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梁文道的修辞术
邓小桦在《我执》的序言中写道：“在这个忧伤难言的时代，他被挑选为最重要的群众领袖、杰出作者、演员。”1或许这是对梁文道最为中肯的界定，他一人分饰多角：写专栏、做电视、做电台、发表演讲、参与社会活动，在不同领域、媒介、角色间出入穿梭，如鱼得水。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他在大陆连出三书形成一种所谓的“梁文道现象”。他是以评论为主业的传媒人，却被尊为“香港文化教父”，更是近年来香港文化人北上成功的典范；他不是某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却成为华文世界最为大众熟知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混战烽烟未消，媒体和知识分子的相互指责越演越烈，牛博的激愤尖锐与主流媒体的清明气象泾渭分明，他却试图在这种种分裂间“寻求最大公约数”。
一 如何公共？
梁文道指认自己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究竟何指？依据许纪霖先生的解释包含三个涵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2“公共领域”和“公共知识分子”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一直处于墙里开花墙外不香的状态，对于学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大众们不买账。进入普通读者视野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会是对其进行身份梳理的许纪霖，也不会是多年来深入三农工作的孙立平或者呼吁人文精神的王晓明。有时他们谈论的话题或许足够重要却很难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热点话题，而更多时候自我的身份焦虑盖过了对他者（大众）真正的关切。 把社会问题推入公众视野更多得益于九十年代以来南方一些报纸的深度报道和时评的复兴以及网络舆论的勃兴。不管学者们是否愿意看到，今日具有公共性质的文化领域，恐怕不是关于三农问题或底层写作的讨论，而是此起彼伏的媒体事件和随之而起落的网络民意，以及一个个不停生成并分化的论坛或豆瓣小组。除了许先生界定的三个涵义，我想还要包括知识分子的意见受到普通民众的关注和认可，在民间形成讨论的氛围，达成一些共识。
在某些论述中公共知识分子俨然道义的化身，而一旦与媒体搭上关系，转眼之间却成了“遵循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3值得辨析的是“公共”一词并不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仅仅表明知识者界定自身位置的一种方式，而当代社会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介入不得不依赖媒体。大众传媒改变了以往的“公共”概念，它成为知识分子引起民众关注取得社会影响力的主要场域。确切说来梁文道的身份是媒体知识分子或者传播知识的媒体人。他的工作都是与公众沟通，涉足电视、广播、报纸等多种媒体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些都能通过媒体得到有效传播）。当然，媒体提供给知识分子活动场域的同时，也依照自身的规则改造着知识分子与受众的关系。媒体知识分子销售的不仅仅是信息商品，也属于娱乐商品和协同商品(Solidarity goods)。4 梁文道在《常识》中自述：希望承接“面向公众”写作的传统——“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5而一批自诩独立思考或者准备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成为最热烈的受众，我们可以从愤青、知识青年、豆瓣青年这些群体中寻到他们的踪迹，和韩寒、陈丹青的读者也多有重合。作为读者/观众的公众处在不停的分化重组中，但仍能看到他们对某些问题的共同关心，具有共同的价值和要求。这样的接受者不完全是被启蒙者和消费者，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社会问题意识和价值意识的公众。“公众”一词不同于革命时期的文艺为之服务的“人民”“群众”，更接近近年逐渐流传开来的“公民”的含义。同时它也策略性地隐藏了“公民”的政治诉求，更强调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讨论，营造一小群人可以共通的想象。
二 谁是读者？
理解“《常识》热”的背景之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时评复兴以及借助网络、博客等形式普通人讨论公共事务的热情逐渐高涨。时评研究专家马少华认为“时评是公民表达的实用文体”“是常识和理性普及的阵地”。6除了产生敏于思考、善于表达的普通公民作者，还催生了更多同样关注和思考社会公共事物的读者群，这批作者和读者多有交叉，常常分享着近似的资讯和观点。这种新型的作者——读者关系不同于清末明初的启蒙知识分子（独异个人）与被启蒙的民众（庸众），亦不能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动生产者——无名的被动的消费者的对立关系来解读。他们在阅读和讨论中成为一个广大的公共的一部分，感知集体性的“我们”的存在，形成一种“通过消息而作的社会交往”，而这种交往通常通过媒体中新生的言论空间进行。7
他所讨论的话题，多是在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的事件，观点亦不见得特别深刻或新锐。相较其他时评作者，他既没
有掌握较为精深的专业知识，也不见得在某一问题上具有长期的实践经验，似乎也无从获取什么内部消息。在这些方面，梁文道和我们普通读者很像，读者觉得他是“自己人”，也只是个普通作者，都是社会问题的关注者和学术、知识的业余爱好者。只不过他的位置稍有不同，处在传媒活动的另一端，资讯更为全面，视野更为开阔，立论更为平和。事实上他承担着多重使命，既是公众的代言人，又是公众的教育者，还是被众多粉丝拥戴的知识明星。
和这三本书一道深入人心的，还有他的谦谦君子形象。一位粉丝在签售会后这样写到：
他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看过无数的书，认识无数的人，听了他的话，能让你突然发现一个新的认识世界的维度，见了他的人，你就会发现原来人是可能到这样一个境界的，一个人可以做到如此的平和冷静又不乏温情，可以有这样的人格魅力。举个小例子：那次在季风书园里，道长做签售，现场上百人都想与道长近距离接触，难免有点混乱，可是大家一看到道长，就马上都自觉了。因为道长给读者的签名是那样认真：抬头认真看着读者，先是问声好，然后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签名。如果读者希望道长专门为自己写上读者的名字，道长会认真地加上“ＸＸ先生（小姐）存念”，如果有人希望道长多写几句话，他也会应允，如果有人希望多签几本，或者签的不是道长的书，希望和道长聊几句，道长从来没有不答应的，而且没有一丝不耐烦，反倒是因为读者排队等了很久而频频向读者道歉。我们大多数人难道不向往有这样的人格吗？至少我很向往的。站在道长周围，就能感觉到有一种“场”，你不由得会被这种场所影响，你平日再暴戾，那时也会变得平和；你平时如何的?出口成脏”，那时也会谦逊有礼……这就是道长“厉害”之处。8
与其讨论“人格魅力”，不如说他非常重视传媒活动另一端的受众，将与其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作为重要一课。作者和作品在媒体活动中是待选的商品，两者的形象需要保持一致以培育消费者对此“品牌”的良好印象，君子般的公众形象与其温和理性的文风相得益彰，使读者得以继续投射其想象。“这是对群众领袖、杰出作者的要求，同时也是对于演员的要求。”9
身为“公众意见的经销商”的梁文道深谙和公众沟通的策略，说话行文都很“得人心”。他是“标题党”的高人，《常识》、《读者》、《我执》……，其中呈现的书写姿态和书名一样值得玩味。明明是面向大众的读物，可态度是谦虚的、自省的（《常识》）；身处的位置是布道者的讲坛，但他自承首先是个和我们一般的读者（《读者》）；仿佛向每个普通人敞开，但取径的通道是最私密的“自我”（《我执》）。他善于在“自我”和“公众”之间搭建桥梁，使其的每个观点都看似发自作者最真诚的思考，而达诸接受者最基本的言行底线。
三 何为常识？
《常识》是梁文道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于《明报》《am730》《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牛博网的时评。此书一出，常识的界定、在大陆语境中的特殊含义以及同公众的关系受到广泛讨论。“常识”一词看似极为谦逊，是一个向普通读者吁请的姿态，每个人都能“运用其自由而无成见的理智”来理解和接纳，引起共鸣。而如此的低调一旦和“常识稀缺的时代”相对照，便具有了反讽的意味。几乎所有的评介文章都格外强调“普及常识”以及“常识稀缺”之间巨大的断裂，梁文道更在鸣谢里感谢出版社的“勇敢”。“诗家”与“国家”、“普通”与“稀缺”之间的辩证法独具当代中国特色，国人对此多有会心处。对读者而言，说不出口、上不得台面的潜规则、暗涌和雷区几乎和说出的常识一样重要，也是阅读时潜在的心理背景。说来“常识”不过是底线，可它的对立面无比强大，背后的权力机制包括官方、特权、私利，意识形态表征则意味着冠冕堂皇、深刻、本质，谎言、空话、套话则是其话语形式。撼动对手的任何一个枝节都是常识的胜利。
细究梁文道的论事行文，往往能够在“事件”——“理论”——“态度”三者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点。他的某篇时评题目便是《为XX问题寻求最大公约数》，“找公约数”可以说是他为文论事的主要方法，也是极为有效的媒体策略，而在目前大陆的言论环境中又往往意味着“打擦边球”。时评其实是所有文类中较容易让当局过敏的，一不小心便会踩入禁区，他平和理性的论说策略无形中缓和了时事的峻急尖锐，媒体也得以制造巨大的宣传攻势。
相较于先描述事件，再指出争议，继而阐明观点的一般写法，他的策略毋宁说是更文学化、更讲究修辞术的。要么以他事引起全文，再绕进主要讨论的事件；要么开门见山亮出观点，再以具体事例辅佐之。这两种策略都是将短暂的时事现象加以延时处理，造成探究共性传播观点的印象。虽然梁文道反感国人诸事都往本质里升华的倾向，但我们却能看出他不仅常常把时事和某种理论对照思考，更习惯将具体事件和个人经验往观念里归纳。将城管问题归之于城市的美学意识形态，其实是一种类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与之相反，大多数时评作者则仅以理论、观点辅佐时事，难以逃脱时评
和时事一样短暂的命运，当然也不会被冠上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名。尽管梁文道讨论的问题、表达的见解都未必超乎其上，但他看起来还是更像学者，也格外能引起青年学生的共鸣。对此他自己有清楚的认知：“不用太深入，至少要读过一些有关的书以及学术研究，知道自己正在谈的话题”。10
他的时评很少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而习惯最后归之于某些态度和立场。对媒体人而言，适时地表明立场，有时比你说了些什么更重要。学院派的术语管他叫左翼的自由主义，而通俗含义不过是一是站队要站左边，保持批判立场，否则无以彰显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二是要把握好分寸，和更尖锐和实证的问题保持一定距离，梁文道倡导的多元、宽容、理性、独立，几乎已成新的普世真理，在目前大陆言论尺度之下也相对安全。
我们为什么热爱中国？那是因为它的多元是如此的美丽。
——《多元：不同的中国》
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消除偏见缓和对立的绝佳机会，靠的不是宏大的新机场，也不是惊世的奥运场馆，而是真正的大国风范：宽容、开放和自由。……毕竟世界的同一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说英文，而是公认的普世价值。
——《大国：温柔的必要》
我们明白在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时期，有太多人的第一桶金是有问题的。不过，正如某些学者所言，逝者已逝，英雄未必要问出处，最起码你现在要学懂谨慎。
——《富豪：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本家》
任何大学在其本义上都应该是?宇宙性?和?普世性?的，都应该是包容世界的，能够让普世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并现。 ——《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
如果大家能够把最近有关媒体的新闻转化为开拓未来的理性讨论，坏事说不定就能变成好事了。
——《低俗：为什么当官的人品味特别好》
近来港台文化北上成风，媒体的宣传固然功不可没，它们也的确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言说方式。董桥的遗民情怀，朱家姐妹写 “情”之正，林夕和林奕华作品中流露的现代性体验，都恰好填补了大陆书写界的某一块空白，而梁文道的难能可贵则是以一种堪称“雅正”的言说方式论政。对此他的一位大陆同行这样描述：“那种宽和、从容、优雅的写作风度，和修养有关，和所置身的言论环境有关，这让习惯了剑拔弩张的我们在崇敬、艳羡之余，还生出一丝嫉妒。”11革命时期我们习惯于黑白分明不是颂歌就是大批判，今天我们喜欢恶搞或是反讽，至少梁文道通俗地表明了在官方话语之外，我们依然可以拥有均衡的视角，而不被“常识稀缺的时代”困厄住，不成为黑暗之心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不可说”逐渐变为“可说”，继而是隐喻一般的“反话”或者未完成的“笑话”逐渐可以堂堂正正地变回到完整的“正话”来说。12“卑之无甚高论”，但也许是个好起点，启发我们寻找在粉饰与骂嚣之外的第三条言论之路。如此一路文脉，在大陆断绝已久，而今是否到了整理言语重新说话的时候？
梁文道是谁？他出镜率颇高，加之的美誉太多，有时反而让人看不清本色。如果给我一只画笔，会把他描成走钢索的人，脚下是深水和雷区，牛博诸人和若干学者在其中苦苦跋涉，头顶是传媒蓝蓝的天，一众新青年和摄像机正伺机而动。哪管脚下风吹浪打，他在钢索上巍然不动，羡煞我等看客。
（原载《上海文化》2009年第6期）
篇二：梁文道：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
梁文道：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
梁文道，文化学者，作家，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 1970 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顺德，少年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足迹从大学讲师、文化从业人员、自由撰稿人、牛棚书院院长、中学校长、商业电台台长、剧评家、书评家、食文化研究人、时事评论员、乐评家，到公共危机处理专员、环保权益维护者、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的动物保育大使和观察员、古迹研究员、文化推广研究学者、艾滋病权益维护义工等，被冠以“文化百足”之称。著有《常识》等作品。
精彩摘要：
1 、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2 、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
3 、对待真正的对手，你要有最伟大的尊重，因为只有最了不起的对手，才能够激发你，让你发现过去你所不知道的盲点，能逼你完善想法和理论。
4 、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下结论，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在自己手上。
5 、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
6 、不能永远站在人民这边对抗政府或者独裁者，知识分子最勇敢的时候，不仅敢于对抗暴君，而是连人民都敢对抗。
以下为讲座实录：
左派“落荒而逃”是否就代表自由派的胜利？
“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过去几天知识分子界，如果有这个界的话，出了一件大家很关注的事情，一名叫周燕的女记者与北京学者吴法天闹得很不好，二人“约架”。网友很兴奋还去围观，看看知识分子打架是什么样。吴法天说没打算真打架，只是想普法，后来争执起来，据说有拳脚冲突，吴法天还是被打了，被护送离场。
过去二十年，学术界有一些争论，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达到“新高潮”，干脆动手。而动手的结果，主要是以新左派或左派的“落荒而逃”结束，那么请问：这能不能视作自由派的胜利？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包围一个左派学者，把他揍跑了，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奉
自由派为圭皋吗？自由派就是最正确的道路？当然不会。
于是大家开始谈论知识分子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越来越暴力。过去几年我们目睹很多知识分子吵架的事，过去一年最让人关注的是方舟子先生和韩寒先生所谓的“方韩大战”。最初方舟子怀疑韩寒作品代笔，后来怀疑其身高，最后发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客。战到最后，出现两派，这两派中，我都认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过去是一些很要好的朋友或者同事，都因为这个事件，反目成仇，要绝交，有些不止绝交，还要把对方十多年来不可告人、不堪入目的事情都说出来。
这让我想起来前几年过世的大哲学家 G-A-科亨（编者注： Gerald Allan Cohen ， 1941 ～ 2009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出现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左派学者，专门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在英美分析传统上使得马克思重新变得有意义的伟大哲学家。他在 2009 年去世时，很多英美媒体都发悼文，其中有一篇是美国很有名的自由派学者罗纳德 -德沃金（编者注： Ronald M Dworkin ， 1931 ～，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纽约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法学院教授，当代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写的。德沃金的很多观点跟科亨截然不同，他们自 1960 年代开始认识，立场截然不同，辩论了几十年，但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
这两个人又曾经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在伦敦大学开设了一门课，这一门课在英国或者在全世界做政治哲学的人都知道，人称“星球大战课”，教这门课的是四个人不是轮流上，而是一起上，今天轮到 A 主讲，然后另外三个人马上反驳他，这四个人都是当代哲学界、政治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包括我刚才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亨，自由主义派的哲学家德沃金，还有一位严肃的分析哲学家帕菲特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 -森（编者注： Amartya Sen ， 1933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1971 年执教牛津大学， 1988 年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 1998 年任剑桥大学任三一学院院长），四个人的观点、立场非常不一样，每次开课都是火花四溅。大家想一想，台上如果是方舟子和韩寒，那会是怎样的场面？
这四个人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互相把对方认为是自己著作最重要的读者。科亨这辈子最大的论战对手是哈佛大学教授诺齐克。诺齐克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被认为是当代主张极端自由主义的最有力的一本论著，非常生动有趣地说明了为什么国家不应该介入税收，主张自由的市场和无政府主义。可想而知，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科亨当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他发现诺齐克的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前提和推论方式与自己是一样的，只是结论不同，所以他很认真地读了这本书。
我讲这些例子是想看看另一种论战对手的状况，有这样一些伟大的学者，非常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他怎么办？他的办法不是骂对方是脑残，不许学生读他的东西，而是去读他的书、划线、做笔记，当作经典来读，读烂一本，再买一本。为什么科亨这么认真，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他真正的对手，对待真正的对手，你要有最伟大的尊重，因为只有你最了不起的
对手，才能够激发你，让你发现过去你所不知道的盲点，以及可能照顾不及、思虑不周的地方，能逼你完善你的想法和理论。
我再跟大家讲第二个故事，捷克有名的流亡作家米兰 -昆德拉写过一篇文章说，他在巴黎的书房常年挂着一张照片，拍的是两个文化巨星在森林散步的背影，一个是有名的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另一个是一位法国大诗人勒内 -夏尔。海德格尔不止是大哲学家，他还是一个纳粹同情者，有人认为他是德国希特勒哲学时期最伟大的教皇。而勒内 -夏尔是个犹太人，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时，他在法国从事地下抵抗阵线的工作。这两个人看上去完全是水火不容的，战后却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比起吴法天和周燕，更应该干一场，但是他们成为了朋友，不是敌人成为了朋友，而是说他们首先是朋友。对他们来讲，后来一切的重大政治分歧，不能因此抹杀掉彼此的友谊。昆德拉很喜欢这张照片，他觉得这张照片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尊严，他所指尊严是很古典、很绅士的传统尊严，也就是体面。
我举这两个例子好像让人觉得西方知识分子比中国人更懂得互相尊重，更懂得差异。我读一些大师的贺寿文集，弟子门人、同行开学术研讨会，谈谈他的学术思想，每个人贡献一篇文章，最后编辑成书，你会发现书中文章绝大部分都是歌功颂德，称赞老师多牛，像圣人一样。但是西方大师的贺寿文集，弟子和同行也会赞许一下老人家的成就，但话锋一转就开始批判。这是不是不尊敬？不是，恰恰相反，这是最大的尊敬。如果后辈想要迈进，当然要跨越前辈大师。也就是说，批评是因为你重要。弟子对得起老师的方法就是做得比老师还好，找出老师的漏洞。文集最后由大师写一篇对批判回应的文章，客客气气，但也是毫不留情。学术讨论毫不留情，眼睛很毒很冷酷，指出所有问题，但是言语上斯文、有度、节制。这样的书是很体面的书，看这样的书会让你很感动。
中国不能这样吗？当然不是。以前朱熹和陆象山论战，双方门人都知道对方是自己老师的最大敌手，但整个论辩过程，从今天的文字记录来看，他们是多么地客气，多么地节制。同时，他们私下跟弟子们谈到对方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出言不逊。
知识分子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立场
“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发展到要互相用恶毒的言语攻击对方，甚至到了要用武力解决的地步？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社会太不斯文，太暴力，太没有修养了，但是谈这个问题时，不要简单认为这是个人修养的问题，我今天讲的不是知识分子要做好人，要斯文，而是这个群体怎么维持，怎么相互合作，这是群体问题。
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在辩论问题时，最好不要过于轻易下结论，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观察判断有一个保留，通常我们都认为，真理不是任何人可以垄断的，它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边，或者真理在自己手上。我们只敢说，或许我有一个想法是对的，
拿出来讨论一下。由于你总对自己有所保留，所以对别人的否定也不敢太离谱，这是双向的；对他人不敢太肯定，同样也不敢太否定，这样的态度，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知识分子社群内部讨论问题的态度。
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比较有知识，而是因为服膺真理，关怀知识，关怀人类。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国家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不管他关心什么，有一个东西不能背叛，叫真理。巧妙之处在于，大家都服从真理，但是却都不敢宣称自己站在真理那一边，因为大家同时了解到真理获得的困难，所以需要谨慎。知识分子的讨论要有所保留，有节有度，政治立场的讨论也是这样。
今天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太容易服从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立场。知识分子应该是没有立场可言的，如果有，也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尽量希望站在真理那一边。政治立场在这个领域中是无足轻重的。任何人宣称他掌握了真理，在今天的学术界、思想界、知识界，都会认为是不礼貌的，是冒犯的，是过分的，是愚蠢的，是自大的。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平台，只服从真理的原则可以推理出一些行事规范，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伦理。假如你是一个厨师，煮饭，做菜，你的职业伦理是尽量保证做出来的东西是安全的，如果有追求，应该追求做出的菜都是好吃的，这是我们对厨师职业伦理的要求，那我们假设下，今天有两个厨师都被认为是广州地面上最好的厨师，于是有人挑拨他们两个，请问他们应该怎样一分高下？当然应该看看谁做的菜更好。假如他们相约在火车站打架，各位觉得可以接受吗？假如真的有一个厨师把另一个厨师打败了，我们会不会说他是最好的厨师？当然不会，我们可能会说他是打架比较厉害的厨师。
同样，知识分子讨论问题，为什么不该约出来打架，这是职业伦理，不是个人斯文不斯文，有没有修养的问题，因为根据这个行业的伦理，讨论问题，既然追求真理，追求胜负的手段就应该是辩论，以理服人。
知识分子以讲理分高下，就等于是厨师以厨艺来分高下是一样，假如今天不以讲理分高下，不以厨艺分高下，全部出来打架，不是不可以，只是在那一刻，你那个分高下的手段和身份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你们就是普通两个打架的人，如此而已。所以，知识分子侮辱对方人格，甚至打架，我不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做这个事的那一刹那，就不是知识分子了，他们用的不是知识分子应该用来讨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争端的手段，这是职业修养，不只是个人修为。
职业伦理很重要，但要求的东西不一定都能做到。比如我是一个厨师，也知道职业伦理，问题是我也是人，有意志软弱的时候，也会懒惰，有这样或那样的诱惑，使得我没有执行好职业伦理。这时就面临第二种问题了，也就是个人修养问题。个人修养关系到的不是职业伦理，而是一般所讲的伦理问题。
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是非而是做不到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道德败坏，说中国人变得冷血、冷漠。事实上，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我们不再知道什么叫是非对错，我们知道却做不到”
个人修养牵涉到的不再是某一行业特有现象，而是每个人的共有现象。做报纸、杂志编辑，我知道应该诚信对待读者，但又实在忍不住编造一些明星的绯闻，洒一些盐巴，或加一些调味料，让报纸更畅销。我知道这违反职业伦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另一方面的诱惑实在太大，我的老板会欣赏我，关系到会不会升职。这时候面临的是考验，是控制自己的问题，控制自己就是自我修养。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道德败坏，说中国人变得冷血、冷漠。事实上，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不再知道什么叫是非对错，我们知道却做不到。在伦理学上有两种情况，第一，道德无力感，在马路上看到人抢劫，你会不会觉得应该帮助他，但实际上又不敢，怕出事，这就叫道德无力感。第二，道德冷漠，对抢劫视若无睹，拍一下看热闹就好，不关自己的事。很多古代哲学家有一些很奇怪的看法，认为道德无力和道德冷漠是不可能出现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苏格拉底就认为一个人只要知道善和恶就不会做坏事。我们知行之间会断裂，为什么？因为无力，受诱惑，要不然就是冷漠。王阳明与苏格拉底基本一样，认为人知道善就不会为恶，一个人做坏事，就表现出不知道什么叫善，明知说谎不好，但还说谎，可见你还不知道不说谎的好处，如果足够深切地体悟到不说谎的好处，就不可能再说谎。
这么听好像还很荒谬，没关系我们回到中国的例子。王阳明的《传习录》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关于知行合一，王阳明举了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好好色，恶恶臭”，比如，眼前这盆花真好看，首先看到花好，然后有了判断好看。我不可能首先看到有花，然后同时有一个评价，认为它好，然后再产生欲望喜欢它。我再重复一遍，比如看到一位帅哥或美女，你的认识过程是怎么样的？第一步，这是个女的，有眼睛，有鼻子；第二步，判断她是美女；第三步，我很喜欢美女；第四步，所以我也挺喜欢她。王阳明认为这不是正常的心理认知过程，我们看到的第一眼就知道这叫美女，而知道她是美女的那一刹那，同时，心里对她的喜欢，想多看一眼的倾向就出来了，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是这种“知”。闻到粪坑说好臭，不会说先闻到臭，然后看一看这个是粪坑，说好臭，随之而来的是情感趋向，留下来多看一眼，还是闻到的时候马上走，这时“知”和“行”是合起来的。
“行”不是行动，而是行为和行动足以发生的倾向，看到好看的花，真喜欢想多看一眼，这已经是行了。知是什么呢？我一看到它是好花，马上喜欢，这叫做知行合一。看到美女多看一眼，闻到化粪池的臭马上走，“好好色，恶恶臭”。
按照王阳明所讲，人类对于道德的知识，也是一种好恶而已，所有好恶首先在于你能不能体会到东西的好。这样问题也就出现了，我怎么样才能知道它真正的“好”呢？这就是王阳明乃至中国儒家传统最强调的一个东西“功夫”，也就是儒家所讲的怎么修炼自己。
儒家学者君子要做的修炼，有人认为是节制欲望。王阳明也讲格物致知，诚心正意，日常生活的行为成为新的对象就叫物，我拿着麦克风对大家说话，这是我的行动和处境，处境中的行动就是物。格是指我在这个处境当中说这些话做这些事，背后的那颗心是什么，要把它“格”
篇三：知识书
43.刘瑜《观念的水位》，刘瑜新出的专栏集。部分是《民主的细节》升级版；部分是某些国家《专制的细节》，还有一部分书评影评。
44.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作者周濂是刘瑜的老公，当今最年轻的学术帝，长得还不赖。这本集子中很多对于时政和文化的见解挺有意思。周濂的《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不错。
45.《天真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的书，我觉得人类都可以多看看，原始部落身上，有人类最原始的善，也有人类最原始的恶。
46.《洗脑术》：人类历史上的思想控制事件分析，从克格勃一直写到中央情报局。让人想到赫胥黎著名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
47.《烹饪、菜肴与阶级》：如果你想当一个渊博的吃货，可以看这类书，从食物中提升出哲学、政治、社会学??同类还可看《甜与权力》。
48.《环保的暴力》：环保是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环保也可能是一种暴力。这本书提供了另一种观点。
49.《虚拟的历史》：假如美国没有独立战争会怎样？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国会怎样？虽然是虚拟，逻辑推理却很严密。
50.《美味欺诈》：原来连食物造假，我国都不是先驱！晚了西方一百年。看完这本，作为中国人，该高兴还是难过呢？
51.崔卫平《思想与乡愁》：崔卫平的文字比较学院派，必须静下心来读，读进去了，对电影、文学、时事、人性会有一种新的认识维度。她的《积极生活》、《知识分子二十讲》、《我们时代的叙事》都是高密度的书。
52.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老实说，真够枯燥的，但是看在是刘瑜推荐的份上，耐着性子读下去，自觉对民主和专制的认识，深了一层。
53.刘瑜《民主的细节》：把“民主”这政治题目写得生动、浅显、可读。同类可读李雾《吾讲斯美》，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对政治冷漠症和政治无知症皆有疗效。
54.梁文道《我读》系列，一共出了5本，是《开卷八分钟》的文字版，可以当索引用，主要是用来选书，时不时夹杂些八卦奇谈。梁文道谈到的一些书可能我们永远不会看，因为太枯燥，但我们还是应该知道这些书的存在以及它们在讲什
文艺书
55.木心《文学回忆录》：木心的私人文学史，最任性最好玩的文学史。打破地域和时空界限，讲希腊神话会联想到莫扎特和肖邦，讲《圣经》联想到郑板桥??木心的文字自成一派，推荐广西师大出过的一套《木心全集》。东西两种文明、新旧两个时代，就在木心的文字之中，做轻柔的碰撞、美妙的交融。
56.杨小凯《牛鬼蛇神录》：禁书，我在淘宝买的复印版，真实体验到文革的残酷度。
57.毛姆《月亮和六便士》：以高更为原型，40岁老实巴交的股票经纪人突然抛妻弃子去学画画，“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有人把它当谈论梦想的经典之作，有人把它当高端版《如何识别男人这物种》。毛姆的书，几乎本本耐读。
58.安兰德《源泉》：一个天才如何保存自我、对抗世界，跟《月亮和六便士》同样经典。
57.波拉尼奥《2666》：不要被它的70万字吓到，如果你想装高深，回避不了这本书的。第一章就很有爆点，女学者和一个西班牙学者以及一个法国学者玩3P，跟两个人同时恋爱有什么区别呢？饭菜有区别，巴黎的好一些。
58.卡尔维诺《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如果你觉得正在热映的《云图》结构很酷，那是因为原作者大卫?米切尔擅长的就是玩结构，更因为他坦承模仿的就是卡尔维诺这本书。
59.赫塔?米勒《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作者的修辞功底很好。她的书名都很带劲，《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人是世上的大野鸡》??
60.略萨《中国套盒——致一位青年艺术家》：略萨讲写作技巧的书。其实很多文学大师都会谈写作，比如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
61.伊恩?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云淡风轻地描写变态，才是重口味的最高境界。伊恩的作品，《水泥花园》、《赎罪》都很不错。
62.土家野夫《乡关何处》：老派的抒情文，文艺中年会喜欢。个人认为柴静的
序是全书最好的。
63.刀尔登《旧山河》：刀尔登的历史随笔集。推翻了一些常识，比如论愚忠，他说忠者必愚。刀尔登的作品还可看《中国好人》。
64.柴静《看见》：柴静的文笔、对阅读的饥渴、对观点的整合能力、讲故事的技巧，在国内媒体人中绝对是一流的。
65.波德里亚《冷记忆》：这套书有5本，闷死了，里面有一些很聪明的句子。
66.帕慕克《纯真博物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写的言情小说。故事很雷，但文字很美。
67.廖一梅《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廖一梅写的话剧台词真是一流，“我从来不屑于做对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勇气的时候”； “你得有权利有资格才能夸奖我，不是每个人的夸奖都会让我高兴的”??还可读《恋爱的犀牛》、《悲观主义的花朵》，不过几本书互有重叠。
68.张大春《四喜忧国》：张大春就是个有文化底蕴的野人，总喜欢在文字里乱来。小说《悬荡》一开篇就骂“我实在不喜欢这个胖婆娘”??
69.雷蒙德?卡佛《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小说可以精炼到什么地步？这本书是典范。他的极简主义，极简到有点做作了。很多句子是耐读的，讽刺都是冷冷的，不带温度。
70.奈保尔《米格尔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柯的早期作品，很好读。什么叫高级的人文关怀？这本书就是。不煽情、不调侃、不做作，冷静地讲笑话，克制地叙述悲剧。他可以从人物的任何一个小动作中揭示深刻的人性，那么轻盈、那么自然、那么诗意。
71.骆以军《西夏旅馆》：骆以军在台湾被誉为新生代作家中的一哥，是能把大部头《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长篇巨著全部手抄一遍的变态。《西夏旅馆》时空、人物、情节几乎都是支离破碎，让人烦躁又上瘾。
72.杜鲁门?卡波特《冷血》：叙事冷静、节制，还原了杀人犯的成长史。当然，作家和杀人犯之间的同性情感戏更狗血，参见相关电影《卡波特》和《声名狼藉》。
73.萨尔曼?拉什迪《羞耻》:一个成天强调“羞耻”的国家背地里往往不知羞耻。说的是巴基斯坦。这本书非常严肃，但写得挺有趣，荒诞、乱来、不着调。
74.作家访谈集《巴黎评论》：美国牛逼文学杂志《巴黎评论》之作家访谈集，能上去的作家都是顶级大师，海明威、亨利米勒、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斯蒂芬?金??作家们纷纷在访谈中自曝或自黑。
75.王小妮《上课记》：中国版《死亡诗社》，最喜欢前言里的两句：“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 “我相信哪个人都有良知，同时，哪个人又都有苟且。”
76.布里吉特?吉罗《爱情没那么美好》:刚失恋的同学一定会爱死。这写的就是关于爱情的坏话，爱情将死之前，12种弥留状态。作者是拿了龚古尔奖的女作家，文字功底很牛。
77.齐邦媛《巨流河》：齐邦媛少女时期和空军张大飞的爱情那段感人又悲凉。她的文字有含蓄、克制之美。
78.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看这本书时挺伤感，读过高华的札记之后才有更清晰认识。龙应台的书本本经典，《目送》、《野火集》、《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
79.韩松落《《上帝是个不合格的药剂师》，韩松落的娱评是国内最文艺的。把娱乐事件上升到哲学政治文化思潮社会心理，他的《为了报仇看电影》、《我们的她们》都不错。
80.李安《十年一觉电影梦》，这书写得特别老实，而且细碎，我读了两遍，更深刻地理解电影、理解李安。同类推荐黑泽明《蛤蟆的油》。
建立知识结构可读的一些基础读物
余英时《人文?民主?思想》
李泽厚《美的历程》
约翰?密尔《论自由》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钱穆《国史大纲》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秦晖《中国传统十论》
张荫麟《中国史纲》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 鲁迅《伪自由书》 约翰?密尔《论自由》 科恩《论民主》 罗素《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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