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梁文道：简介、语录、评价
嘉宾简介：梁文道
简介
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中学时在台湾接受教育，之后回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哲学系毕业。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并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现职凤凰卫视评论员，为《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报》等中国内地、香港及马来西亚十余份报刊杂志专栏作家。2009年陆续在大陆出版《常识》《噪音太多》《我执》《读者》。《常识》面世不久，即销几十万本：演讲之处，都挤满久候的粉丝，有专栏作家称之为“梁文道现象”。
语录
当代中国庞杂繁复，有说不完的故事，谈不尽的现象。这里的文章就像人体切片，断流截出其中关键的部分，虽然犹如管中窥豹，亦可检视全体经络的气脉动向。
我很难不想起小时候在台湾生活的经验。当年国民党实施报禁，不只没有几份报纸，而且每份张数极其有限。仅管如此，那些报章却极有国际视野，常见论者畅谈天下大事，说得头头是道，煞是好看；相反地，自己家里的东西，大家却写得吞吞吐吐，四平八稳。后来我才明白，那实在是因为岛内的事情不太好说，于是才被迫出了一堆国际问题专家。
评价
香港有个梁文道，他写文章，论时情，观看世界皆有独造，我禁不住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同时也佩服有人能做得那么出色，那么妙。
几乎可以说，他有一种傻，这种傻，这种专情，教他做恁多的事而不感到累。
——舒国治
篇二：《常识》读后感
警世、警人、警言
——读《常识》有感
中国有多大？真正的社会是怎样的？全世界的信息无时无刻地发生着变化，却只能通过我的一双眼睛来粗略地浏览，只能主观地产生出一种片面的想法。而我们正是需要像梁文道一样的时事评论家、半个文人墨客，去全面地共享资料、观点，去弥补我们稀缺的一个角度。就如这本书《常识》扉页上注明的：
“如若觉得这些奇怪，可谓这是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前言
梁文道，时事评论知识分子者是也。其所著的《常识》，一针见血地谈及中国社会种种弊端现象，看完他的资料后，又成了心中不可替代的一位文人。通读全文，不可否认，梁文道是一位用思维贯穿文字的作家，精辟的措辞用得恰当；他充分运用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高质量知识，去权衡这个社会的各种现象，大到地震，小到一句话。他认为，一名有良心的时事评论家所写的文字，不应该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批评和怀疑才是一位时事评论者的天性。
在字里行间，他没有回避当下热点的问题，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实事求是是他给我最大的印象，从事情的开始到结束，甚至之前的征兆，社会流行说法未及提到的、很能说明问题本质的一条一条透彻得分析，没有避讳，也没有故弄玄虚，反映最真的思考。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个叫作梁文道的人的世界观，是他的常识，可是起码反映了一些见解，借用作者的话说，“世界的梦想并不是人人都能会说英语，而是人人拥有普遍的共识”。
对“常识”的解读
这本称为“常识”的文集来之不易，仅这两个字的立意，不只是向美国作家托马斯佩恩致意，归宗于知识分子的传统，而且“常识”寓意丰富，在梁文道的笔下，就蕴涵有三种层面：第一种意思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谓的常识，在生活中基本存在却有不可缺失；还有一种就是作者所谓的，“被埋在底下，或者跟我们另一些常识相互矛盾，被我们扔到一边去了，可谓缺失的常识”，比如说“潜规则”；另外一种常识，可以说是人际关系，或者是公共情怀。
在梁文道看来，我们社会通用的所有常识之间是断裂的，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点与点之间存在很大的空袭，导致了不同轻重缓急的矛盾。的确，政治课本上教育的，要为老幼病残孕妇让座，可是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这么去做，处世较深的人会意味深长地道，这就是社会。所以，未经人事的年轻人往往会怀着一种自卑、毫无底气的态度登上自立的舞台。可是，常识又不能被期待系统化，否则称之为制度、规范，只能期待我们所共识的常识提升其质量、素质。
梁文道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去思考眼前问题，目的是更好地
批判大陆的常识；所幸，他是以一种略近港台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观察大陆社会氛围，否则我们还真跳不出常识的圈子。
内地共识的略见
中国国情庞杂繁芜，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人物，一举一动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多种争论。时事评论人，则把握住争端、事件的核心，层层透析，有所防也有所不防——防本质、官方套话，不防批评、建议言语。作者将近七十个主题如人体的关键切片一般，面面分析出来，“虽犹如管中窥豹，亦可检视全体经络的气脉动向”。
谈及国耻这一敏感话题，梁认为中国人到现在还没有勇气放下以前的悲痛、仍旧怀着一代代留下的盲目的悲痛把怨恨撒向如今的他国，是一种自虐的心理状态。从旧时代残留的阿Q精神——把自己国家的可怜软弱转换成神圣慈悲荣光，到如今盲目的自我肯定，其间伴随着中国的成长发展史，现在中国成了大国，历史向我们抛来了难题，我们是否准备好心态去当一名大国？
当今社会漫延的是一种浮躁不安的情绪，听说“中国威胁论”就立马上升到民族尊严的程度，与某位人士难以沟通就动手打人，学者发表的论文被人批评其根本论点就破口开骂等等，这些都被我们长期地忍受、冷漠地对待、以至于事不关己地默认。再比如，作为大国的中国，如若仍放不下百年来受欺负的自卑情绪，总是被这样的梦魇折磨，犹如受伤的童年记忆阴影般得缠绕终身，怎么会有平和得心态？若是一辈辈警醒着，怎么会有健康的未来和下一代？
再谈及教育，也是另作为一名学生的笔者为自身的未来担忧。中国不少的高等学府，颁布各种管理学生的禁令，不准做这、不准做那，试问，已经成人、标志着有独立生活学习能力的大学生为何还需要来自学校的督促呢？大学生“幼童化”是中国发展的悲哀：从“五四运动”、示威游行，逐渐沦落到“啃老族”。社会一直以一种“未来的主人翁”、孩子的态度对待学生，又凭什么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成熟呢？
当我发现大学与政府有越来越多的交集，知晓现代大学生要么沉溺、要么乖僻的风格后，曾经深深吸引我的大学生活一下子失去了色彩。从字面分析，“university（大学）”中包含“universe（宇宙）”，表明的应该是“宇宙性”和“普适性”的包容天下，让各种声音都有一席之地，让各种学风都能博得掌声。可悲的是，这些高等学府成了新一轮的压力狂潮。
还有一点，在于阅读习惯。有人说，芬兰的义务教育是个奇迹，几乎一半的学生最常做的休闲活动就是阅读，他们的教育还闻名于具有国际视野——而创造这个奇迹的原因就是，芬兰教师，其地位之高难于人想象。而在这里，偏远地区的老师待遇不好希望被调去城镇，那么就没有多少老是愿意在深山里教书，更何况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诸如此类，梁在方方面面都观察细腻，这些只是其中的两点。他冷
静、理性的观点可以温和地带领我们省视自身，让我们多多思考并决定一下以后言行的方式——毕竟，这些并不是一种标榜。
知识分子的情怀
知识分子，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怀的是一份责任感。鲁迅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惊心动魄的——光是笔名就换了好几个——不惜命地去倡导民主，去揭发穷苦人民好与不好的心理素质等等；总而言之，他们是赋予了自己时代进步的责任，作为民族一分子的责任。如今的知识分子普遍地让人打心里尊重，但有时却无端生了一股神秘感隐藏在无知之中。我们没法简单地定义知识分子就是学富五车，但是可以说他们是有一群责任敢说话、建立在自己知识上的言论的人。
比如梁文道。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除了他敏锐地对社会提出的种种质疑、各种贡献，还能够不断地检视自己。从事于媒体这个行业，需要的是一种急性、活跃、果断的思维速度和方式，这恰恰与“知识分子必须在自己的知识面上长期地思考”相违。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拥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情怀，但是难以转身成为知识分子。
现在的中国经历了世博、北京奥运会，在今年暑假的伦敦奥运会中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既是经济强国，又是体育强国，而且马上要从政治大国走向强国——也许“保钓”事件过后就可以证明，但是我们国民的心理素质达到了吗？这三十年是瞄准经济目标、世界地位赶上来的，现在的时代就是需要这些知识分子提出社会弊病，若是一味地“和谐”到底，则人人都是阿Q，颠倒的自我满足。
有几次，我会这样以为，从某个角度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理智不断战胜情感的结果。但是，如今又是一个异常浮躁的时代，想要完成世界的梦想，人人达到普遍的共识，光是独立地搞“中国特色”，可能会“邯郸学步”，把自己原来的也忘了。
又或许，我们应该想得更为简单些，各个部门、各个岗位都尽职尽责，每一条产业链、社会链都关关把住，再多多投入国民的信任——即使被伤得死去活来还要相信的信任，那么“毒奶粉”、“毒大米”、贪污受贿的现象会少很多。这就要依赖我们的国民情怀了——就像是一场情绪和理性的斗争。
篇三：梁文道：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
梁文道：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
梁文道，文化学者，作家，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 1970 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顺德，少年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足迹从大学讲师、文化从业人员、自由撰稿人、牛棚书院院长、中学校长、商业电台台长、剧评家、书评家、食文化研究人、时事评论员、乐评家，到公共危机处理专员、环保权益维护者、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的动物保育大使和观察员、古迹研究员、文化推广研究学者、艾滋病权益维护义工等，被冠以“文化百足”之称。著有《常识》等作品。
精彩摘要：
1 、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2 、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
3 、对待真正的对手，你要有最伟大的尊重，因为只有最了不起的对手，才能够激发你，让你发现过去你所不知道的盲点，能逼你完善想法和理论。
4 、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下结论，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在自己手上。
5 、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
6 、不能永远站在人民这边对抗政府或者独裁者，知识分子最勇敢的时候，不仅敢于对抗暴君，而是连人民都敢对抗。
以下为讲座实录：
左派“落荒而逃”是否就代表自由派的胜利？
“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过去几天知识分子界，如果有这个界的话，出了一件大家很关注的事情，一名叫周燕的女记者与北京学者吴法天闹得很不好，二人“约架”。网友很兴奋还去围观，看看知识分子打架是什么样。吴法天说没打算真打架，只是想普法，后来争执起来，据说有拳脚冲突，吴法天还是被打了，被护送离场。
过去二十年，学术界有一些争论，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达到“新高潮”，干脆动手。而动手的结果，主要是以新左派或左派的“落荒而逃”结束，那么请问：这能不能视作自由派的胜利？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
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于是大家开始谈论知识分子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越来越暴力。过去几年我们目睹很多知识分子吵架的事，过去一年最让人关注的是方舟子先生和韩寒先生所谓的“方韩大战”。最初方舟子怀疑韩寒作品代笔，后来怀疑其身高，最后发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客。战到最后，出现两派，这两派中，我都认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过去是一些很要好的朋友或者同事，都因为这个事件，反目成仇，要绝交，有些不止绝交，还要把对方十多年来不可告人、不堪入目的事情都说出来。
这让我想起来前几年过世的大哲学家 G-A-科亨（编者注： Gerald Allan Cohen ， 1941 ～ 2009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出现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左派学者，专门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在英美分析传统上使得马克思重新变得有意义的伟大哲学家。他在 2009 年去世时，很多英美媒体都发悼文，其中有一篇是美国很有名的自由派学者罗纳德 -德沃金（编者注： Ronald M Dworkin ， 1931 ～，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纽约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法学院教授，当代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写的。德沃金的很多观点跟科亨截然不同，他们自 1960 年代开始认识，立场截然不同，辩论了几十年，但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
这两个人又曾经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在伦敦大学开设了一门课，这一门课在英国或者在全世界做政治哲学的人都知道，人称“星球大战课”，教这门课的是四个人不是轮流上，而是一起上，今天轮到 A 主讲，然后另外三个人马上反驳他，这四个人都是当代哲学界、政治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包括我刚才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亨，自由主义派的哲学家德沃金，还有一位严肃的分析哲学家帕菲特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 -森（编者注： Amartya Sen ， 1933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1971 年执教牛津大学， 1988 年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 1998 年任剑桥大学任三一学院院长），四个人的观点、立场非常不一样，每次开课都是火花四溅。大家想一想，台上如果是方舟子和韩寒，那会是怎样的场面？
这四个人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互相把对方认为是自己著作最重要的读者。科亨这辈子最大的论战对手是哈佛大学教授诺齐克。诺齐克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被认为是当代主张极端自由主义的最有力的一本论著，非常生动有趣地说明了为什么国家不应该介入税收，主张自由的市场和无政府主义。可想而知，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科亨当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他发现诺齐克的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前提和推论方式与自己是一样的，只是结论不同，所以他很认真地读了这本书。
我讲这些例子是想看看另一种论战对手的状况，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为什么科亨这么认真，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他真正的对手，对待真正的对手，你要有最伟大的尊重，因为只有你最了不起的
对手，才能够激发你，让你发现过去你所不知道的盲点，以及可能照顾不及、思虑不周的地方，能逼你完善你的想法和理论。
我再跟大家讲第二个故事，捷克有名的流亡作家米兰 -昆德拉写过一篇文章说，他在巴黎的书房常年挂着一张照片，拍的是两个文化巨星在森林散步的背影，一个是有名的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另一个是一位法国大诗人勒内 -夏尔。海德格尔不止是大哲学家，他还是一个纳粹同情者，有人认为他是德国希特勒哲学时期最伟大的教皇。而勒内 -夏尔是个犹太人，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时，他在法国从事地下抵抗阵线的工作。这两个人看上去完全是水火不容的，战后却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比起吴法天和周燕，更应该干一场，但是他们成为了朋友，不是敌人成为了朋友，而是说他们首先是朋友。对他们来讲，后来一切的重大政治分歧，不能因此抹杀掉彼此的友谊。昆德拉很喜欢这张照片，他觉得这张照片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尊严，他所指尊严是很古典、很绅士的传统尊严，也就是体面。
我举这两个例子好像让人觉得西方知识分子比中国人更懂得互相尊重，更懂得差异。我读一些大师的贺寿文集，弟子门人、同行开学术研讨会，谈谈他的学术思想，每个人贡献一篇文章，最后编辑成书，你会发现书中文章绝大部分都是歌功颂德，称赞老师多牛，像圣人一样。但是西方大师的贺寿文集，弟子和同行也会赞许一下老人家的成就，但话锋一转就开始批判。这是不是不尊敬？不是，恰恰相反，这是最大的尊敬。如果后辈想要迈进，当然要跨越前辈大师。也就是说，批评是因为你重要。弟子对得起老师的方法就是做得比老师还好，找出老师的漏洞。文集最后由大师写一篇对批判回应的文章，客客气气，但也是毫不留情。学术讨论毫不留情，眼睛很毒很冷酷，指出所有问题，但是言语上斯文、有度、节制。这样的书是很体面的书，看这样的书会让你很感动。
中国不能这样吗？当然不是。以前朱熹和陆象山论战，双方门人都知道对方是自己老师的最大敌手，但整个论辩过程，从今天的文字记录来看，他们是多么地客气，多么地节制。同时，他们私下跟弟子们谈到对方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出言不逊。
知识分子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立场
“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发展到要互相用恶毒的言语攻击对方，甚至到了要用武力解决的地步？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社会太不斯文，太暴力，太没有修养了，但是谈这个问题时，不要简单认为这是个人修养的问题，我今天讲的不是知识分子要做好人，要斯文，而是这个群体怎么维持，怎么相互合作，这是群体问题。
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下结论，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观察判断有一个保留，通常我们都认为，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它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在自己手上。我们只敢说，或许我有一个想法是对的，
拿出来讨论一下。由于你总对自己有所保留，所以对别人的否定也不敢太离谱，这是双向的；对他人不敢太肯定，同样也不敢太否定，这样的态度，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知识分子社群内部讨论问题的态度。
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比较有知识，而是因为服膺真理，关怀知识，关怀人类。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巧妙之处在于，大家都服从真理，但是却都不敢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一边，因为大家同时了解到真理获得的困难，所以需要谨慎。知识分子的讨论要有所保留，有节有度，政治立场的讨论也是这样。
今天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知识分子应该是没有立场可言的，如果有，也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尽量希望站在真理那一边。政治立场在这个领域中是无足轻重的。任何人宣称他掌握了真理，在今天的学术界、思想界、知识界，都会认为是不礼貌的，是冒犯的，是过分的，是愚蠢的，是自大的。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平台，只服从真理的原则可以推理出一些行事规范，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伦理。假如你是一个厨师，煮饭，做菜，你的职业伦理是尽量保证做出来的东西是安全的，如果有追求，应该追求做出的菜都是好吃的，这是我们对厨师职业伦理的要求，那我们假设下，今天有两个厨师都被认为是广州地面上最好的厨师，于是有人挑拨他们两个，请问他们应该怎样一分高下？当然应该看看谁做的菜更好。假如他们相约在火车站打架，各位觉得可以接受吗？假如真的有一个厨师把另一个厨师打败了，我们会不会说他是最好的厨师？当然不会，我们可能会说他是打架比较厉害的厨师。
同样，知识分子讨论问题，为什么不该约出来打架，这是职业伦理，不是个人斯文不斯文，有没有修养的问题，因为根据这个行业的伦理，讨论问题，既然追求真理，追求胜负的手段就应该是辩论，以理服人。
知识分子以讲理分高下，就等于是厨师以厨艺来分高下是一样，假如今天不以讲理分高下，不以厨艺分高下，全部出来打架，不是不可以，只是在那一刻，你那个分高下的手段和身份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你们就是普通两个打架的人，如此而已。所以，知识分子侮辱对方人格，甚至打架，我不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做这个事的那一刹那，就不是知识分子了，他们用的不是知识分子应该用来讨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争端的手段，这是职业修养，不只是个人修为。
职业伦理很重要，但要求的东西不一定都能做到。比如我是一个厨师，也知道职业伦理，问题是我也是人，有意志软弱的时候，也会懒惰，有这样或那样的诱惑，使得我没有执行好职业伦理。这时就面临第二种问题了，也就是个人修养问题。个人修养关系到的不是职业伦理，而是一般所讲的伦理问题。
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是非而是做不到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道德败坏，说中国人变得冷血、冷漠。事实上，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我们不再知道什么叫是非对错，我们知道却做不到”
个人修养牵涉到的不再是某一行业特有现象，而是每个人的共有现象。做报纸、杂志编辑，我知道应该诚信对待读者，但又实在忍不住编造一些明星的绯闻，洒一些盐巴，或加一些调味料，让报纸更畅销。我知道这违反职业伦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另一方面的诱惑实在太大，我的老板会欣赏我，关系到会不会升职。这时候面临的是考验，是控制自己的问题，控制自己就是自我修养。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道德败坏，说中国人变得冷血、冷漠。事实上，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不再知道什么叫是非对错，我们知道却做不到。在伦理学上有两种情况，第一，道德无力感，在马路上看到人抢劫，你会不会觉得应该帮助他，但实际上又不敢，怕出事，这就叫道德无力感。第二，道德冷漠，对抢劫视若无睹，拍一下看热闹就好，不关自己的事。很多古代哲学家有一些很奇怪的看法，认为道德无力和道德冷漠是不可能出现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苏格拉底就认为一个人只要知道善和恶就不会做坏事。我们知行之间会断裂，为什么？因为无力，受诱惑，要不然就是冷漠。王阳明与苏格拉底基本一样，认为人知道善就不会为恶，一个人做坏事，就表现出不知道什么叫善，明知说谎不好，但还说谎，可见你还不知道不说谎的好处，如果足够深切地体悟到不说谎的好处，就不可能再说谎。
这么听好像还很荒谬，没关系我们回到中国的例子。王阳明的《传习录》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关于知行合一，王阳明举了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好好色，恶恶臭”，比如，眼前这盆花真好看，首先看到花好，然后有了判断好看。我不可能首先看到有花，然后同时有一个评价，认为它好，然后再产生欲望喜欢它。我再重复一遍，比如看到一位帅哥或美女，你的认识过程是怎么样的？第一步，这是个女的，有眼睛，有鼻子；第二步，判断她是美女；第三步，我很喜欢美女；第四步，所以我也挺喜欢她。王阳明认为这不是正常的心理认知过程，我们看到的第一眼就知道这叫美女，而知道她是美女的那一刹那，同时，心里对她的喜欢，想多看一眼的倾向就出来了，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是这种“知”。闻到粪坑说好臭，不会说先闻到臭，然后看一看这个是粪坑，说好臭，随之而来的是情感趋向，留下来多看一眼，还是闻到的时候马上走，这时“知”和“行”是合起来的。
“行”不是行动，而是行为和行动足以发生的倾向，看到好看的花，真喜欢想多看一眼，这已经是行了。知是什么呢？我一看到它是好花，马上喜欢，这叫做知行合一。看到美女多看一眼，闻到化粪池的臭马上走，“好好色，恶恶臭”。
按照王阳明所讲，人类对于道德的知识，也是一种好恶而已，所有好恶首先在于你能不能体会到东西的好。这样问题也就出现了，我怎么样才能知道它真正的“好”呢？这就是王阳明乃至中国儒家传统最强调的一个东西“功夫”，也就是儒家所讲的怎么修炼自己。
儒家学者君子要做的修炼，有人认为是节制欲望。王阳明也讲格物致知，诚心正意，日常生活的行为成为新的对象就叫物，我拿着麦克风对大家说话，这是我的行动和处境，处境中的行动就是物。格是指我在这个处境当中说这些话做这些事，背后的那颗心是什么，要把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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