸金莲，一对翘天的猩猩鼻孔。郭沫若在极度失望中返身走出了洞房……张琼华从入门的第一天起，就尝到了“无夫即无主”的难处。
婚后第五天，郁郁寡欢的郭沫若便坐船去成都了。这一年的暑假他曾回家居住，但每晚都睡在厢房的长凳上，绝不和张琼华同房。这位被重重封建礼教紧紧束缚的女子，独守闺房，孝敬公婆，对郭沫若从未产生过哀怨的情绪。
1916年8月，在日本东京的圣路加病院，郭沫若认识了年仅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即后来的郭安娜）。佐藤富子的父亲是牧师，母亲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虽说谈不上富裕，但在明治四十年代能够让女儿接受中等教育并脱离农村走向都市，可以看出佐藤的家族是开明和富有远见的。
当时的郭沫若，是官费留学生，每月从国民政府那里享受33日元的奖学金。在当时，几个人合租一屋，租金只需1.5日元，而每月的伙食费8.5日元也绰绰有余。正是在这等宽松的环境下，郭大文豪诗兴大发，并有闲情逸致与佐藤小姐花前月下、甜蜜私语。应当说，当时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是体现了自由爱情的力量，郭沫若为追求佐藤写了100多封情书，而佐藤小姐陶醉于郭沫若的才华横溢，毅然辞去工作与郭沫若同居，为这，在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后，佐藤甚至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这段浪漫甚至富有一些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最终以安娜的人生悲剧而告终。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后，安娜甚至连追悼会的新闻报道也没有看。安娜膝下的子女，对郭沫若更是不敬而远之。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安娜一家，为何对郭沫若如此感冒？如此不愿谅解呢？
现在许多专家学者将原因归结为郭沫若的私生活问题。确实，郭沫若在个人私生活方面是相当糜烂的，当年他作为官费留学生，在日本拈花惹草，这里不多详述。典型的案例如：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安琳，1927年10月，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
在内山书店楼上两人度过短暂的蜜月时光，后来此事无疾而终，安琳下落不明。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走投无路，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日本流亡生涯。在这种险恶背景之下。支撑家庭生活重担的是无怨无悔的安娜，而郭沫若的六根依旧未能清静，大约在1933年前后，郭沫若在外寻花问柳，染上性病，并且传染给安娜，一时间手足无措，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
郭沫若原配夫人张琼华（左侧站立者）与郭母合影
郭沫若在日本玩得更大的当属和于立忱之间的一段情。于立忱出身于名门，是民国初
年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于立忱，亭亭玉立，大家闰秀。作为《大公报》记者，大约在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在东京的日子里，郭、于两人过从甚密，据说于立忱后来参加东京的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在回上海不久的1937年5月，于立忱突然自杀，留下了“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的绝命词。
于立忱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迷，但与郭沫若有密切关系，这点不容置疑。据谢冰莹的回忆，于立忱曾经为郭沫若而堕胎，郭沫若拼命追求于立忱三年，口口声声称与安娜没有感情，决心要摆脱安娜，但于立忱怀孕后，郭态度突然改变，吞吞吐吐敷衍。于立忱由此大彻大悟，明白郭原来是这么一个人格扫地的人物。谢冰莹的回忆是一家孤证，可信度如何，仍有待继续考证。但于立忱的自杀，是郭沫若一块难以摆脱的心病。郭回国第四天，就前往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并很快与其妹妹于立群相识，当于立群将于立忱的遗诗转交郭沫若时，郭沫若双手微颤，竟一句话也说不出。出于对于立忱的负疚之情，郭沫若坦言要将爱她姐姐之心转移到于立群身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立忱是投入得很深的。
因为于立忱的关系，郭沫若对《大公报》的感情变得相当复杂。起初郭对《大公报》欣赏有加，后来《大公报》当家人张季鸾追求于立忱，郭非常感冒，两人遂成为“情敌”，郭就再也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于立忱既逝，抗战期间张季鸾和《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正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芸生开玩笑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一语双关，搞得郭沫若“满脸通红”，从此留下对王的愤恨之心。王芸生在文革期间吃足苦头，这是后话。
篇二：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
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
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
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
篇三：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歌词
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 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光亮 以为你就是故乡
却变成我的流浪
谁的傍晚是谁的天亮
十九八七六十六亿人同时狂欢 五四三二一个人倒数孤单 回忆的拥挤广场
假装你还在身旁
就像你最爱依赖我的肩膀 第一行诗的狂妄
第一首歌的难忘
第一次吻你的唇
你的倔强
第一颗流星灿烂
第一个天真愿望
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 你教我爱的善良
你教我恨的野蛮
你教我忘记该忘
伤心太伤
那些你教我的事
让思念更苦更长
只想问
想念的
想念的
想念的你
怎么样
爱情是信仰
或只能是沿途风光
那女孩带我漫游一次天堂 你教我怎么爱上
却没教怎么遗忘
让我的阳光都变成了泪光 第一行诗的狂妄
第一首歌的难忘
第一次吻你的唇
你的倔强
第一颗流星灿烂
第一个天真愿望
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 你教我爱的善良
你教我恨的野蛮
你教我忘记该忘 伤心太伤
那些你教我的事 让思念更苦更长 只想问
想念的
想念的
想念的你
怎么样
第一行诗的狂妄 第一首歌的难忘 第一次吻你的唇 你的倔强
第一颗流星灿烂 第一个天真愿望
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 你教我爱的善良 你教我恨的野蛮 你教我忘记该忘 伤心太伤
那些你教我的事 让思念更苦更长 只想问
想念的
想念的
想念的你
怎么样
那些你教我的事 让思念更苦更长 只想问
想念的
想念的
想念的你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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