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清真大寺的红色往事
当年，红军途经同心清真大寺，在寺院西南角的河滩上，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庆祝三个方面军的会合。
这段三军会聚同心城的重要历史，八十年来却一直鲜为人知。
我们原本是被这座清真大寺的古朴风格、巍峨气度所吸引，拾级而上，却意外地揭开了一段神秘的红色往事。
大寺的教长（阿訇）周彦祥坐在一堆古籍前耐心地向我们讲述这座清真寺的历史沿革，直到立在房间那头恭敬等候的教员，开始用眼神催促他去吃饭。
这是一天之中第三次礼拜之后的傍晚时分。周彦祥慢慢起身，送我们走出教长室，分手时不经意地指了指头顶悬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铜牌说，“我们不但是一个古老的清真寺，还是一个红色清真寺。这是当年红军西征创建豫海县（同心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旧址所在地，也是红军长征三军大会师的地方。”
在教长身后不远处的礼拜大殿正中，一块高悬于廊檐下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旧址”牌匾，似乎见证着那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
半个城里的秘密
“这里原来叫半个城。”顺着周彦祥的目光，可以清晰地眺望同心老城全景。
半个城是老城的别称，大寺所在的地理位置就在老城西北角的高地上。东侧一段遗存400多米长的古城墙，数百年来默默倾诉着“半个城”别号的由来。据说元末时期，清水河的河水一夜暴涨，将同心老城几乎冲毁，只剩下半段城墙，城中百姓从此冠之以“半个城”称号，一直沿用至上世纪70年代。如今，这个旧称早已被大多数人所遗忘。
在历史记忆沉淀当中始终籍籍无名的“半个城”，1936年却因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在此会师而被清晰地定格。在那个特殊的年份，除了延安，再找不到像同心一样一时会聚如此多的红军高级将领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在长征路上翻过六盘山之后第一站就是同心，建国初授衔的十大元帅当中，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贺龙的身影曾闪过同心。10位大将中的4位，57位上将中的24位，均曾留足同心。117位中将中，有74位也是当年从同心匆匆走过，奔赴红色延安。
1936年红军西征时，以大寺为会场召开了各界代表大会，在这里成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盛赞“这是回民解放的先声”。大寺还接待过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等国际友人的西征前线采访，催生了那本享誉全球的《西行漫记》。 1936年11月7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及回族群众一万多人在同心城西郊河滩上召开军民联欢大会。缘于这一短暂的红色历史，这座屹立于“半个城”的清真大寺曾经显赫一时。
这是日落前的一次礼拜时间，穆斯林信徒全然不是想象中严肃乏味的形象，而是和日常风景融为一体。他们骑摩托穿城而来，车子在青砖照壁前一停，从拱门进入，登上一个高台，到寺院的礼拜大殿来做礼拜。
始建于明朝初期的同心大清真寺是在一座倾塌的喇嘛庙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距今有六百多年历史，明清两代曾经重修过三次。大寺坐西向东，为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风格，兼具中亚阿拉伯风格的装饰。挑梁飞檐、歇山起脊。寺门、照壁、井房、浴室在下部，大殿、邦克楼、讲堂在一座7米高的砖砌高台上。照壁立于高台正前方，照壁后面是三孔拱门，邦克楼立于拱门之上。穿过拱门，登上高台，是一个由大殿和南北讲堂形成的三合院式平台。 青砖包砌的7米高台，壁面平直，收分严谨，将大寺衬托得更加巍峨壮观、气势不凡。大寺门前照壁上刻有一幅“月藏松柏图”，古朴典雅，意境深邃。大寺内外，中、阿两种文字的对联、警言比比皆是，而且寓意深邃。大寺拱门，有中、阿文砖雕对联各一幅，中文是“洗心、忍耐”，阿拉伯文是“诚信礼拜者，如水中鱼，游弋自如；阳奉阴违者，如笼中鸟，惶恐
不安。”院内大殿两侧两个小月门，门楣上分别刻有砖雕阳文“进退有度”和“出入是门”。 很多来访者都会被这座清真大寺神秘古老的气质所吸引。1984年5月，伊斯兰世界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本?纳赛尔?阿卜迪来访时曾感叹道：“在中国的山区穆斯林居住地区，有这样一座雄伟精巧的古老建筑被非常完好地保存下来，是我想不到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座清真大寺在中国革命史上还留下这样一段珍贵的回忆。遗憾的是，这段彪炳史册的红色历史，在此后几十年虽然被很多人留存在记忆深处，但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和考证，尘封已久，一度随着岁月的冲刷而日益模糊。
三军会师同心城
同心县本土党史专家杨文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着力整理同心的红色历史，三十多年潜心为营，终于慢慢揭开了这段掩藏在清真大寺的红色历史。如今，他搜集整理的大量资料就保存在与大寺毗邻的红军西征纪念馆里。
杨文元对1936年红军西征时期经过同心时的一些活动进行了持续多年的研究。越深入研究，越感觉到这段被遮掩的往事在党史中的地位被大大忽略了，同心的红色文化显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
据他考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曾有9次大的会师，前8次都是两支独立部队或两个方面军的会师，只有第9次在宁夏同心城才是真正的三军会师。《中国共产党宁夏史》《红旗漫卷》以及在相关党史刊物上对于同心三军会师都有记载。但是，同心会师当时属军事战略上的秘密会师，加之原始文字记载不太多见，故这次三军会师被淡化。 1996年，杨文元专访了原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开国上将肖克将军。他问将军，红军三军到底在何处会师？肖克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答：“在同心城啊。”
肖克还专门为同心题写了“红军长征陕甘宁，三军会聚同心城”的题词，被各大传媒广为转载。那一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在宁夏召开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杨文元提交了《尊重历史事实，完整准确地宣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问题》的论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三军会师同心城”的学术观点，在学界引起不小的争议。 三三两两的穆斯林，悠然信步，在青砖古朴的庭院里露出笑容，坐在木制长椅上的老人眼神里也全是安闲自得。这座寺院和八十年前没什么两样，寺院里头戴白帽的穆斯林亲切的笑脸也和当年没什么两样。不难理解，老红军多年后忆及长征经过的这座西部小城，为什么都不约而同用了“像回到家一样”的表述。
当年红二、四方面军进入同心城时，受到回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红二、四方面军的女红军，到达这里时喝上了当地百姓专门为她们炖的鸡汤。她们说：“长征到了同心，像真正到了家一样。”
同心城当时为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西哨前沿，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朱德总司令还在这里为负责红军领导人医疗的傅连璋、陈真仁夫妇批准举办了婚礼（新婚房至今仍在），他意味深长地说：“同心城这个地方好，同心城里结同心，同心同德，革命到底。”
当时，红军三大主力在国民党重兵进攻下，被迫步步后退。“从会宁出发后，形势一直很紧张。”开国中将杜义德回忆说，“1936年10月24日至29日，红四方面军2.1万余人相继渡过黄河，计划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由于国民党军队占领渡口，未及过河的四军和三十一军退回。”
而已过黄河的红军组成了西路军，孤军奋战，浴血河西走廊，虽然毙伤敌约2.5万人，但在敌众我寡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11月初，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决定集中三军主力经陇东进入陕西。
据肖克将军《三军会聚同心城》一文记载，“1936年11月初，稍事休整后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开始集中向陕甘宁根据地转移。11月中旬，三军会聚同心城。??在同心城外的
一个河滩上，召开了盛大的军民万人联欢大会。这是继会宁、将台堡会师以来，三军主力和领导人都会集一地的第一次大会，也是我们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盛会。”
张国焘也在《我的回忆》中写到：“在同心城一个大院落里，我和朱德率所部与彭德怀又重新会合了??”
长征路上大奇迹
1936年11月7日，同心清真大寺西南面的河滩上，上演了百年难见的壮观场面。红一、
二、四三军总部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同心城清真大寺西南角的河滩上，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庆祝三个方面军会合。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各方面军的领导都参加了联欢大会，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大会结束后，红军领导同志在当地阿訇的引导下，拜访了同心清真大寺。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和回民独立师总部就设在大寺南边厢房内。红十五军团回民独立师首长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在城内金振明的饭馆里宴请了红军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
对于这次大会，原始文字记载不太多见，但召开大会的珍贵照片却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里。
肖克将军回忆三军会师的难忘场景时说：“回民群众提着水壶，举着迎客盘，夹道欢迎红军。会场上红旗招展，部队情绪十分高涨。当地百姓帮我们解决了部队的冬装、粮食，使我们有安然到家的感觉。”
“那天天气很好，上万人一起喊出的‘统一抗日’口号声，一直传到天边。”年近九旬的本地人马进新在记忆中深藏着那个难忘的画面。
就在这次大会之后的11月21日下午，三军（红一军团、十五军团，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在红二方面军的配合下）合力打了山城堡一仗，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仗。
长征出发时，红一方面军8.6万余人，红二方面军1.7万余人，红四方面军约10万人，三军到达同心城时，仅剩3万余人。正是这些保留下来的红色种子，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1983年，同心清真大寺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国家教委等六部委命名和推荐为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4年被确定为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2006年8月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首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杨文元曾多次撰文列举这些被忽略的历史细节，比如：红军西征战役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同心；西征时创建的也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就在同心；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保安和宁夏豫旺（即今同心豫旺镇）访问后发表的《红星照耀中国》，让世界第一次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继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和红一、二方面军将台堡会师后，在同心城实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三军大会师，这是长征路上九次会师中的惟一的三军大会师；邓小平、彭德怀、徐海东等200多位开国功勋在同心县留下了活动踪迹，他认为这是 “长征路上一大奇迹”。
八十年，这些隐秘的细节，就掩藏在这座古老的清真寺里。
篇二：同心清真大寺是中国著名清真寺之一
1、
同心清真大寺是中国著名清真寺之一，始建于明朝初年(1369年)，历经明万历三年(1575年)、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清光绪丁末年(1907年)和1983年等几次大的修缮，完整保留了原有建筑风格。同心清真大寺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国家教委等六部委命名和推荐为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4年被确定为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2006年8月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首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一
中国早期清真寺建筑，多采用传统建筑式样，同心清真大寺也是如此。同心清真大寺的整体建筑为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风格，挑梁飞檐、歇山起脊，形制颇具北京故宫太和殿之势。
大寺的主体建筑位于7米高台之上。高台东西60米，南北53米，为金钟体状，占地面积2870平方米。通体用青砖包砌，壁面平直，收分严谨，把清真大寺衬托得更加巍峨壮观，气势不凡。主体建筑礼拜殿坐西向东，与寺门相反。是一座单檐歇山顶式建筑，由一个卷棚顶和两个九脊歇山顶前后勾连，面宽5间，进深9间，用20多根巨大的圆木柱支撑梁架，室内全用木板铺地，两侧内墙刻有精致的阿拉伯文《古兰经》节文的书法，殿内可容800人作礼拜。礼拜殿的右前侧，有二重檐、四角攒尖顶亭式建筑邦克楼。台基下部建筑由寺门、井房和沐浴室等组成。整体建筑呈现出一个倒卷帘式的布局，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和伊斯兰装饰艺术巧妙地融为一体，体现了精湛的建筑技巧。
寺内建筑工艺精湛，砖雕艺术奇绝。礼拜大殿和邦克楼的整体结构，未用一颗铁钉，全由木榫连接，利用挑梁减柱扩大空间，颇具匠心，是建筑美学和力学的完美结合。大寺门前照壁上刻有一幅“月藏松柏图”，古朴典雅，意境深邃。大殿两侧雕刻有文房四宝和宗教用品，配以梅、兰、竹，菊四君子条幅，刀工细腻，令所有参观者赞叹不已。
在大寺内外，中、阿两种文字的对联、警言比比皆是，而且寓意深邃，语句优美，体现了中阿文化的融会贯通。照壁上的“月藏松柏图”，配以砖雕隶书阳文对联：“万物偏生沾主泽，群迷普度显圣恩”，把伊斯兰教赞主赞圣的真谛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表达得淋漓尽致。大寺拱门，有中、阿文砖雕对联各一幅，中文是“洗心、忍耐”，阿文是；“诚信礼拜者，如水中鱼，游弋自如，阳奉阴违者，如笼中鸟，惶恐不安。”阿文用美术体雕成阳文，形成一幅优美的书画图案。院内大殿两侧设有两个小月门，门楣上分别刻有砖雕阳文“进退有度”和“出入是门”，言简意赅，回味无穷。礼拜大殿内的8根柱子上，还分别有4幅木刻中文对联。
二
同心清真大寺不仅以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建筑艺术著称，历史上它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卓越贡献也得到了世人的称颂。
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了，开创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盛赞“这是回民解放的先声!”尤其是1936年11月上旬，三军会师同心城，在同心清真大寺西南面
的河滩上召开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联欢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贺龙、李富春、杨尚昆、陈赓、徐海东、程子华等一批共和国的缔造者都曾会聚这里。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红军西征胜利的产物，是红军贯彻党的民族自治方针，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回族聚居区的最初尝试，为我党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被誉为回民解放的先声，民族自治的先河，其意义极为深远。那块高悬于同心清真大寺大殿廊檐下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旧址”牌匾，见证了历史赋予这个古老清真寺的无上荣光。
同心清真大寺在我国历史上，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在促进民族团结、密切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开展多种共建活动。发挥旧址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作用，免费对国内外游人开放。还立项建设以同心清真大寺为依托的红色旅游景区——西征红军纪念园建设工程，第一期工程现已竣工。红军西征纪念馆展厅内以图片、文物、电子音响、沙盘等方式，分五部分展现了红军西征的宏伟业绩。
改革开放以来，同心清真大寺在当地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窗口作用。中央电视台一套《世纪回眸》栏目曾以《豫海往事一1936年西征红军在同心》为题做过三集专题片，四套《走遍中国》，十二套《我最喜爱的西部城市》《长征我心中的魂》、《重走长征路》等栏目也都做过专题报道。
从1980年开始，先后有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比利时、美国、日本、法国、马来西亚、英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到这里参观访问、考察学习。1984年5月，伊斯兰世界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本?纳赛尔?阿卜迪率领的伊斯兰世界联盟代表团一行6人参观访问了同心清真大寺。阿卜迪秘书长称赞说：“在中国的山区穆斯林居住地区，有这样一座雄伟精巧的古老建筑被非常完好地保存下来，是我想不到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是真实的。”
现在，同心清真大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对外宣传的一个亮点。这座古老纯朴的清真寺将以她焕发的新姿，激励着同心回汉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与时俱进。
2、
同心清真大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城边，始建于元末明初，距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的十大古老清真寺之一。历史上曾进行过三次大的维修和扩建，虽历沧桑，却高耸挺拔、气势雄伟、古朴典雅，具有中国古代传统木结构的建筑与伊斯兰文化融合的独特艺术风格。是半个世纪以来同心回汉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象征。1936年10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在清真寺建立了中国革命历上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被誉为回民解放的先
声，开创了民族自治的先河。1988年清真寺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文化部、总政治部、国家教委等六部委定为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2004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100个红色经典景区之一，2006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同年被自治区确定为首批国防教育基地。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十分重视这座古老建筑的维修和保护。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暨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70周年，2005年6月，自治区政府又一次批复对清寺进行了修缮，使清真寺焕发出新的生机和光辉，更加雄伟壮观、绚丽多彩。 1936年6月16日，红一团二师在师长杨德志、政委肖华的率领下，攻占豫旺堡。6月27日，红75师攻克豫旺县城下马关，随即成立了中共豫旺县工作委员会，不久成立陕甘宁省豫旺县苏维埃政府。6月30日，彭德怀率西征总指挥部进驻豫旺堡，这里便成了红军西征指挥中心。8月16日，西征红军总指挥部在豫旺堡南塬召开了欢迎斯诺和马海德的军民联欢大会，斯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8月下旬，红军代表唐天际，程宗受给回族教主洪寿林书赠“爱民如天”的红色缎锦幛，洪寿林手书阿文“太阳之光”的绿缎锦幛回赠。10月20日至22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在同心清真大寺隆重召开，马和福当选为主席，贺恩宽任中共豫海县委书记。11月12日，在同心城西门外的河滩上召开三军会师大会，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等三军首长出席并讲话，马和福致欢迎词。会后，豫海县政府设羊肉宴招待三军首长。11月14日，红军完全撤离豫海地区，豫海县政府转入地下工作。1937年4
篇三：清代拉萨城区回族来源分析
摘 要： 清代经康雍乾三朝的励精图治，建立了天下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统治者顺应时势，灵活制定适应西藏实际情况的多项政策，稳固了西藏政局，把西藏纳入中央统治下，成为了统一王朝版图下的一个行政区，创造良好环境为许多民族进入西藏发展提供了契机。有清一代，无论是内地回族穆斯林还是境外穆斯林在不同时期进入西藏，而拉萨作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成为穆斯林进藏的首选落脚点。
关键词： 穆斯林 回族 拉萨 清真寺 伊斯兰教
据2000年的西藏人口统计，西藏常住回族人口2132[1]（919），其中拉萨常住回族人口1741，占全市总人口的0.43%[2]（1275），主要聚居在城关区的八角街和河坝林。清代进入拉萨的穆斯林主要为两个系统：一支是邻近西藏的克什米尔、尼泊尔、拉达克等境外穆斯林团体，另一支为陕、甘、青、豫等地的内地回族穆斯林团体，他们在西藏长期居住生活，与当地藏族通婚，构成现今拉萨回族的主要来源。这些穆斯林进藏的首选聚居点是当时西藏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拉萨，来到拉萨的穆斯林与当地藏族通婚，学藏语，信伊斯兰教，从事经商贸易活动，繁衍生息，逐渐在拉萨扎下根。在拉萨，境外穆斯林拥有小清真寺和拉萨西郊回族墓地，而大清真寺和拉萨北郊回族墓地属于内地回族穆斯林。
一、境外穆斯林
境外穆斯林主要指与西藏毗邻的克什米尔、尼泊尔、拉达克、印度等地穆斯林，他们大部分是在清初时进入西藏的，有商人、难民、被俘士兵。早在唐代，大食势力东扩，伊斯兰教随之被传播到东方，吐蕃时期西藏境内已有穆斯林的活动[3]（101-102）。十四世纪时，克什米尔开始伊斯兰化进程，属于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在克什米尔传播，克什米尔第一位穆斯林苏丹在传教士的影响下于1320年加入伊斯兰教，当被称为“偶像破坏者”的苏丹希坎德尔执政时，克什米尔完成了伊斯兰化[4]（79-80）。临近的印度穆斯林在13到15世纪时改信伊斯兰教，到1526年莫卧儿王朝建立后基本完成伊斯兰化。印度、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化对周边拉达克、巴尔帝斯坦、古格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世纪末莫卧儿王朝吞并克什米尔后，某些印度、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商人来经拉达克进入西藏与藏人进行贸易。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克什米尔一带遭受严重的饥荒，有一部分穆斯林迁入西藏，五世达赖给予他们许多福利，使得他们在西藏定居下来，其后裔有一部分为西藏上层采购肉类等食品，地位显赫，在日喀则、泽当还有房产[5]（100）。1727年（雍正五年），在拉萨“商亦又本地人。西则大洋各处人，北则缠头鄂罗厄勒素回回各色目人。俱运货辐奏，交易街中，列货为市，女人充牙侩，经济其间”[6]。这里的“缠头”就是克什米尔穆斯林，说明雍正时期西藏拉萨已有为数不少的克什米尔穆斯林居住，主要从事商贸活动。据《拉萨文物志》载：“五世达赖时，拉萨住着一个克什米尔来的伊斯兰教圣人彼尔。亚郭布，因当时拉萨还没有清真寺，他便常去‘根碚乌孜’山前做礼拜，这情景被五世达赖多次发现，彼尔?亚郭布对伊斯兰教的笃信的忠诚，得到五世达赖的赏识，遂赠林卡这块地，并立以文据，写明林卡四至，且豁免林卡的一切差税。林卡的范围很大，据说以五支箭的射程为限。”[7]（89-90）后来礼拜堂、墓地都陆续建了起来，来到拉萨的境外穆斯林基本都在此做礼拜。多格拉（印度西南）统治拉达克时，拉达克人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残暴统治，部分拉达克人迁居西藏。1814年，多格拉与西藏发生战争，多格拉战败，又有一部分来自拉达克和巴尔帝斯坦的被俘士兵进入拉萨，成为西藏贵族的佣人。 尼泊尔地理上与西藏接壤，虽然是印度教王国，但也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尼泊尔的穆斯林主要是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从拉达克迁来的。尼泊尔与西藏自古都有贸易往来，“藏族人民用羊毛、湖盐、牲畜从尼泊尔换取粮食、铁骑、布匹、药材、果品、蔗糖、珊瑚、珠宝首饰等物品；尼泊尔商人也深入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将西藏的盐、药材、氆氇等土产品运往本国，并且充当西藏与喜马拉雅山外地区间贸易的中介人，其中有些人还寄居西藏”[5]（199）。到了清代，双方之间的官方与民间贸易更是频繁不断，来到拉萨的尼
泊尔穆斯林为数不少，并有一部分在此定居生活。“巴勒布在前藏贸易之人，??自康熙年间即在前藏居住，皆有眷属，人户更多，不下数千口??而藏内蕃民与之婚姻已久”[8]。这里巴勒布即指尼泊尔人。1792年（乾隆多少年），福康安率大军打退廓尔喀军队，并随之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规定：准许尼泊尔商人每年来藏三次，克什米尔人每年来藏一次。侧面反映了尼泊尔人与克什米尔人在清代乾隆时期往来西藏是很频繁的，且以商人身份进入西藏的较多，不仅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也有他们的足迹。在拉萨，从事商贸活动的境外穆斯林中，除了克什米尔穆斯林外，最多的便是尼泊尔人，其中有一部分是穆斯林。
二、内地回族穆斯林
清代是内地回族穆斯林迁入西藏的重要时期，一方面因政治联系，某些回族军人随军进入西藏平叛，后留驻拉萨居住。清初西藏政局动荡不安，清朝为有效控制西藏，实现对西藏的真正统治，除实施宗教上的支持、宽容政策外，还采取一定的政治军事措施，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派军驻藏。清代历史上多次对西藏用兵，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清军进藏平定策妄阿拉布坦之乱后，于1721年，留兵3000以安定西藏社会，巩固边防[9]（372）。1727年（雍正五年）实行驻藏大臣之制，在西藏留驻川陕兵两千人，归驻藏大臣指挥。1733年（雍正十一年）“特命于色拉、召之间扎溪地方另建城垣，留兵五百名，其余撤回”，所留五百人规定三年一换，由川兵来顶替。这样的驻军轮换制度一直保持到清末。在驻军中有一些回族官兵留驻拉萨，长期驻守，后逐渐定居，成为拉萨回族来源的一部分。现存拉萨的大清真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证据。“乾隆五十八年平定廓尔喀，兴建拉萨磨盘山关帝庙的同时，在拉萨北郊扎其也兴建了一座礼拜堂”[10]（82），关帝庙的兴建与内地汉族官兵有关，而礼拜堂的兴建则与内地回族官兵有联系，说明当时入藏官兵中有不少回族官兵。大清真寺“尚存着两张购买店铺的契约，一张为乾隆四十八年马明远经手，另一张是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初八日马朝俊等经手，两张契约都盖有”四川西藏卫藏关防”的大印”[11]（615）。“马”姓是回族的常见姓氏，这说明至少在乾隆时已有驻藏的四川回族官兵在拉萨活动。另外，大清真寺内的牌匾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如寺内“西进过道门上悬挂大匾一方，额书‘至教水垂’，牌匾右端题有‘建昌镇守马腾云、马连升，提标左营崔文汇，仝（立）’；左端题‘咸丰壬子清和（旦）’”
[11]（615）；乾隆三十一年（1766）“咸尊正教”匾，立匾人有守备哈国祥，把总单应举、马国隆、虎文斌等；乾隆四十六年（1781）千总马大雄，把总虎文林等所立之匾[12]。以上匾额上题有的人名均应是回族驻藏官兵，并且他们为清真寺的扩建维修作了一定的贡献，说明在入藏的清兵中有不少回族穆斯林官兵。在拉萨市北郊有一座回族墓地，主要埋葬从内地陕川甘等地迁来的回族，根据墓碑所载信息可知，至少在清嘉庆四年时，这块墓地已具有现存规模[11]（353）。说明在嘉庆四年之前已有不少回族在藏生活居住。墓地初建年代与大清真寺相同，据说原来有康熙年立的石碑，现已不存，墓地有墓碑共计23通，其中清代碑16通，且为内地传统式样[7]（89）。从墓碑可以看出所葬逝者籍贯有陕西、四川、甘肃，说明来自川、陕、甘等地的回族来到拉萨定居，死后就地安葬在北郊墓地。另外从墓碑标明的墓主人身份，如“军标右营派防守驻藏马成林”、“皇清诰绥武翼都尉马腾”、“赠程府公马耀”、“皇清待赠大人马文栋”、“皇清待赠孺人王淑贞”、“皇清诰赠老宜人黄氏”等[7]（89），诸如“诰”、“赠”代表是清朝赐予的殊荣，只有当职的才能给予“诰”说明墓主人是有一定社会地位且在西藏任职；“皇清”则代表墓主人生活年代为清朝，这样可以确定他们的身份包括回族驻藏官兵、在藏的官员及其家属后人，排除偶然死亡，这些人应该是在拉萨长久居住的，死后就地安葬于此。 另一方面，从经济因素角度讲，某些回族商人为维持生计，满足生活所需而进入西藏从事传统的商业活动，最初进行长途贩运，后逐渐在拉萨站稳脚跟，开设店铺，成为座商，就此在拉萨定居。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以拉萨为中心，藏族与克什米尔和甘肃一代的穆斯林在商业上的交往日渐频繁”[13]（147），更多的内地回族穆斯林来到青
海与西藏边缘地带进行商品交易，有的内地回族穆斯林甚至来到拉萨从事商贸活动。有清一代，不同时期都有回族商人进入拉萨进行商业活动，一部分短暂停留尔后离开，也有一部分就此扎根，长久居住。现存拉萨河坝林的大清真寺“初为由内地到拉萨做买卖的经商回民短住或长住之所，天长日久成为回民居住点”[10]（82），寺内于乾隆年间立的匾额中有“贸易客民马如龙、何文才、马明远”等字样[12]，说明在乾隆时期拉萨已有不少内地回族穆斯林商人，而大清真寺所建年代约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而内地回族士兵进藏的年代为1720年，可以推断初建大清真寺应与内地回族官兵无关，应是内地回族商人所为，因为宗教活动是回族穆斯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清真寺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必备场所，来到拉萨的回族商人除了进行商业活动外，还要做礼拜，最初去小清真寺做礼拜，后来带河坝林的内地回商日益增多，经不断扩建形成拉萨大清真寺。大清真寺是为生活在拉萨的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清代不同时期都在扩建，说明当时来拉萨的穆斯林人数不少。
三、结语
清代，包括境外穆斯林和内地回族穆斯林因政治需要抑或是商业目的来到拉萨，他们共同构成清代拉萨城区回族的来源。穆斯林们在拉萨城区长期居住，与当地藏族接触，在经济、文化、社会多个方面交流互动，对日后拉萨城区回族社区的形成及具有西藏地域特色的“藏回”族群的出现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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