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魏晋历史论文读后感
一、李泽厚《魏晋风度：人的主题》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社会的变迁，在意识形态和和文化心理的表现则为，与颂功德、讲实用的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反映在文艺、美学、哲学上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就是——人的觉醒。
《古诗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直至陶渊明的自挽歌，无不写出了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以致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由此体现了当代文人学士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即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正是对于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追求和把握，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正因如此，这些诗篇才获得了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而不使人心衰气丧。
魏晋时代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的破坏、对抗下取得的。经过激烈斗争，人在这个时代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内在的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由于“人”，仍然是有具体社会性的，所以士族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精神风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
人的觉醒也体现在哲学和美学上。不是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是内在的虚无本体，不是自然观（元气论），而是本体论，成为哲学的首要命题。而“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则作为了美学的理论和艺术原则。与此相当，在语言艺术上，“言不尽意”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正如文中所言，钟嵘推《十九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魏晋是个何其纷乱的时代，然而从文学、美学到哲学，无不达到一个令人高瞻的境界。正是崩坏的外在价值追求，使得文人学士纷纷追求内在的丰盈。关于人生的感慨、生死的喟叹，至今读来，依然有一种旷远的沉重感。这样的主题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无法逃脱的，思之不得解，唯诉诸诗画，庇于酒色。极为难得的是，这样的沉郁和哀伤，却能激发人对生命和生活的强烈的渴望和追求。人生百年，不过邈尘。与其为了外在的价值标准，不如遵循内心关于人生的直觉，及时享乐。
因此我衷心敬重魏晋的名士，“非汤、武而薄周、礼”以致被杀头的嵇康，以及阮籍等贤士，为了对抗和否定传统观念和礼俗，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只为了捍卫内心所坚持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何不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并不一定要去学习这等放浪形骸、饮酒享乐，但是其内在的才情、风神却深深吸引着世人。由此可见，人与时代和社会必然会有冲突，世间总会有桎梏人的礼俗和观念，如何在压迫中不灭亡不消失，在于内心的不屈服。内心自在丰盈，绕指柔自有百炼钢。
二、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以时间为线索，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开始一直到晋末，阐述了当时的行文风格，以及文人们吃药和嗜酒的原因。鲁迅对这个时期的文章风格做出了总结，归纳起来，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由行文风格，鲁迅从曹氏父子又引申到“建安七子”，进而引出何晏服食五石散并使其成为时代名人的潮流，再而讲到了“竹林七贤”以及与酒的关系。
在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时期的文人们的生活是非常扭曲和放浪的，文章不臧否人物以自保，沉湎于五石散的流毒，又借酒的浇灌逃避现实，其实都是时代使然。如此乱世，曹操、司马氏等奸雄相继掌权，天下大势反复无常，百姓受害甚烈，礼教与名常都成了掌权者的玩物和巩固地位的工具。所谓名士又怎能不为朝代更迭的大势所席卷呢？这个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迫之越深，抗之越烈，从孔融到嵇康，又有谁
不是为了言语与思想的自由而付出了生命呢？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正因为有现实的残破不堪和惨痛经历，进一步加速了知识分子关于人的觉醒。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藐视礼法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
鲁迅写魏晋时期的文人，虽行文幽默，但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文人是深情和智慧并存的，他们放浪形骸、吃药嗜酒，其背后都是有沉甸甸的内涵和不可抑制的痛苦。其荒诞不羁正是对于这个时代深沉的讽刺。避而不谈政治的请谈风，饮酒吃药成风的嗜好，以及“扪虱而谈”的生活风貌，无不是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社会酷烈带给当时文人学士们的深刻烙印。
由此鲁迅先生想表达的其实是对于中国国民时期政治黑暗的强烈反讽。这篇文章是鲁迅在1927年所做的演讲，当时国民党在广州推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当时他的处境也很危险，而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曲折地对国民党进行了揭露和讽刺。以此呼应两千年前的魏晋时期，文人都是处于政治黑暗，前路迷茫的时期。区区文人无法严明曲折心迹，只有借讽刺和暗喻来道出对于暴政的反抗。我想，鲁迅先生在说出魏晋时期那些名士的不羁和浪荡时，内心是否有怒火在熊燃，是否有憎恨在切齿。
三、冯友兰《论风流》
风流是一种人格美。美是一种具有主观性质的内容，由于风流是一种美，所以也是无法用言语来传达的。可以讲的，只是构成风流的一部分的条件。这篇文章所举“论风流”的例子，大都取自《世说新语》。构成真风流的条件有以下四个。
第一点，真名士，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玄心可以说是超越感，超越是超越自我。超越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的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死生，都不足以介其意。第二点，真风流的人，必须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只凭直觉，而得来的对于真理的知识。只言片语以达意，此之谓名言隽语，是风流的人的语言。第三点，真风流的人，必须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的感受。《世说新语》中的名士，有些行为初看时很奇怪的，但从妙赏的角度看，也是可以了解的。第四点，真风流的人，必有深情。但因其已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他对于万物，有一种深厚的同情。
在以上所举的例子中，主要的情感是哀乐。但有玄心的人，能够超越自我，在更高的角度，看个人的祸福成败，看人生的飘渺无常，超越哀乐。没有哀乐，谓之忘情。
冯先生认为，风流不可言明，所谓论风流，不过是分析风流的构成条件。然则涵观这四个条件，有玄心、有洞见、有妙赏、有深情，无一不是难以达到的境界，而风流之人却如同生而风流，轻松达到这几个条件，叫常人自愧莫及。我认为有洞见和有妙赏是较为容易达到的。有洞见在于对真理的知识有直觉的认知感，这能够在累积了深厚的学识、深彻的思考后，形成敏锐的直觉；而有妙赏，则是在鉴赏艺术之外，在平时的生活中发现不为常人所知的美。这两者是可以通过锻炼和修养而实现的。有玄心和有深情，则比较难以实现。只有内心足够深邃旷达，且对于宇宙大千又有包容的深爱和同情，才能达到这近乎禅的境界。由内心而观世界，超越一己的哀乐，这需要外在际遇、内在修为，更需要看一个人的悟性。
真正的风流固然是难得的境界，但却也不必以假风流去附庸真名士。如此戚戚然靠作达来自欺欺人，品格未免也太低了。虽说文章总结出了真风流的几个条件，但我认为真正的风流，因人而异，也没有统一的状态。活出自己的风度和修养，保持内心丰盈，与世间万物同呼共吸，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美，自成一格。也许浑浑然便已是风流。
篇二：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血泪交织的挽歌
——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提起魏晋风度，不了解的人总觉得那时候的文人学士是很飘逸和自由的，但是现实是残忍的，对那时的文人学士来说那是一场华丽的梦魇。宗白华曾说过“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最近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这篇文章据《鲁迅日记》为1927年7月23日广州市教育局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当时正是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鲁迅的许多学生也被杀，为了表示抗议，鲁迅已坚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当时他在广州的处境也很危险，按林语堂的说法，国民党政府请鲁迅公开演讲，也有窥测他的态度的用意，鲁迅则在这次演讲中曲折地对国民党暴政作了揭露和讽刺。首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篇文章，鲁迅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是以时间为线索，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开始一直到晋末。在时间主线索中又穿插从文章风格写到“建安七子”，然后引出何晏服五石散，接着又伸展到“竹林七贤”与酒。全文语言不乏幽默，结构紧凑，明朗，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状况，给我们阐述了当时的行文风格，文人吃药和嗜酒的原因。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观点，我挺赞同的，因为他是立足当时的社会融合自己冷静的分析，如在文章的第3段“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画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虽然在这时期有“晋之董狐，书法不引”，但是史官的记载有时候的确不能全信，即使是那一时期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有个人偏好和“当局者迷”的嫌疑，而且很多时候当权者的压力会改变史官秉笔直书的初衷。还有
他对于魏晋文人的种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和表面的风光说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却一针见血的道出了当时文人学士不可自拔的无奈。对于魏晋的破坏礼教者，鲁迅先生认为是“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看到这句话时我仿佛能感受因不满当时社会那些表面的和虚假的礼教者，但又无可奈何时，当时文人学士是怀着怎样一种歇斯底里的心痛看着那些“假礼教者”去亵渎礼教，于是他们走上一条看似与自己信仰背道而驰的路。其实在他们心中的信仰是真正意义上的礼教而不是流于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就如阮籍在自己母亲故去后，饮酒而后吐血，可以看出阮籍的孝道是内心的而不是表面的形式。除了对鲁迅先生的由衷佩服，我也有对魏晋文人学士吃药嗜酒等一些行为的感慨。
先说一下魏晋时期的背景：从1世纪末2世纪初起，东汉王朝的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握政权，他们之间明争暗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同时又都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掠夺。终于，激起灵帝刘宏中平元年的黄巾大起义，随而产生献帝初平元年的董卓之乱和以后军阀大混战。经过这些大的战乱，中原形成“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中日行，不见所识，”“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惨象，人民死亡枕藉，生产严重破坏。这种残破不堪的现实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惨痛经历，从逆方向加速了知识分子头脑中人的觉醒，他们唱出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生何有常，但患年岁暮”（孔融）；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等都是当时心里极度不安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蔑视礼法，荡检逾闲，秕康功名利禄，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滋生了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的萌芽。
我觉得魏晋时期的文人士人是深情与智慧兼具的，在他们吃药嗜酒，放浪形骸的背后是沉甸甸的内涵和不可抑制的痛。因为在我看来魏晋朝可以说是一个鲜血淋漓的时期，死亡的黑夜笼罩着这时的天空，所以很多荒诞不羁和不可为的事在这时候反而成为发生了。当时的文人学士有很多死于非命，“建安七子”中孔融和曹操作对，行文讥讽曹操而被杀；与他一同反对曹操的祢衡也被杀；而因与曹操有关系的何晏、夏侯玄也被司马氏所杀；嵇康发议论有碍司马氏办事被杀。
到底怎样才能寿比金石？在孜孜不倦的求索中，一道五色的光芒照亮了文人学士的眼睛——道教。道教炼制金丹大药，以求服后不死成仙；即使办不到，退而求其次，服药引导，求得生命的有限延长也行。所以，服散应运而生了。魏晋文人学士吃药始于何晏，他吃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服用五石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引热酒。吃五石散，一不小心，就会毒死。那么为什么明知这样，当时的人还是乐此不疲呢？我想这是不是跟清末的鸦片，现代的吸毒一样，一旦尝试之后就是摆脱不了的习惯呢？或者人们前赴后继地走上这条不归路，首先也不乏是为了治病和强身健体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不是因为当时人们内心极度不安，渴望长生不死的心理寄托呢？这种吃药的习俗也就造成了“扪虱而谈”，与后来的嗜酒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居丧无礼”的局面。
吃药之后，皮肤易于磨破，不能穿新衣服而宜于穿旧，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我想没有那个人变态到觉得身上长虱子还舒服吧，可见看似云淡风轻的“扪虱而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文人学士心里的极度苦闷和不轻弹的眼泪只能放在心里了。
嗜酒，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如阮籍就曾大醉两个月，还有刘伶外出时总会有一人跟在身后拿着铁锹，为的就是喝酒醉死后就地挖坑埋葬。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那么爱喝酒呢？在除去吃药需要饮酒以外，我觉得当时的文人学士内心的不满是需要发泄的，而在当时发泄不满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所以需要借助酒，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我觉得还有就是那时的文人学士喝酒，虽然不能消愁，但是可以短暂的逃避现实，或许醉了还能看到自己一直想要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避而不谈政治的清谈风，还是饮酒吃药成风的嗜好，亦或“扪虱而谈”的生活风貌等，都是魏晋时期带给当时文人学士的深刻烙印，是一首血与泪交织的挽歌。
篇三：谈任诞的前世今生 -世说新语魏晋风度有感
《世说新语》之国学密码解析课程论文——
从现代看，如何管理魏晋名士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世说新语》·任诞中的这篇王子猷雪夜访戴描绘的是：大雪忽至的夜晚，万籁俱寂。王徽之醒来打开房门，四望这皎然夜色，王子猷不由得站起身来，一边彷徨庭院，一边朗声吟诵起前朝诗人左思的《招隐诗》来，忽然想起故人戴安道，于是连夜乘小船前往，经过一夜才到达故人门前，却满足地止步而返??有人问：“为什么连夜赶来却不见故友一面就走了呢？”王子猷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来的，兴尽就回去，何必见戴呢？”文中的“眠觉、开室、命酒、赏雪、咏诗、乘船、造门”等一系列白描动作仿佛把“魏晋风度”的任诞放浪和不拘小节的王子猷展现在我们眼前，犹如亲临其境。 现代人赞美这种只求过程享受不问结果如何的潇洒作风。除却这一点，历来人们讨论最多的还是对王子猷雪夜访戴的任诞行为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这是追随自己内心所向的率性而为，有人却批评这种全然不顾周围人看法的狂荡不羁的作风。而《世说新语》把它置于“任诞”篇中，可以看到作者对这种反抗封建礼节率性而为的魏晋文人的态度。
在封建时代，任诞是有悖封建伦理的狂荡不羁的作风。
任诞。任性放纵。名士们主张言行不必遵守礼法，凭禀性行事，不做作，不受任何拘束，认为这样才能回归自然，才是真正的名士风流。在这种标榜下，许多人以作达为名，实际是以不加节制地纵情享乐为目的。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经历了汉末的三国之战，西晋统一之后的“八王之战”，晋皇室东迁后的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十六国的混战等等。战乱和国家分裂伴随着政治的混乱社会的动荡，而像王子猷那样的文人墨士总是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煎熬。文人们把目光投向酒杯，饮酒纵情，希望能够从中得到身心短暂的解脱。正如王子猷一样，文人们试图挣脱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忽见大雪纷至不管什么夜阑人静就得起床赏美景喝杜康吟诗作对，兴致所至，也不管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就马上连夜启程乘着小船去探望故友。船到了故友门下了，昨夜那种兴致勃勃却消失不见了，只得“造门不前而返”。什么矩步方行，衣冠礼乐的一切严谨礼节的束缚都全然不顾，要的就是潇洒随意。显然这种态度在当时礼教盛行注重循规蹈矩的时代是危险的，也必然遭到封建社会的唾弃和辱骂。
魏晋文人阮籍喝醉酒时便径自当庭卧于酒垆美妇身旁；嫂嫂回娘家时不顾别人非议而坦然去送行。周伯仁喝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王子猷不经主人同意便叫人把主人家的毛毯搬回家，却说有大力士拿走了。殷洪乔去上佳时替亲友带了百来封信却走到半途把信全扔江里??.这些都是故意放纵自己，随心所欲，甚至到了一种”损人利己“程度的任诞。这些与封建伦理相抗的行为必然受到维护封建礼教人们的不解和非议甚至抵触，”人或讥之“。而魏晋很多文人墨客也因为与世俗礼教格格不入莫名其妙地被卷入政治斗争中而遭到贬职甚至杀戮，比如孔融，杨修，石崇等。这就是“任诞”之人在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下场。他们往往才华横溢，在中国文学史上流芳百世，但是在自己生活的年代却往往因为“狂荡不羁”而遭人非议，食不果腹，生活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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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眼里看来，“任诞”之人往往个性特异，才华横溢。他们并不是天生喜欢异于常人的行为方式，只不过却有着不愿向规则屈服的心。比如王子猷尽管狂荡不羁，整天游手好闲，对于自己官职也毫不上心，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却颇具魏晋文人率性而为的作风，对兄弟情意深重，更是东晋鼎鼎大名的书法家，著有著名的《兰亭集序》等。而这种任诞之人在魏晋时期尤为突出，并且正是这种任诞知识分子如阮籍，嵇康，刘伶，谢灵运等的存在，才使得魏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百家争鸣，文艺白花齐放的黄金时代。
而在当今社会，人们显然容纳了“任诞”之人的存在。在当今社会，那些性格迥异，才华横溢却“行为不检“的人大概就是刘义庆笔下“任诞”的写照吧。从批判性思维评价这类任诞之人，可以从两个方面评价。一方面，任诞之人往往博学多才或者在某一领域的知识和能力高于常人，比如当代作家韩寒和当代编剧和作曲家高晓松等人。对于当今社会的企业来说，如果把这些任诞之人安排在合适的位置，扬长避短，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任诞的员工通常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足够强大或者认为周围世界与自己格格不入，往往表现为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不合群甚至漠视他人的存在，特立独行。如果引导不好的话，不仅造成这些任诞之人纠缠在人事的漩涡中，发挥不到自己固有的才能，而且会使周围的同事与之相处关系紧张，造成企业士气低下，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所以，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在现代企业，如何管理像王子猷那样雪夜访戴，不见而返的特立独行的“天才”呢？ 当然，我们这里指的是具有优秀才能的任诞之人，那些能力不足又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任诞员工并不是我们的讨论范围，而且企业主也会很轻易地决定他们的去留。
在企业中，存在着四类员工。A类员工，我们称之为核心员工，这些员工为数不多但工作能力强，积极性也非常高，是企业的核心力量，与企业生存、成长以及发展方向等关系密切的员工。他们的离开可能会导致企业重大损失。B类员工，我们称之为关键员工，是企业各方面开展业务所需的人才，是企业实现业务目标的基本力量，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或影响决策。他们能力强但是不如A类员工那样积极。C类员工是一般员工，能力一般或较低，但工作积极性很高，任劳任怨。D类员工能力一般并且积极性不高，他们吊儿
i郎当或者牢骚满腹却工作表现一般，是企业的问题员工。
根据企业管理学的“二八”原则告诉我们，企业80%的业绩是由20%的员工创造的。这20%的员工就是上述所说的AB类员工。而他们当中不缺这样才华横溢又不太服从企业框条的任诞奇才。王子猷是著名大书法家，却在政绩上表现平平甚至是抵触自己的职位。竹林七贤不加节制地纵情享乐度日，在官途上却消极地采取规避。孔融见解独到，能够一针见血地戳中问题所在，却最终被政治杀戮。王安石首推富国强兵改革，极大改善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到最后却因为与“周围同事”（封建守旧派）的矛盾冲突导致自己乃至国家事业的失败。其实王子猷等魏晋名士也并非天生讨厌自己的官职，只不过在黑暗混乱的政局中自己的抱负无法实施，只能采取消极的应对。这说明在一个集体中，那些任诞的奇才对企业既是机遇又是危险的挑战。
如何管理才能突出又特立独行率性而为的任诞奇才员工呢？以下我将侧重从激励员工的角度提出对该类员工的管理。
关于员工的激励方面有一条著名的理论：赫兹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
赫兹伯格研究发现，企业所做的激励员工的做法都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保健因素，二是激励因素。一般企业认为提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就能够极大地促进员工的积极性，事实上这也是企业激励员工用的主要方法。但是事实上却不然。王子猷作为当时权势极大的丞相王导的侄孙辈，在当时的士族制的背景下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仍然在官职上无所事事，放任自己。这也是赫兹伯格的“保健因素”的一部分，这些工资，福利，物质工作条件，人际关系等只是起到保健的作用，也就是说做到这些只能消除员工的“不 2 / 4 ii
满意“，却不能提高员工的满意。而真正提高员工满意的却是成就，赏识，挑战性的工作，增加的工作责任感等的“激励因素”。
一，给予任诞员工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像王子猷那样的员工是不适于活在条条框框之内的，他们崇尚自由，认为制度是束缚思想和才能的枷锁。但是如果因为顾及这样的任诞员工，企业拥有两套衡量标准是危险的。只有把任诞员工放置在合适的较宽松自由的岗位上才能“人极其才”。创意类，设计类和研发类对人际沟通要求较低对思维才能较看重的岗位就是任诞员工较好的职位选择。但是这只是做到了赫兹伯格所说的“保健因素“而已。
二，丰富其工作内容，提高工作难度。任诞员工长期按部就班，容易像王子猷那样出现成就感缺乏和工作效率降低的现象，必须通过工作内容的不断更新和提高难度系数予以“激励“。王子猷们是性情中人，他们要求有施展才华，创新的机会，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环境。所以建设一个尊重知识，尊重技术，尊重奇才的企业文化氛围，提高工作的挑战性成为留住王子猷类员工并且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重要途径。
三，委以重任，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放权。造成任诞员工离职率高的原因大多在于王子猷们感到上级的牵制和干预，对于向往自由和放任的任诞员工来说，这简直无法忍受。当今社会，谈到“任诞“，很多人都会想起逐渐成为社会新生代的80后90后新晋职工，他们个性十足，却在企业的眼里看来，不负责任，浮躁。但是对于80后90后来说，也许薪酬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来自上级的信任和支持！这一点宋朝的宋神宗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王安石变革的前期，宋神宗十分支持并给予他十分的信任，甚至说是”放任政策“。事实也说明，对于那种奇才来说，放任也许是最好的管理。
四，提供业务晋升的机会。王子猷不断更改工作环境和工作职位，做过骑兵参军，却不知道自己在哪个部门任职，做的是什么工作。在桓冲门下做事却依旧游手好闲。其实虽然王徽之不断更换工作环境和工作职位依然没有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原因在于“只换不升“。有人不禁要问，如果王子猷工作干不好，还要提供业务晋升的机会岂不是对其他员工造成不公？其实我这里所说的只是提供这样一种晋升的机会，要让这些任诞的员工知道，他不是长期不变地处在当今的职位，他有晋升的机会，他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更上一层楼“的。
五，多正面激励非负面批评。王子猷作为“纨绔子弟“，向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如果成为员工，加上孤傲乖涙的性格，难免受不了上级狗血淋头的批评，适合采用正面的积极的激励。并且，管理学中也验证了，积极的鼓励效果远远大于直接的批评和指导。对于这种才华横溢的员工，应该多正面肯定他的业绩，积极赞美永远多于消极的批评。但是积极的赞美并不是去奉承去溺爱这类员工，王子猷们也需要建议和意见的。把握正面激励的度是关键。
没有员工是一无用处的，即使对于像王子猷那种雪夜心血来潮急匆匆跑去看故友到达之后却不见而返放纵自己的员工，如果加以合适的管理措施，一定会使企业“海纳百川”，接纳不同的人才，推动企业不断向前跑。
i 参考文献：
《世说新语的国学密码解析》 丁玉柱 牛玉芬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2版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徐明征 赤峰学院学报 2009年12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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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杨荣详《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4月期 《民营企业如何管理四类员工》孙立莉 《经济师》2005年第12期
ii 《对关键员工采用特殊管理方法浅议》 姚乐 《中国电力教育》 2006年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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