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国式插队影响着中国人在国际上道德形象
中国式插队，属于中国式排队的形式之一，就是在排队的过程中不遵守秩序，在队伍中加塞，以达到办事优先的目的。中国式插队，是一种中国式陋习，不仅是中国人感到[1]困扰的社会问题，也影响着中国人在国际上道德形象。
中国式插队，出现在中国式排队的背景下，在中国，去哪里都人满为患，因此都要排长队等候，尤其是到七八月的旅游旺季，中国各大名胜古迹、旅游景点、海滩都会人头攒动，因此，每个景区门口都会排起长长的购票队伍。但在中国排队，你不要指望排队长龙会依照顺序缩短，直到轮到你，因为常有人会插队，这种插队的现象就被称为中国式插队。
插队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群体分散型排队。
多名伙伴排不同的队，待其中一人快轮到时，原本排在其他队的伙伴们便会赶过来，导致后面的人需要等待更长时间。
2、“见缝插针”式插队。
这些人常占据售票窗口旁边的位置、向里面的售票员问东问西，待“麻痹”后面的人后，便见机行事地插进来买票，一切看起来很自然。
3、“厚颜无耻”型。
这类人一般毫不顾忌他人眼光，很直接坦然地就站到某个人前面，完全无视后边的长龙。鉴于这类人通常属于较危险的人群，所以人们会选择睁只眼闭只眼，不与其一般见识。
4、“另起炉灶”型。
这类人一般扎堆行动，选择在长龙的旁边另排一个队，误导和引诱后来的人排在自己身后，久而久之那边厢的队也逐渐形成规模，真假难辨。这时排在原来队的人会与之理论乃至争执，但大部分情况下都会以妥协告终，这导致原先老老实实排队的人“老老实实吃眼前亏”。
中国式插队这一陋习的形成和泛滥，是有一批人不顾规则，行之则畅通无阻，故而才会有人步其后尘而泛滥成为一种陋习。
1、在中国，排队更多意味管制约束，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能干等，抢不到就饿肚子，所以做什么都要争、要抢。
2、中国人似乎总在赶时间。
上网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排队，最好能插队。
3、在中国，排队就意味着是能力有限，没本事的表现，所以人们不喜欢排队，喜欢加塞儿、活动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从侧面证明自己。
1、出行人有一点计划、早一点出门、多一点尊重秩序和体谅别人的心，就不会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而公然破坏已有的良好秩序。
2、“中国式插队”已成为一部分人自私自利，并导致社会秩序失守的缩影。在这种秩序失守的巨大漩涡中，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每一个人都无法自拔。单个人的力量远远无法与这漩涡较量，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维护秩序，才能远离这些“中国式”的种种陋习。
3、强化道德教育，尤其必须通过媒体宣传、现场管理、视频监控并与必要的处罚相结合，令其逐步养成自觉排队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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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群众互相监督。
在一些公共场所，有人之所以屡屡“插队”成功，正是因为利用了人们大多不想站出来制止“插队”，维护自己和大家的正当权益的心理。敢于得罪人，聚集正能量，是喝退插队者的有力武器。
5、构建良好的秩序，避免“插队”现象频发，最终还是要靠每个人的道德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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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习近平7年知青插队岁月
习近平7年知青插队岁月：村民称没听其叫过苦 时政新闻经济观察网张延龙2012-11-19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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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北京形成上山下乡运动高潮。1969年初冬，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的延川县，开始了他的7年知青插队岁月。
90年代编订的《延川县志》记载，1969年1月23日，北京1300多名知识青年来本县落户插队。知识青年们搭乘知青专列，从北京驶往陕北，一天一夜后，抵达陕西铜川站，然后换乘汽车，穿越黄土高原上的千丘万壑，来到延安，继而被分配到各县、镇、村。
北京知青吴乃华在《我的知青岁月》中回忆说，这一路，“全是土路，一辆接一辆汽车行驶在陕北的塬上，扬起了漫天的黄尘，人人都是灰头土脸”。从铜川到延安，大约有200公里左右的路程，习近平先到延安，继而被分配到距离延安80公里左右的延川县，最后，到了文安驿镇。
文安驿镇坐落在延川县和延安市之间的山岭中，古时曾设文安县，隋朝撤县并入延川县后，又一直设驿站，遂称文安驿。
78岁的石玉兴，当时是梁家河大队一队队长，他向本报回忆说，社员们吃过早饭就出发了，赶着毛驴车，带着孩子，沿着山路赶了大约两个钟头，到了文安驿公社大院，看见了“一群十六七岁的小伙儿和姑娘”。“文革”期间，先后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其中大部分人是1969年初来到延安地区的各个县农村的。当时延川县接纳的千余名北京知青，全部来自海淀区，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
公社已把名单提前分好，各大队支书根据单子招呼分到自己村的知青，点名确认后，社员帮助知青拿箱子铺盖行李，知青跟在社员后面回大队。石玉兴和社员们带着15名知青回到梁家河村。
回到村子，习近平被安排住到村民张侯娃家院内，当时，住在1号窑洞内的知青，分别是习近平、雷平生、王延生、戴民、杨今生、佟大民。如今，这座院子仍保留着当时的原貌，院子坐北面南，背靠着一座小山丘，东侧有一棵槐树，由西向东分布有三孔窑洞。窑面上题有“为人民服务”，两侧竖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落款为1970年。
在当时，延安广大农村仍然是“毛驴驮水，牛耕地；煤油点灯，粗布衣”，有时候甚至连饭都吃不饱。窑洞里没有木板床，只有一盘土炕，很多人挤在一起。与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的兵团知青最大的不同是，陕北的知青基本是“撒”在延安山沟里的，有的村子四五人，多的十几人，延川籍的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梁向阳说，“这些知青接触到中国最贫穷地区的真实情况，而不像兵团知青那样始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与百姓没有更深切的接触。”没听他叫过苦
当被问起对习近平的第一印象，石玉兴说，“有知识，爱读书”。帮知青搬行李的那天，曾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让村子里的老人至今印象深刻：有位社员率先挑了一个小箱子，结果路上歇息时，发现他搬的箱子比其他人都沉，一度好奇“里面是不是金元宝”。
后来才证实，那个小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全是书。
但是，知识青年们来到农村，首要任务是劳动。延安方言中，把劳动叫做“受苦”，与平原地区不同，黄土高原上山多、地少、缺水，耕作条件分外艰苦。来到梁家河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习近平在村里的基建队劳动，基建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坝淤地，石玉兴说，习近平的工作是铲土。
在黄土高原上，平地是珍稀的资源，《延川县志》显示，全县地面倾角15度以下的平缓地，仅占土地总面积24%左右，25度以上倾角的陡坡地占土地总面积接近60%，地形复杂，大量农耕地位于河道、沟壑的坡面上。
而按照统计，倾角25度以下的平缓地，粮食亩产量一般在150公斤~300公斤，而倾角25度以上的陡坡地，由于重力侵蚀活跃，水土流失严重，亩产量仅为20~30公斤，基本不宜耕作。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陕北地区开始大面积进行土地治理，主要内容是在山坡上平整梯田，以及在沟道中打坝淤地，即打淤地坝从沟道两侧山体铲土，填入沟道，同时在沟道中用泥土打坝拦截汛期洪水，淤地、漫平、造田。陕北民间流传：“宁种一亩沟，不种十亩坡”、“打坝如修仓，拦泥如积粮，村有百亩坝，再旱也不怕”。
打淤地坝是艰苦的工作：从山上铲土、填沟、修坝，全部要依仗人力。石玉兴说，一开始，北京知青们干活并不行，习近平2000年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也曾透露，自己年龄小，开始干活很随意，还曾临阵脱逃回过北京。
在当时，习近平从父母处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遗传了一副强健的体魄，很快，他就适应了农村的艰苦劳动。村民们回忆，当时习近平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农历二三月，陕北冰雪初融，他常常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冰水中打坝，“手上磨得都是泡，没听他叫过苦”。
在2003年，习近平接受央视《东方之子》专访时，回忆了那段岁月：“一年365天，除了生病，几乎没有歇着。下雨刮风在窑洞里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还要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到后来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党支部书记
2005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接受过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采访。他说他当年在延川农村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出人意料的是，第一关不是劳动、思想，而是小小的跳蚤。
他说，“当时跳蚤搞得我们痛不欲生。我皮肤过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脓包，全身长疮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严重到我们把六六粉撒到床单上睡觉，否则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后没事了，硬扛过来了??”
在当时，陕北农村，人们除了每年夏天在村前小河洗上有数的几次澡之外，一年四季几乎再也洗不到澡，虱子、跳蚤等寄生虫根本无法消灭。最后，“虱子多了不痒”，知青们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
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习近平也没有忘记不断读书。在石玉兴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在煤油灯下看书，“都是砖头厚的书，有时候吃饭也看”，村民们都觉得他是个“爱学习的好娃”。
经过艰苦的劳动锻炼，1974年，习近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据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梁家河村农民党员梁玉明回忆，他介绍习近平入党“完全是因为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
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习近平等381位博士的文章，所收录的习近平自述说，“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自述中说，“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入党后不久，习近平被选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石玉兴说，大家选习近平，是因为他“踏实肯干，聪明好学，能带领社员搞好生产”。
陕西第一口沼气
11月13日，记者在梁家河村看到，这座安静的小山村普通而整洁，在一些地方，依然可以看到习近平当年“带领社员搞好生产”的痕迹。
一些村民还记得，路边有一块玉米田，“是习近平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带领社员打坝打的”。一进村，就看到显眼处有一块石碑，写着“陕西第一口沼气”，石碑后的墙上是宣传画，两旁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延川县志》记载：1974年5月，延川县革命委员会设沼气办公室，并确定县农场、梁家河、延水关为沼气试点。
1974年8月，北京插队知青习近平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建成本县第一口沼气池。
当时，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介绍四川利用沼气的报道后，找到北京支延干部张之森，谈了想在梁家河试验沼气的想法，延川县委研究后，决定派习近平等6人前往四川学习。“从四川回来后，习近平带领我们社员建成了沼气池，这也是陕西第一口沼气”，石玉兴说，解决了农民的做饭、照明和施肥问题。
篇三：看图说话——我插队时用过的劳动工具
看图说话
━━我插队时用过的劳动工具
前言
看图说话向大家列出我在西丰曾经使用过的十多件劳动工具，沟友们对这些工具的大部分都是非常熟悉，在这里展示出来，有些班门弄斧之嫌，因为尘封在每位沟友记忆深处曾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劳动工具，都是他（她）们心中的最爱，都是那样的完美无暇，只不过没腾出时间拿出来晾晒罢了。本人没有绘画基础，用电脑绘图也是在学习中，文中的图片权当做示意图吧。况且，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对劳动工具和劳动程序的描述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恳请沟友给予指正。我1968年到饶河县西丰大队插队落户。这些工具，有的我用过几年，有的只用过一两次，但是它们在我的心目中都是同样的光彩夺目，记忆犹新：因为是它们让我稚嫩的双手打起血泡最终磨成老茧；是它们让我把青春的汗水挥洒在那片黑土地上；是它们让我在懵懂的时期学会了生产劳动的技能和生存的本领。它们形状各异的外观，它们简单、实用、科学的劳动程序，它们派生出的丰富多彩、五花八门的农活和逸闻趣事，都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这或许就是与西丰沟结下的不解之缘吧？
名称：镰刀 外观和用途：镰刀分夹把的和带裤的两种，刀头加上木把长度约50多公分。夹把镰刀刀头较薄有弹性，呈月牙形，主要用于割麦子或谷子。带裤镰刀刀头刚硬挺直，宁折不弯，用于割豆子或苞米，到了夏秋季节上山採木耳和蘑菇带上它既可以清理荆棘还可以防身。夹把镰刀刃必须十分锋利，因为麦秸像草状较软，刀若不快麦子就不下货，还会带出麦根来，所以割麦子是累膀子。带裤镰刀的锋利程度相对差一些，豆秸发干发脆，割地时刀头贴地往回搂，左手同时迎着豆秸向前推，这样连搂带掘（juě），豆秸就割倒在脚前，然后用脚背勾住豆秸向前趟行，继续刀割、手掘、脚趟。由于豆棵比较矮小，所以割豆子累的是腰。割豆子都要有“打头的”和“贴标的”，打头的也有“毛了”的时候，有时是为赶进度主动“毛了”， 有时是被后面的人赶上来给撵“毛了”。“发毛”的场景很壮观，个个是哈腰撅腚，手脚并用，争先恐后，所向披靡。所以割地这活儿打的是突击战和歼灭战。割地都会随身带一块小磨石，歇气儿的时候掏出来，向上面吐口唾沫，然后在刀刃上摩擦，这叫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磨好之后还要试试刀口，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将镰刀放到头顶，如果头发能掛住镰刀，说明刀刃锋利，如果在头发上打滑，就还要再磨磨。四队有个社员叫“懒于”的，据说也用此法试刀，一不小心镰刀从头上滑下来，手没接住，刀头直落到鼻梁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鼻梁上已经留下一道永久的伤疤。
名称：锄头
外观和用途：锄头的头部是铁制，锄板类似扇形，最宽处15公分，锄板和锄裤铆制，长30公分，锄杠长150公分，是无疤瘌疖子的椴木。锄头是一年四季中伴随农民时间最长的劳动工具，从春季播种时刨埯、间苗，到夏季的除草、铲地、背垄，再到上秋时的拿大草处处都离不开它。所以 “撸锄杠的”往往就成了农民的代名词。铲地是一人抱一根垄，铲地时身体前倾跨步向前伸锄，在垄的两侧下锄并往回拉锄，锄板要刹进土里，有草则锄草，没草则松土，然后锄头再伸到垄台上用左右锄尖在豆苗间走“之”字形，剥离豆苗间的硬土，剔除豆苗间的杂草。之后就是继续跨步伸锄重复以上动作。虽然劳动强度不是很大，但总是这一套姿势一天干上十二三个小时，也会感觉十分枯燥和疲劳，所以铲地这活儿打的是持久战和消耗战。铲地基本属于直体劳动，几个人在一起边铲边走，走走停停，速度类似散步，这给人与人之间语言交流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男人们谈论的大多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人间猎奇的趣事；妇女们所议论的多半就是张家长李家短、房前屋后的琐事了。说到锄头，不能不说它的附带工具一一刮锄板，香烟盒大小，铁片或木片制成，平时系在腰间。土地潮湿的时候铲地，一会儿锄背儿上就挂上一层厚土，这就要用刮锄板将土刮掉，之后锄头再铲地又轻巧又刹土。
名称：叉子
外观和用途：叉头是钢制，宽21长24公分，4个齿，蜡木杆叉把儿长130公分。夏、秋季收割后在地里用它挑麦各子或谷各子来装车，豆地里的豆秸也必须用它来挑装。脱谷的时候用它喂入、倒垛、清理豆秸。叉子自重轻，但是承重力强，脱谷时叉起百十斤重的豆秸送上喂入台是经常的事。到了秋天马车拉地的时候，为了多装，都要“搭跨”，就是用四根硬木杆固定在车板上，加宽车板的宽度，两边各加40公分。装车也有学问，跟车的人将豆秸挑到车上，车老板用叉子一层层摆放豆秸，豆秸之间互相咬住，四边四角不能耷拉头，最后装好的豆秸车形状是上大下小的梯形结构。另外，在和泥脱大坯的时候叉子也是很好用的工具，用它挖土不沾土，和泥不沾泥，挑一叉子泥往坯模子中间一倒，将坯模四角用泥填实，再用手沾水抹平坯面，提起坯模子，一块坯就脱成了。脱下块坯之前别忘了坯模子四周要刷水呦！
名称：木锨
外观和用途：木锨头是长方形，长38公分，宽28公分，锨面中部微微弯曲呈弧形，木锨把长130公分，锨头和锨把都是用椴木制成。木锨是在场院中专用来扬场的工具。扬场就是用木锨将谷物豆类迎风扬向空中，借助风力把粮食和杂物分离出来，一般二、三级风最好。扬场应用的是惯性质量原理，以扬豆子为例，用木锨将豆子扇面扬出的瞬间，木锨在空中要有一个刹车的动作，豆子迅速脱离木锨，在同等出手速度下，质量重的豆子落在远处，其中石块、土块落得最远，豆皮豆秸在风的作用下散落在近处，扫场的人再用扫帚将石块和杂物剥离出来。上风头豆子最成熟饱满，用来留作种子，中段的豆子交公粮，下风头的豆子和破碎半只好用来榨油了。四队扬场最好的要数原老三了，他不但会见风使舵，还会编出各种花样，一会儿正手扬，一会儿反手扬，时而扬出个彩虹出世，时而扬出个天女散花，动作是那样地协调和优美，我如同在街头观赏杂耍似的看着就是一种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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