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钱三强》观后感
我们应该从钱三强身上学习什么
——纪录片《钱三强》观后感
一个曾经为了科学事业发奋读书的少年，一个为了振兴
中华留洋海外的学子。他是享誉世界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他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的名字一次次引发世人的瞩目，他的成就书写了一个中国崛起的传奇。他的名字叫钱三强。
2013年10月16日，是钱三强诞辰一百年纪念日，也是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为纪念钱老，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特推出了四集专题纪录片《钱三强》（分别是“从牛到爱”、“裂变之光”、“两弹功勋”、“静好岁月”四集），从中我们可以对钱三强光辉灿烂的一生有一个全新的了解。纪录片主要通过钱三强家人、生前好友讲述，以及展出大量生前图片、影像资料而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钱三强。
我认为，从钱三强先生身上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大
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踏实的人生态度。钱三强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书香
世家，从小深受父亲钱玄同与良好家风的影响，学习刻苦踏实。1929年，钱三强怀揣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一心想将来成为一名电机工程师。但后来在听了吴有训教授的近代物理学、萨本栋教授的电磁学之后。受两位
学者影响，三强毅然决定转学物理。当时他的这一决定引来了不少人的质疑，因为这要放弃自己苦学多年的学习专业，从头学起。更何况当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只招50人，对于钱三强来说可谓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钱三强偏偏又是一个认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回头的人。最终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于1932年成功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那年父亲送给他一副字——“从牛到爱”，父亲是在激励他，发扬属牛的那股牛劲，在科学上不断奋进，向牛顿和爱因斯坦学习。从此，这幅字一直伴随着他漂洋过海，驰骋学界，成其为一生的座右铭。也许我们并不能成为像钱三强一样伟大的科学家，但我们完全可以养成一个踏实的人生态度，就像他所说的，做什么事就好好去做，这也是最为可贵的。
二、炽热的爱国情怀。1937年，钱三强获得了留学法国
的机会，但这时候正逢父亲重病，更是卢沟桥事变，国难当头时。这时候他犹豫了，是去是留，真的很难抉择。最终在父亲的劝导下，毅然踏上了异国求学路。当年，如果有人对于他的这个抉择还心存疑议的话，那么11年后这位已经学有所成，载满荣誉的青年甘愿放弃法国的优越生活而回到饱经沧桑的祖国时，相信所有的人都已理解他当年的抉择。当年的出国，正是为了今天的回国；当年的抉择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更勇敢的面对。钱三强精神的可贵之处于当年舍小家而顾大家，以及舍小义而顾大义的出国，而更为可贵的是，
钱三强在国外能时刻不忘使命，学成之时毅然回国，投身祖国的建设。从钱老身上我们不仅看到的是老一辈淡薄名利、不耽享受的可贵一面，更看到了一种炽热的爱国情怀。这对于我们当今时代青年如何报销祖国，去实现伟大中国梦想有着很深刻的启迪意义。
三、一贯的刻苦精神。1937年到1948年在法国留学期
间，钱三强很幸运地求学在小居里夫妇门下。小居里夫妇是核科学研究领域顶级的科学家，并且为人谦和，品格高尚。在这里，钱三强凭着自己的聪明好学与刻苦精神很快赢得了小居里夫妇的赏识。学习期间，钱三强不仅认真学好物理镭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为了更系统地掌握整个研究领域的知识，还横跨到化学放射学科，付出了别人多倍的努力。这些努力与后来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能够发现重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从实验和理论做出全面论述等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居里夫妇在钱三强回国之前的工作与学习鉴定中留下这样的评价：“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实验室学习并在我们领导下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是最优秀的。”钱老的经历对我们的启示是：无论多么有才华、有能力，但保持刻苦精神是十分有必要的；你所付出的一定会有所回报；不要怕吃苦，怕付出。
四、独特的人格魅力。1959年6月，苏联撤走专家后，
担任二级部部长与核物理研究所长的钱三强全面负责起原
子弹的自主研发工作，难能可贵的是他能真正抱着大公无私的态度选拔推荐人才，把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几位专家推荐到关键领导岗位，他们一起领导了核武器攻关小组。同时，在他的领导下还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的科研人员，这些人员多数都成为我国“两弹”攻关和核科研中的中坚力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及从如何评价一个领导的能力来判断， 恰恰表现出了钱三强所拥有的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那就是一颗公心，大师胸怀。这与当前社会一些人嫉贤妒能，极尽打压之能，一心贪图私利的歪曲人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钱三强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也在我们身边树立起一个高高的标杆，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敬仰与学习。
篇二：“三高”女性何泽慧
“三高”女性何泽慧
作者：李珊珊
来源：《视野》2011年第16期
2006年，某栏目对何泽慧做了40分钟的电视访谈，定格在一个碎皮缝制的钱包上的镜头足足有四分钟。92岁的何泽慧用已经不太灵活的手指翻动钱包，拉开又拉上。钱包是她亲手为钱三强缝制的。
实际上，即使不是出于传统，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心灵手巧也是应有之义。
她在“两弹一星”的光环下过了一生。2011年6月20日，何泽慧去世，一家媒体的讣闻副标题说：“享年97岁，系钱三强夫人。”
何泽慧祖籍山西，出生于苏州。何家是大家，父亲何澄是文物鉴赏家，日本陆军士官学堂毕业，曾加入同盟会。外祖母谢长达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和妇女活动家，创办了振华女子学校。因重视英语与理科教育，振华女校一度被视为当时的江南清华预备学校。何泽慧在此就读，与杨绛是校友。
该校校训是“诚朴仁勇”，不花哨也不华美，只是告诉女孩，要活得独立、乐观，要坚韧，热爱那些应该热爱的东西。
高中毕业投考清华大学，受学物理的表哥王守竞的影响，何泽慧想读物理系。物理和军工关系最为密切。那年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共招收了28个学生，女生10人。物理系教授认为女生学物理难有所成，纷纷劝她们转系。何泽慧因此把系主任叶企孙称作“老封建”。谈起当年险些被劝退的经历，直到白发苍苍的年纪，何泽慧依然愤愤不平。
何泽慧是坚决不转系的三名女生之一，毕业时拿到毕业论文的全班最高分。同班的钱三强也是90分的高分，那届学生中，两人是著名的“天生一对”。
毕业后找工作，男生可以去南京军工署，女生却没人管。何泽慧选择了继续读书，利用山西省资助的三年共3000大洋的奖学金去了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原因是“德国最便宜”。 何泽慧是该校第一个选修弹道学专业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选修弹道学专业的女人——出国前，她打听到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在南京军工署做过顾问，便直接找到他，说：你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军公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鬼子，我为了打日本鬼子，到这个地方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
这一招还真奏效了。1939年，25岁的何泽慧成功拿到了博士学位。
何泽慧在德国研究弹道时，钱三强考到了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跟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博士毕业后的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中，何泽慧得知了这个消息。1943年，两人恢复了联系，由于战时限制，只能利用25字以内的信件交流。
经过两年的通信，1945年，32岁的钱三强向31岁的何泽慧发出了求婚信：“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何泽慧回：“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
之后，何泽慧去了钱三强的实验室，与钱一起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又独自发现了铀核的四分裂。三分裂出现的概率是三百分之一，四分裂出现的概率是万分之一。
1947年，夫妇俩宣布，他们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这是战后物理学上很有意义的一项成就，不少西方国家的报刊刊登了此事，称赞他们“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当年，法国科学院把亨利·德巴维奖颁给两人。
1948年夏，在法国的事业处于巅峰之际，钱三强和何泽慧决定回国。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投入“两弹一星”的研究。在筹建“两弹一星”团队时，人选名单里原本有何泽慧，却因为她是钱三强的家人，又是女性，最终与研究团队擦肩而过。何泽慧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两弹一星”工程。氢弹研发时，一个重要的数据，便是何泽慧带人在实验室完成了验证。
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1968年，何泽慧和钱三强被下放到陕西的一个干校。何泽慧负责敲钟，敲得很精准，时间甚至可以用来对表。钱三强认为在干校是浪费时间，很焦躁，何泽慧却很豁达：“着什么急，听天由命吧。”
同事马宇蒨说：何先生的童心是出名的，她想做的事，很是执著；她不愿做的事，八抬大轿也请不动。
她曾说：国家是这样一种东西，不管对得起对不起你，对国家有益的，我就做。
92岁时，记者去采访她，谈到“两弹一星”，她说：没什么，都是抄别人的。她的兴趣是做出点自己的东西。她不看小说，四大名著全没翻过，理由是“小说都不实在，都是编的”。 （张娟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篇三：这位中国真正的“贵族”今晨走了,年轻人对她却一无所知!
这位中国真正的“贵族”今晨走了，年轻人对她却一无所知！
从玉华
据@中科院之声消息，1月12日凌晨，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佩先生去世。
她是“两弹一星”元勋的遗孀，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 当我们为“网红”不断喝彩时，有没有人还记得那些真正为中国做过贡献的人？这个时代纠结成全了谁？又遗忘了谁？
81岁那年，这位老人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她流过眼泪。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
在她家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 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晚年的她用10多年，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的“中关村大讲坛”。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她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李佩先生参观“两弹一星”纪念馆。熊卫民/摄
生活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郭永怀、李佩夫妇和女儿郭芹
金钱和年龄对她而言，只是一个数字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
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
他说，他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师是李先生”。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人格的完善。如果一个教育者只是传授知识，那无非是“从小硬盘变成了大硬盘”。
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在燕京大学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
她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三层的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他们这代人回国为的是什么？她一生对教育的关心，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不是今天的我们能完全理解的。”马石庄说。
多年的交往中，他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从没有慌慌张张、一丁点邋遢的时候。“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老年丧女，还有什么让她‘不淡定’、‘不沉静’？”
“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
她一点儿也不孤独
她本可以得到很多荣誉，几十年里，无数协会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她都拒绝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演着别人的故事。
这群年轻演员曾拜访过李佩先生。一位演员说，当他见到了郭先生生前最后一封家书，见到了郭先生的自画小像，郭先生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雕像。他开始明白李佩先生的那句台词了：“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何泽慧院士几乎成了李佩先生仅存的老邻居。院里的老人纷纷走了，钱学森走时，李佩先生还能去送行，等到钱学森的夫人、她的挚友蒋英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她已经没力气去送最后一程，只能让李伟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伤心的她连续3个月没睡好觉。2015年她又给老朋友、101岁的张劲夫送去了悼词。
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从前，每一个踏进13号楼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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