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白鹿原》读书感想
被束缚的白鹿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白鹿原这部小说的时间轴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小说来源于现实同时又是高于现实的创作。通篇小说叙述的时间比较长，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小说人物历经祖孙三代。
说实话，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喜欢看小说的人，甚至于不算一个读书爱好者。但是，对于白鹿原这本书，我却感到有千言万语想表达。
我想大多数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应该有同样的感受。但由于语言贫乏而退却或者没有与读者分享自己感想的强烈愿望而没有在此留下自己的语言。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庆幸的是我们曾经读过这本书！
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有相似之处，但是品读带给我的感受是，白鹿原更具有可读性，带给读者的回味是无法言语的。
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读完整部小说，再回归小说的题目，为什么陈忠实把“白鹿原”作为题目。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白鹿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点西安蓝田县。其次，白鹿原代表着中国偏僻地区一种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人和观念都是原始的。再次，白鹿原是神话传说白鹿出现的地方，而白鹿代表着给人民带来美好生活，白鹿原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白鹿原的故事中还能发现，白鹿隐藏在白鹿原的善良人民中，比如白灵，再比如朱先生，白鹿原是善良人民居住的地方。综上，简单的白鹿原却涵盖了所有的内容，这是在读完小说之后的感受。
这篇小论文我仅仅从小说写作异常亮点，故事线索，人物性格以及做简单的分析。
白鹿原最写作出彩的特点应该属于小说与历史真实的绝大部分的吻合，和现实小说把现实边缘化差异明显，在余华的《兄弟》中，尽管小说时代背景是文革，但是在小说的讲述中，历史被边缘化甚至淡化，而在白鹿原中，历史时间事件出境都是非常频繁的。小说人物，背景事件在中国历史上都能找出相似的镜像。比如小说中的朱先生，其人物原型是蓝田县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朱先生劝方巡抚退兵在历史事件中正是1912年，原清廷陕甘总督升允率大军反扑西安，在西府激战三个月。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即小说中的张总督）派部下郭希仁、刘守中请牛兆濂与兴平张仁斋往劝升允罢兵，牛兆濂为免除生灵涂炭，慨然前往乾陵与升允相晤，陈说利害，使升允即日罢兵息战。由此引出的张总督，正是西安辛亥革命起义领袖、民国陕西首任都督张凤翙。黑娃（鹿兆谦）的人物原型虽然是比较分散，但黑娃给习旅长当警卫的故事，在实际中就有这一回事。由此引出习旅长，习旅长人物原形是国民党军官、共产党员许权中。黑娃保护习旅长枪击事件的背后，正是许权中和冯玉祥结拜兄弟反目，历史背景是国共合作失败。小说第十一章讲到一队士兵开进白鹿原中的刘军长与镇嵩军其原型即祸陕军阀刘镇华及其经营的豫西军队，在记述镇嵩军围西安的同时提到了“二虎守长安”的故事：这里的“二虎”，指的是当时西安城内两个重要守城将领——李虎臣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小说中的历史人物缩影非常之多，详见我prodigy慕新浪博客之白鹿原人物原型-出处。这是如此，使小说非常紧密地和历史连接起来，我觉得正是这样作为读者对文本能够更加容易理解。
《白鹿原》的故事线索比较复杂，从故事背景来讲，主要线索只有一条，宁静安详原始淳朴的白鹿原在中国动荡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国民新思想从萌芽到消亡的过程，白鹿原还是白鹿原，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白鹿原仅仅是变得有些苟延馋喘，支离破碎的让人惋惜。而从故事本身我认为主要是这样几条：
一、白姓和鹿姓两代老人的明争暗斗。二、白孝文和鹿兆谦（黑娃）改邪归正，以及不同的结局。三、白灵和鹿兆海、鹿兆鹏的“革命式的爱情悲剧”。白鹿原本来和沈从文笔下边城中的湘西世界一样没有污染，宁静安详，可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过程中，白嘉轩的交农运动，做民主参议员，本意彻底根除封建，剪短发，抛弃缠足,直到建国初年，故事悲剧的结束，读者还是没有看到希望。
关于白鹿两姓的明争暗斗，追溯至白鹿原的传说：原本白家和鹿家同属于侯家（又有胡家一说），后来族长改姓，将老大一支改名白姓，老二为鹿姓。本是同根，相煎何急。在阅读过程中，我猜测，白鹿两姓之间的争斗是不是陈忠实隐意着国共两党的斗争（纯属我猜测）。
在小说中，有白嘉轩苦肉计算计鹿子霖的田地做坟园，也有鹿子霖通过田小娥算计白孝文使之破产卖地丢尽白嘉轩的脸面。白家、鹿家风水轮流转，忧患悲喜，此消彼长，明争暗斗中体现出白鹿原人性的一种原始，落后。
关于孝文和黑娃（兆谦）的人生经历，有相似点，但是结局又有不同。孝文被小娥勾引，被废了族长，吸食鸦片，卖地卖房，鹿子霖偶然的一次不怀好意的公众讽刺却适得其反让孝文进了保安团，从此东山再起，可谓是频临死亡后的黎明。黑娃本是白嘉轩长工鹿三之子，从小怀有自卑心理，不愿寄人篱下，在郭举人做工时爱上其妾，并且经过周折把小娥带回白鹿原，遭到族人排挤，黑娃被迫走上土匪道路，但是最后还是改邪归正，当了三营长，和孝文、焦振国公事，最后起事加入了共产党，反而被孝文出卖而被枪决，这是让我愤懑不平的。孝文的品格是值得商榷的，但是黑娃这个迷途知返的羔羊，落得如此惨景，却引出了一个问题：在白鹿原，好人会不会有好报？在对黑娃性格分析时，我会提出更多疑问。
故事的第三条线索是，白灵和兆海兆鹏的“革命式的爱情”。如此，又想到边城中翠翠和傩送天保兄弟的爱情。同样的世外桃源，却演绎着不一样的爱情悲剧。白灵在朱先生的白鹿书院读书的时候和兆海兆鹏相遇，随之新时代的女性特点表现在敢于以死反抗进城读书。恰好遇到革命，白灵和兆海的恋情是建立在“为革命而志同道合的私定终身”，而命运是这样的捉弄，白灵投“国”兆海投“共”，而后白灵改“共”兆海却退共入“国”，在不同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两人产生了矛盾，爱情的火焰还没燃烧绚烂就被浇灭了。兆鹏和白灵的假夫妻，使得同志关系上升为家人关系，这家庭也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意识——“共产党”。所以，在这个爱情悲剧中，没有自由的后现代的浪漫，在浓烈的革命气息中，有点牵强的证明这是壮烈的爱情。白灵牺牲了，兆海在中条山战争中也牺牲了，这次终于圆满了。但是，读完故事，爱情成为这场内战的牺牲品，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承载着多少个悲催的爱情故事！
小说主角是人物，在白鹿原中，大大小小的人物数不胜数，最前线的当属白嘉轩老族长，除此还有白灵，孝文，孝武，黑娃，长工鹿三，死敌鹿子霖，革命人物鹿兆海，鹿兆鹏等等……
对白嘉轩的评价是最高的，在他身上，凝聚着非常多的特点以及矛盾吧，一句话概括，白嘉轩具有浓厚传统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关中农民典型形象，他深沉、坚毅、自强、自尊、诚朴、勤劳，但又守旧、执拗、且有些虚伪，这是众人皆知也就不展开了。
鹿子霖和白嘉轩是白鹿原的翅膀，人物性格极为相似，只是鹿子霖更显得负面，他好色却又是德高望重，虚伪又带有卑微，嚣张却失却胆量，一生都在算计，努力光耀门楣，却落得一言：天爷爷，鹿家还是弄不过白家。实属可悲可叹的愚昧农民形象。
小说最让我感触的是长工鹿三之子黑娃（鹿兆谦），黑娃从小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不愿寄人篱下，敢为人先，自由恋爱，是个新人形象。黑娃的错误是白鹿原的陈旧的腐败了的思想鞭笞而来，黑娃做土匪并不害人，黑娃敢于惩治“田福贤”敢于铡了“碗客”，是个非常正义的男子汉，在尽力了社会动荡之后，历经沧桑的黑娃终于有机会返回白鹿原，其骄傲也填满了鹿三的空缺的心。然而在和孝文起事后，作为副县长的兆谦却被逮捕了，最终落得枪决的下场。对于黑娃高度评价必须提到朱先生，朱先生一生只穿土布不着洋衫，敢于藐视军统和军阀，一身正气，对于黑娃，朱先生临死前是这样评价的，黑娃是他最得意的学生！！除了朱先生，小说中白嘉轩的行为更是对黑娃的认同，得知黑娃被铺，白嘉轩没有窃喜报仇的快感，而是命令孝文施救，白嘉轩避虚伪做作近正义作风也可以看书他对黑娃的看法，黑娃闹祠堂，他没去，田福贤借戏场墩人嚣张，他不去。可是在黑娃被枪决的时候，他去了。小娥死了，黑娃没有冲动，白鹿原的传统是，生在原里，必当回归，自由恋爱失败了，他不计较，对生活还是充满了希望，可是现实是孤立无援，是个悲剧。
关于白鹿原的感受太多，比如小娥这个形象的出现，好比更是命运，制度的牺牲品，可悲。
《白鹿原》所反映的生活年代，与小说的时间跨越有半个多世纪，从清末写到解放初，其间还涉及到解放以后更长的时间。我总的感觉是，这是一部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小说，比如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生命玄学和神秘不可解的力量，人物命运的因果报应等等。当然，这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的历史变迁。
篇二：《白鹿原》读书笔记
《白鹿原》读书笔记
《白鹿原》题记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不少评论家赞誉《白鹿原》是史诗或有史诗风格或价值，且不管它是否真能当得起，但说作者的意图，从题记看来，它有意写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性文化的丰富表述在作品中是有机的，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了小说的行进。这篇文章试图找出小说中的性文化描写，并做分析。我的方法是从人物入手，抓住有名的个人、无名的众人的言行，进行思考，梳理，找出规律。 首先要抓的是黑娃。鹿三与白嘉轩的关系是长工与地主，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不平等是这种关系的最根本特点。白嘉轩待鹿三如亲兄弟，同吃同做，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两家的不平等关系和地位，如果有一天，鹿三对白家轩说：“我当地主，你当长工，我待你就像你待我一样。”白嘉轩是不会同意的。老年的白嘉轩待鹿三更亲密，只能说明白嘉轩生存状况的下降。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关系使鹿三愚忠于与白家，但本质上的不平等却使鹿黑娃天生具有叛逆憎恨情绪，黑娃从小惧怕白嘉轩便是一个表现。一个具有这样精神气质的人最容易在女人身上出问题。黑娃产生对性的朦胧意识是在白兴儿的庄场看畜生交配。黑娃伸手抓鹿兆鹏的裆这一细节具有普遍性。这些都是他对性产生认识的开始，大多数的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农村里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洗礼”，如果顺其自然的话它是无害的，但是徐先生和三个家长的严厉惩罚打破了这个自然的过程，给黑娃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痕，以致许多年后他还记得这一场景，记得白兴儿。
《白鹿原》很看重情欲对作品情节的推动作用。形诸文字的情欲往往成为一节故事的线索，从情欲萌动到情欲的煎熬到情欲的释放，很明显地构成故事的发展。黑娃在郭举人家熬活，受到李相的“启蒙”，引发情欲，遇上情欲旺盛的小娥，干柴烈火，便燃了起来，然后东窗事发，逃离郭家。这是小说中黑娃命运的一个突转。
田小娥很好地满足了黑娃的性欲，村外的独窑充满了人性酣畅淋漓的满足后的愉悦，也充满了小家庭的温馨。性欲对黑娃的制约在小说中到此为止。黑娃的最后一个女人，他的贤淑的妻子是黑娃向儒家回归的一个“人证”。
第二个要写的是田小娥。田小娥是一个辐射面极广的人，带出了许多故事，许多人物在小娥的辐射下人性得以展露。在郭举人眼中，田小娥是“妾”，每月逢一的性发泄对象。她勾引黑娃是性欲使然，后来和黑娃的两性关系才建立在爱之上。鹿子霖有老婆，但老婆太老，不中用，性感的田小娥在他眼中是“受活受活”的工具；白孝
文在老婆身上完成“受种”的使命后，经不住诱惑一次次去证明自己是男人，最后成功了，也彻底堕落了；寂寞的光棍狗蛋向田小娥献殷勤，在窑子外面唱“赞诗”，如果没有鹿子霖这个“第三者”的话，也许狗蛋会成功，但在两个男人对女性的斗争中，胜方显然是有权势的鹿子霖。这麽多人在田小娥身上花费功夫，这不是田小娥的错，换了个别的女子也会是一样的故事，这是封建思想压抑了的人性潜在的运行。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有一种“潜在的社会运行”，它不以道德为基础，而以性和金钱为基础。道德约束越严厉，这种运行越具有悲剧性，两者总是对抗的，力量成正比。田小娥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
孝文媳妇和白嘉轩娘白赵氏之间有一节有关性的精彩的细节，很有震撼力。白嘉轩传旨让仙草指点媳妇，仙草难为情，把任务传达给了白赵氏。白赵氏接了任务后，“竟然有些按奈不住”，想借此机会展示一下做婆婆的对媳妇持有的那种“过来人”和长者的封建家长威力。孝文媳妇就像一只羔羊一样被她弄得团团转（她耍尽了威风），最后才做作地“压低声一字一板地说：‘你黑间甭跟马驹稀的那么欢！’”这句话从她那“脱掉牙齿漏风泄气的嘴”里传出来，令人恐怖不已。然后她给下了命令——十天稀一回，并且给她俩被窝里打了墙。她的手腕很卑劣，令人毛骨悚然——
孝文和她又进入那种欢愉销魂的时刻，窗外响起婆的僵硬的声音：“孝文，甭忘了你是个读书人奥。”随之就听见婆的小脚噔噔噔响到上房里去了。
白赵氏完全丧失了人性中的羞愧这一本性。最后她失败了（她的失败说明人的本性是难以抑制的），她的“权威”遭到了挑战，她把气全出在孝文媳妇身上，并说出了令人恐怖的话：“嗬呀，说一千道一万全成我孙子的不是咧？你个碎屄就没一点错咧？你看你那两个奶！看你这样子就知道是爱挨毬的身胚子！”??“你要是再管不住，我就拿针把你的碎屄给缝了！”
到后来孝文在白嘉轩的一顿训斥下老实了，白赵氏还以为是自己的功劳：白赵氏??还以为是自己威胁孙子媳妇的结果，借着孙子媳妇送饭的时候，口气宽松地说：“俺娃你放心，婆不用针了??”
这让人想起老年曹七巧打探他儿子和儿媳的房事那一细节来，还有那句“经典名言”——切下来有一碟子。
相反白灵的房东魏老太太，谈起性来“跟说柴米油盐一样平淡”却不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反觉得她说得实在。那是因为魏老太太是经历世事后的纯真，而白赵氏则
使倚老卖老的女巫式行为。
最后值得说得有名有姓的人物是鹿兆鹏的老婆。她的死直接的原因便是性欲导致精神失常。从一而终的思想害了他，她的父亲冷先生有莫大的责任。她也许可以找到发泄的方法，如果她不是冷先生的女儿，如果她的婆家不是鹿子霖这样的白鹿原上有名的家庭，因为在民间有我前面所说的“潜在的社会运行”。
在白鹿原上生活的芸芸众生，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不如白鹿两家是大家庭。他们的生活少一点封建的强权，多一点民间的自由。因此，性在《白鹿原》里行在民间显得更为自由。在民间，除开夫妻之间的传宗接代毫无生趣可言的性以外，还流行着许多男女苟合的故事。
黑娃在原上掀起一场风花雪月，斩了两个人，一个是老和尚，一个是碗客。这两个人都死于乱搞女人。但是仔细一看，你就会发现他两个的死别有意味。老和尚收租时占尽女人便宜，“这个老骚棒无论年老的，长得俏的长得丑的，一律不拒一律过手”，但是，“这个秘密谁都明白可谁也不愿说破。”谁也不愿说破，一方面由于老和尚是地主，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用一个非处女的一夜可以少交点租这并非伤天害理之事，一方面怕是不少女人本身就无所谓或渴望那样做吧。碗客很令人气愤，但请看这一句：
在好几个村子发生过这样的事：碗客装作收钱走进一家老相好的院子，村人很放心地从毛驴驮架上把大碗小碗哄抢一空，有一回，竟然被谁拴在门口榆树上的毛驴给牵走了。
人们是乎也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碗客的行为。
贺家坊“忙罢会”上麻子红戏班上演的《走南阳》演的是大胆的调情戏。“戏楼前人山人海”，“台下一阵起哄叫好打唿哨，小伙子们故意拥挤着朝女人身上蹭 ”，戏楼前也是一个风流韵事的产生场，白孝文有了自然的反应，并被田小娥用美人计勾上了，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路。
鹿子霖在白鹿原上各村庄有一大把老相好，认了一大堆干儿子，关系还很融洽的。 最能体现民间男女苟合风流韵事多的要数“棒槌会”了。它体现了人们的思想愚昧，也体现了一种古老的性欲自由。
不管怎么说，性在《白鹿原》里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原始性欲，《白鹿原》的性文化主要体现在传宗接代和性欲发泄上。它和《白鹿原》的仁义精神相冲突，作者也是矛
盾的，一方面，这种性推动了小说的发展，一方面这种性与作者钟情的儒家文化精华矛盾。但这不是作者自身的矛盾，而是社会的矛盾。其实作者在这里不必要偏重哪一方，因为他在以小说来表达一个民族的秘史。
篇三：白鹿原读书笔记
上一趟白鹿原是由来已久的想法了，看过陈忠实的小说，就觉得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史念海在《河山集》里也有描述。
黄土地貌的塬、墚、峁地貌组合，关中平原上虽然没有陕北延安那样的波澜壮阔，但是这白鹿原毕竟是自己亲身登上的，而非透过火车车窗干巴巴的望着。更何况白鹿原被赋予的历史厚重感，是古城西安，乃至关中大地上的重要标志之一，特别是那本惊世骇俗的《白鹿原》问世之后。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自1991年出版以来，在读者群和评论界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该作以其巨大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强烈地响应了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出现的种种具有浓郁商业色彩的庸俗文学，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诉说了这个民族所曾经历的彷徨与呐喊。它有如一幅激荡、恢宏的历史画卷，以其凝重、厚实的画笔，描绘了我们民族的思想意蕴与精神主体。
白鹿原见证了中国五千年来的荣辱变迁，东周平王，面对犬戎的攻击，幽王被杀，都城镐京被毁，至此遇白鹿，据说:凡白鹿经过的地方，祥光照及的地方，尽皆一片郁郁葱葱，草木茂盛，百卉竟开，毒虫殆尽，疫疠灭绝，六畜兴旺，人寿年丰。人们为了纪念这只带来吉祥康乐白鹿，从此便把这原起名为白鹿原。平王遇此吉兆决定回师，不把都城建在原上。
白鹿的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一系列巨大动荡变迁。小说里白灵之死，朱先生之死均有白鹿跳跃于原野之间，在麦地里奔跑的形象。人之死，虽然是莫大的不幸。灵魂出窍被白鹿领到另一个极乐之师，何尝一种莫大的幸事，荣耀之事。
小说中与白鹿相对应的另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白狼”.贾平凹的小说有《白朗》，讲的就是一个土匪。平凹也是个老陕。狼要吃人，牲畜，祸害人间，《白鹿原》里，黑娃革命不成投靠“白狼”土匪窝，走上一条不归路，白鹿村将其踢出族门；镇嵩军在白鹿原逍遥法外，为非作歹，“那些腿上绑着白布条子的兵，更是“白狼”一样十恶不赦”；原上瘟疫肆虐，也是以“白狼”的出现为征兆。活跃在白鹿原上的不管是鹿还是狼，这块古原总是静静的躺在骊山之西，灞河东岸，左望高帝长陵，右望文帝霸陵。古往今来，不管是项羽，刘邦，还是周亚夫，狄青 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还曾经是唐玄装的埋骨地，玄装初葬白鹿原，数万秦人送葬。
如今的白鹿原建有大学城：西安思源学院，西安海棠学院西安数字技术学院，西安航空旅游学院，西安外贸职工大学，西安财经学院行知学院，西安汽车科技职业学院在这里落户。思源学院里面有陈忠实文学馆。 还有小说中出现的白鹿书院，位于新区的图书馆。若是对陈老的小说感兴趣，不妨前往一看现实版白鹿书院之貌。
五一早晨，闲来无事，乘兴而去，在南门上车，坐910公交，南门的公家站牌之多，简直是把人搞得一头雾水，不得不吐槽，西安公交站牌设置的不够人性化，南门站竟然有8处乘车点，而且候车区也没有一点提示的标示或者地图。我跑了三处，后来经由以一位热心的老人指点才找到，我事先按百度地图，爱帮公交指点的竟然不准，看来度娘也不是万能的呀。
如愿上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从西北坡上，绕着一小段盘山公路（更确切的说是盘坡公路）。上原后是开阔的土地，若无高大建筑阻挡视线，肯定是一览无余的胜景，在“汽车科技学院”站下车，马路对面就是西园。
西园门前树立着一块碑，上书陈忠实提的“白鹿原”三字，下面碑文我给抄了下来： 白鹿原，据《三秦记》载，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此而得名，《辞源》载，“白鹿原即灞上”。后因宋天圣年间，大将狄青在此安营扎寨，又称狄寨原。白鹿原历代为兵家必争之
军事要地，素为古长安城东的天然屏障，也是解放前曾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和建立党组织最早的地方之一、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英雄豪杰留下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一举轰动国内外。
《白鹿原》无疑是当代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史诗巨作。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认为：“其可贵之处不在于秘，而在于史。”[1]李建军则更明确指出：“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苦难史、?折腾?史、命运史。”[2]遗憾的是，各类评论对小说的“史”至今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概括，没能深入挖掘其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秘”和“史”被抽象地分割，作者苦心追求的民族的秘史反而被模糊了。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己有限的史学功底，对《白鹿原》做一次文学以外的探究，一窥这被掩盖的民族秘史。
一、纵向历史的爬梳
作为一部全景式展现渭河平原五十年沧桑变迁的史诗性小说，《白鹿原》准确地把握了传统与现实，历史与文化的辩证关系。虽然立足于近代，却透过人物的心理、语言和行为描写，将一个古老民族千百年来的民间生活毫无保留地曝露在读者面前。
白孝义无疑是幸运的，在他之前已经夭折了三男一女。“白鹿村家家的牛圈里都埋过早夭的孩子，家家的田地里都施过渗着血肉的粪肥。”作者以一种看似拿“万物为刍狗”的达观笔调写下了这一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而作为总结腾之于白赵氏之口的也只是一句麻木不仁的“注定不是阳世的人”。话虽无情，但笔端之外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中国千百年来令人心酸的生育史。“生子早夭”乃至“生子不举”的现象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即以产生。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多子多福的民间信仰是这一悲剧滋生的温床。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偏僻的农村，即便在繁华的都市也是习以为常。1793年，由大洋彼岸千里迢迢过来的马戛尔尼一行赶上了中国最后一次，也是整个清代最鼎盛的乾隆盛世。这位西方外交家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这个现象。在北京城里，“每日清早令人驱车巡视街道，见有已死或见弃之于婴儿，则纳之车中拉至义冢埋之，亦有弃于沟中者”，而广大华人对此早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足为怪。”[3]悲凉之情，跃然于纸，而白赵氏岂不正是那千千万万个华人中的一员嘛。
小说中白稼轩治理村上八个赌徒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他先是命人用干枣刺刷子狠狠地抽打他们，又令赢钱的把钱还给输家，最后让这几个赌徒将手塞进刚烧滚的开水锅里，直烫得他们“叫爸叫爷叫妈不迭”。一个封建族长的权威就这样被活脱脱地勾勒了出来，而其刚柔并济地的处理手段读来更是叫人拍手称快。然而，“把手塞进开水锅”这样一出颇具乡野传奇色彩的情景仅仅是作者的杜撰吗？其实不然，吴伯箫先生在《难老泉》一文里也有类似的场景。说的是几百年前山西某地南北两渠的农民为了水源而争斗不止，最后官府出面，在一口沸腾的油锅中放入十枚铜钱，依据双方从锅中取出的铜钱数来分配水量。北渠一位青年从油锅中取得七枚铜钱，使北渠人获得了胜利，而他自己则因烫伤过重而死。为了纪念这个青年，村民将其尸骨埋在了“中流砥柱”之下[4]。相比以警示为旨的前者，这个故事无论从过程还是程度上显然都更进了一步。但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有其生活依据的。在山西洪洞的“好汉宫”前立有一碑，碑文上所载内容即与《难老泉》所载大同小异，前后呼应[5]。两个故事虽然语境迥异，却殊途同归，把几个世纪来民间处理纠纷的手段就这样残酷露骨但又痛快直接地呈现出来。
田小娥死后引发的瘟疫是全书的一个高潮。作者以一种魔幻的描写，刻画下了原上村民在面对瘟疫时的众生相。看似荒诞不经，却真实地反映了民间对瘟疫的认识。余新忠先生指出，清人对瘟疫病原的认识主要有鬼神司疫和疫气致疫两类[6]。作为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疾病[7]，瘟疫自古就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天敌。古人在面对这来无踪、去无影的大害时，往往因为现实的无助而心生
恐惧，由恐惧而导致迷信。贴桃符、撒石灰、建庙堂、盖宝塔，也就是这逻辑发展下顺理成章的事了。事实上，又岂止面对瘟疫如此，中国历史上凡是到了社会发生巨大变动需要抉择而无良方时，上至高居庙堂，饱度诗书的士大夫；下到躬身田间，大字不识的老百姓，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集体的非理性。君不见，远有北宋靖康之际的郭京撒豆成兵，近有清末庚子年间的义和拳设神坛，这正是所谓的历史的惯性啊。在魔幻的外衣下，包裹的是百姓苦难生活的写照和对现实灾害的无助。
二、横向历史的补阙
虽然小说“下笔最精彩、着墨最多的还是关于关中民间生活形态的描写”[8]，但对发生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也并没有回避。作者抛开成见，不带任何政治倾向地记下了那段云谲波诡的人世沧桑，而在故事背后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廓清的历史迷雾。
“白狼”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名词，是灾难和罪恶的化身，也是革命“反正”成了之后在白鹿原上的直接反映。关于他的出现，刚从西安城里回来的冷先生只是用一句“龙一回天，世间的毒虫猛兽全出山了”的戏言做了简单的交代。那“白狼”究竟是何物呢？作者在后面又借何县长的话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原来“白狼是个人，是一帮子匪盗的头领”，不仅在河南闹，还打算进潼关，比嘈传的白狼还恶过百倍。何以始于民国初年，纵横豫、鄂、皖、陕、甘五省，名噪全国，长达三年的白朗起义在白鹿原上被如此的误解呢？笔者认为作者在利用“白狼”这个道具巧妙地铺设了一系列剧情的同时也合理但隐秘地向读者交待了小说的时空背景。事实上，当沿海城市接受欧风美雨已达半个多世纪之际，西安这个位于中国内陆西北一隅的古城仍是相当闭塞的。一位西方记者在他的旅行著作中这么写道：“陕西是如此古老而僻远，古老到即使在中国都无人知晓其历史的源头，偏僻到连北京人提到它的时候，都好像在说异国之地。”[9]通过这段描述，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白朗在白鹿原上的遭遇了。
白鹿原发生过一次饥荒，直接原因是旱灾。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旱灾的存在对于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国社会本是一种常态。然而，审视近代中国的灾荒史，会发现在这常态背后突现出了几个以往所没有的特点。首先是发生次数的增多。刘仰东先生指出：“在近代中国社会并不算太长的时间里，无论是从整体看，还是从局部看，还是从灾荒的类别上看，用?十岁九荒?甚至用?无时不在?来形容灾荒的频发,是绝对不为过的。”[10]第二是灾害程度的严重。以1876-1879年的华北大旱灾为例，由于连年的不雨，旱灾持续了近四年。覆盖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和山东五省，并波及陇东、苏北和皖北等地。殃及灾民1.6亿—2人，直接死亡人数不少于一千万人，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何以近代灾荒发生的频率是如此之高，危害又如此之大呢？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那么这些灾荒和白鹿原上发生的并无二致，最直接的原因都是旱灾。这个解释显然有点苍白。其实作者已在开头借斯诺的《西行漫记》把答案告诉我们了：
“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二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於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乾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严重短缺。”
这段文字不仅清楚地解释了近代灾荒频仍的历史原因，也早早地给“仁义村”打上了灰色的底色。一段秘史被作者这样不秘密地公布出来，其本身也足以引人沉思。
书中白灵和鹿兆海这对昔日的革命情侣的陨落令人扼腕。一位坚持共产理想，却死于肃反；一位一心抗日，却死于内战。两人的命运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鹿兆海的死无疑是当时国共内战的缩影，而白灵的死却不能简单归于是其“野性子招致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白灵的命运是先定的。众所周知，年轻的共
产党在经历了大革命、反围剿和长征之后已是元气大伤。因此，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这个政权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相比那些农民出身的党员，像白灵这样出身地主（富有）家庭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共产党里不仅另类，还显得扎眼了。他们的投奔从开始就被贴上了“投机”和怀疑的目光。早在井冈山时期，每逢肃反就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11]小说中发生的那一幕，只不过是井冈山的重演罢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更多的像白灵这样的知识分子出于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不满和左翼思潮的影响而涌入延安。这些“单纯到透明”的年轻人，最终也未能摆脱被认为是“特务分子”的命运而成为“整风”的对象[12]。没有人能置疑一个政权受到威胁时采取的自我保护，但也毋庸讳言，由整风到肃反，必然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对于这段历史公案，作者在小说中这样写道：“重要的已不是烈士的死亡细节和具体过程……重要的是对发生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的反省。”信哉！
三、结语
上述这些情景是小说的亮点，也是争议的焦点。赞美者肯定了作者的“魔幻处理”，认为“是从特定的文化情景出发，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文化内容。”[2](P38)批评者则将其斥为封建糟粕，具有“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13]认为作者“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14]还有的则抱以“了解之同情”，认为作者“即在批判，又在赞赏；即在鞭挞，又在挽悼。”[15]但可以一致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阅读障碍是观点不能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通过对这些情景的深入颇析，历史的本来面目被我们还原，作者所追求的民族的秘史变得清晰。论从史出，或许才是对一部史诗性小说最大的尊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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