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军阀刘湘迷信神仙：设海、陆、空、神四大军种
军阀刘湘迷信神仙：设海、陆、空、神四大军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也出现了一个刘神仙，其人其事在今天看来极为荒诞，但在当时风靡四川社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四川政治与军事。军阀刘湘、潘文华、唐式遵、王缵绪、王陵基、范绍增都拜倒在刘神仙门下。刘湘还聘他为军师。
刘神仙即刘从云，原名刘宗培，道名白鹤，四川威远县人，约生于1883年。他幼年读了些古书与星相阴阳之书，后来就挂起测字算命的招牌，以此谋生。因他工于心计，能言善道，又在乡间掌握了地主、袍哥和乡民们的一些情况，他所算的命、测的字多半“灵验”，渐渐有了名望。重庆、成都都知道刘从云其人，也有人称他为“刘神仙”，名声播扬全川。
这时，刘神仙计上心来，创立一个孔孟道，自称道主。利用所学的气功术，吸引道徒。他对众道徒说:“作功运气要从两腰和肚脐眼中间起，透出喉管，离顶命心冲出一寸三分高，显出一条红线，红线顶上现一颗红珠。无论行走坐卧都要想到这个红珠，自然会起变化，而且变化无穷，随心所欲。但必须严守秘密，虽夫妇间也不能泄露。”所说的红线、红珠，自然是练功时的幻觉，他把这神化一番，引人上钩。当时四川军阀连年混战，民生痛苦，民智未开，刘神仙又扬言“浩劫就要临头”，要“逃避浩劫只有信仰孔孟道”。于是不少人纷纷入道，在不到一年时间，入道者达万余人。其中有不少地方的头面人物，刘神仙把他们作为骨干，再通过他们拉拢不少中上层人物，势力逐渐渗入军政绅商各界。
四川大军阀之一的刘湘，1925年加入刘神仙的孔孟道，随后介绍众将领参加，到1930年，刘湘统率的第二十一军营级以上的军官有90%都参加了孔孟道。 刘湘对刘神仙言听计从，奉若神明，是由于一次战争。1927年，刘从云出川往汉口、上海一带活动。临行前对刘湘说，如有困难而又不便通电报写信时，可派亲信直接来找我。次年(1928)刘湘从国外买进一批枪械、子弹、飞机被蒋介石扣留，同时他的部队的驻地也受别的军阀部队的威胁。刘湘派亲信蒋尚朴去汉口找刘从云。
蒋尚朴把刘湘的困难告诉他。他沉思片刻说:“枪械已无希望，我曾阻止玉宪(刘湘入道之名)不买而他不听。到了明年或许可以拿到一点子弹，由张必果(刘湘的驻京办事处长)运回。”接着他神秘地对蒋尚朴说:“你赶快回去，重庆即将有战事。告诉玉宪从速集中兵力，由他亲自出马，指挥作战。把王缵绪部由资阳、内江调回重庆。重庆交唐式遵把守，向江津赖心辉、永川刘文辉警戒;令潘文华守桃子垭，向合川陈书农警戒。”蒋尚朴回来，即按刘从云的原话告诉刘湘。刘湘照刘从云的计划作了布置。一个月后，杨森、罗泽洲、谢德堪等部，果然联合进攻重庆。由于刘湘有备在先，杨森部大败，川东29个县的防地都被刘湘抢去。经过这一次胜利，刘湘对刘从云更为信仰。
1929年上半年，刘湘再次派蒋尚朴去汉口迎接刘从云回川。刘从云乘船浩浩荡荡溯江而上，船到重庆时，潘文华、唐式遵率全体道徒早在朝天门码头迎候。一时鼓乐喧天，鞭炮齐放，观看者众，万人空巷。“二刘”(刘湘和刘从云)重聚，刘湘正式尊他为军师，在重庆江家巷买了一所大房子并加以装潢，花去银元4万余元，作为刘军师驻节之所，每月还送他生活费300元。然而刘从云并不以此为满足，常借乩笔“指示”要刘湘把军事、政治、财政的权交给他，刘湘既不敢当面违背神的意旨，又不愿把这三权交出来，只好敷衍他拖着。
刘从云既在重庆安身，他想四川在三国时为蜀国所在，他恭维刘湘是刘备再世，他自己以诸葛孔明自诩，于是也仿孔明的“隆中对”，对刘湘说:“你要内联邓锡侯、杨森、刘文辉、李家钰、罗泽洲、田颂尧等四川各路诸侯，外统云南的龙云、贵州的王家烈，把西南半壁打成一片，一俟时机成熟，即可问鼎中原，立大业，成大事。”刘湘一听，正中下怀，把他的话置之座右，逐日都看一遍。为着显示他的道法威力无边，刘从云于1929年阴历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重庆南岸真武山举行三天的“移星转斗”的“收缘大会”。除重庆一处的道徒外，周围四县的徒众也都来参加。这个会以“磕头烧香，求神求天，恢复道徒灵性，使他们能够
参预国家大事”为主旨。刘从云在真武山坝里点燃3684盏灯，三昼夜不息。会后，刘湘请众道徒吃了一顿丰盛的饭，并送牙筷一双、毛巾一条。“收缘大会”开过一个多月，又从重庆周边四县的坛馆里选出100名青年道徒，集中在重庆南岸大佛寺训练，定名为“百子训练班”，表面却挂着二十一军干部训练班的招牌。训练学科是典范令的摘要，术科是“神仙降体”的方式教授白刃战。如黄忠降体大耍宝刀。后来，刘湘以这100人为骨干，成立二十一军模范师，刘湘自任师长，下设三个旅。第一旅旅长没有任命，实际是由刘从云代领。这样，刘湘就有海、陆、空、神四大兵种。
篇二：爱国将领刘文辉
爱国将领刘文辉
刘文辉（1894～1976）
中国爱国将领。字自乾，法号玉猷。四川大邑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军总指挥、西康省主席及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1949年12月9日，与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后改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等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刘文辉他上面有五个兄长，老五刘文彩便是日后闻名全国的收租院院主，曾被视为是中国历史上恶霸地主的总典型，那名气要比刘文辉大得多。但四川刘氏家族的掌门人却并非刘文彩而是刘文辉。
在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的那年夏天，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在大哥刘文渊陪同下，来到成都刘湘公馆谋职。已是川军将领的刘湘，将这位比自己小六岁的堂叔介绍到川军第八师陈洪范属下任职。其后五年间，刘文辉由上尉参谋升迁到旅长。1922年，担任川军第二军军长的刘湘又拉了堂叔一把，让他从陈洪范属下的普通旅长改任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这意味着刘文辉可以自立门户了。刘文辉在总揽了驻防的叙府（今宜宾市）地区军、政、财、文教大权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开始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棋：让五哥刘文彩来叙府担任船捐局局长兼四川烟酒公卖第二十分局局长。从这以后，刘文彩就成了刘文辉集团的财政总管。叙府地处川南，是长江起点第一城，又当云贵入川孔道。扼有叙府，可以视作刘文辉军阀生涯的开始，他站在
叙府城外的翠屏山上凝神环眺，情不自禁地说：“这正是我尔后统一全川的策源地啊！” 这时的四川兵荒马乱，自从熊克武等人把滇黔军逐出四川之后，刘湘被川系军阀各军推举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可是好景不长，熊克武率领第一军击败了刘湘所统的第二军。刘湘辞职，由刘文辉护送回乡。次年夏初，刘文辉收到两份通电，一份是刘成勋任川军总司令，一份是孙中山先生任命他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刘文辉仔细盘算，觉得在这群雄蜂起，你争我夺的军阀混战中，不能丢掉保定系同学的人际关系。他决定与杨森、邓锡侯等十多名川军军师旅长联衔发出通电，拥戴刘湘出山，推举他为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东山再起，1924年他与杨森发动倒熊克武之战，大获全胜。刘湘让刘文辉收编了熊克武的部分残部，并接管了熊克武的部分防地。在弱肉强食的军阀混战中，二刘不时联手。次年春天，刘湘击败杨森。他不仅让刘文辉接管了杨森的原部分防区，而且把刘文辉扶上四川军务帮办的交椅。北伐战争开始后，表面上看，川军已经接受国民{系统屏蔽}的领导，但各派系的权力斗争并未停止过。刘湘、刘文辉统领的二十一军、二十四军联手先后击败刘成勋二十三军和赖心辉的二十二军，他们的所有防区皆为二刘所瓜分。到1928年，基本形成了刘湘、刘文辉主宰，二刘与邓锡侯、田颂尧四巨头分割四川的政治格局。就在这一年，南京国民{系统屏蔽}指定刘湘担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的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叔侄二人终于成为四川军政首脑。刘文辉祖籍安徽省的徽州。刘家是清初移民入川的，初定居名山县，后迁居成都西大邑县的安仁镇，过着与千百万小农一样男耕女织
的传统生活。可是到了民国年间，安仁镇刘氏家族平步青云，十余年间出了三个军长，八个师长，十五个旅长。而刘文辉与刘湘叔侄则是刘氏家族中最为耀眼的两颗将星。刘文辉的长兄刘文渊是清末举人，旧学功底深厚，年轻时在家设私塾，为族中子侄和诸弟授课，并做过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兄弟中，比刘文辉大七八岁的刘文彩最擅经商，所以他是第一个被刘文辉接出来做官敛财的。随着刘文辉人马越来越多，刘文彩敛财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从银号到商号，从信用放贷到变相高利贷，从办加工作坊到近代工业企业，从田赋预征到统税杂捐，刘文彩都驾轻就熟，大获成功。至于鸦片，四川军阀鲜有不问津的。换句话说，只要能弄到钱，刘文彩都干。这些钱大多用来供应军队，小部分当作刘氏家族的家财。刘文辉势力扩大以后，感到仅靠刘文彩一人不行，又把四哥刘文成弄到成都当了名为机械厂，实为造币厂的会办。刘文成没出来前，在安仁老家经营酒厂，敛财的本领也已不小。以后刘文成又兼二十四军机械所所长，负责监修枪炮军械，最后一直做到四川戒烟总局会办。刘文辉有了这两个为他筹集款项，修造枪械的兄长，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时的刘文辉才刚刚三十出头，执掌一省权柄，手中拥有七个师，兵员在十二万以上，防区扩展到七十多个县，占四川全省之大半。再加上刘文彩生财有道，这使刘文辉决心实现自己的人生“宏图”了。他下令在成都创办政治学校以培养干部，这对日后刘文辉军事集团的发展变化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各自势力的急剧膨胀，刘湘、刘文辉之间的争川之战也就箭在弦上了。刘湘投靠蒋介石，在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
祥以及李宗仁、唐生智等人的战争中，他出兵鄂西，代蒋看守十八县。刘文辉在省内挟保定系以自重，他扶植滇军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独霸贵州，又投靠汪精卫，拥护和支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反蒋。1931年，刘文辉以二百万元巨资，从英、日等国购买武器和飞机，拆散分装，从上海运往成都，经过万县时却被刘湘部队扣留。刘文辉多次交涉，都被刘湘拒绝。刘文彩为了帮助兄弟，派了一个叫胡文鹏的刺客到重庆行刺刘湘。胡文鹏潜入刘湘的宅第，在树上躲了三天三夜，始终没有找到机会下手，第四天饿昏了，从树上掉了下来被活捉。刘文辉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命令驻防江津的部队截断重庆粮源。二刘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终于在1932年10月拉开了战幕。这场大战直打到次年9月，以刘文辉败北而告终。刘文辉身边仅剩两万残兵。刘湘想到，今后一旦邓锡侯、罗泽洲等人势力壮大，也会成为他的争霸对手，所以不如给刘文辉一条生路，以便牵制他们。1933年10月，刘文辉重返雅安。虽说不可能再返成都，但总算有了一块立足之地。刘文辉开始了他自己后来总结的西康十大建设。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死去。当晚蒋介石就在武昌行营召开会议，谋划如何以刘湘之死为契机，完全控制四川。蒋当即下令撤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理由是司令长官既死，该战区自当裁撤。仅隔一天，又任命亲信张群为四川省{系统屏蔽}主席。由四川地方实力派主掌的川康绥靖公署，亦准备撤销。消息传到四川，舆论大哗。刘湘旧部组织的“武德学友会”紧急商讨对策，同时与刘文辉、邓锡侯两部取得联络，决定共同抵制张群主川。会后，刘湘生前高级幕僚张斯可
即专程会见刘文辉二十四军驻蓉代表，邀请刘文辉速往成都，共图大计。就在此时，中共南方局通过刘文辉的儿女亲家杨叔明和刘的部下张志和等渠道，与刘文辉接上了关系。1938年夏，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等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取道成都，与刘文辉见了面。后来刘文辉说：“从同他们的谈话中，我慢慢了解了中国{系统屏蔽}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zhǔ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董必武、林伯渠在重庆曾家岩又与刘文辉会晤恳谈。中共中央还派吴玉章专门与刘文辉见面商讨如何救亡图存，刘文辉逐渐有了亲共倾向，他表示：“今天领教，顿开茅塞，以后我一定按照尊意去努力。” 因四川实力派联合抵蒋，蒋介石不得不做出让步。经过一番磋商，刘湘部将王缵绪做了四川省{系统屏蔽}主席。以此为条件，王缵绪同意将雅安、西昌两个专区划交西康，并在财政上给予补贴。蒋介石被迫同意西康正式建省。1939年1月，刘文辉如愿以偿成了西康省主席。此时的刘文辉，既与四川各实力派达成了共识，又与中共接上了关系，虽说军事力量还小了一点，但毕竟使大邑刘氏家族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又重新恢复了席位，这也更加坚定了刘文辉反对蒋介石控制的信念。西康建省，蒋介石即设行辕于西昌，以监视刘文辉。行辕设三个处，其中的第二处专管情报，由军统局特务头子徐远举任处长。同时，蒋介石对四川实力派实行分化瓦解，省主席王缵绪渐渐成了蒋在四川的代理人。这引起川系各派将领的不满，蒋介石不得不同意王缵绪辞去省主席职务，宣布自兼四川省主席。次年蒋即辞去四川省主席，再由张群接任。四川完全为蒋控制；而西康由于刘文辉的反控制，终于成为蒋介石难
篇三：为刘文彩翻案很荒唐
为刘文彩翻案很荒唐
“刘文彩为主的刘家地主，第一修万成堰，受益者为数县农民；第二出资修公路但不收过路费；第三创办文彩中学，受益者为数千贫家子弟；第四主持民间自治组织公益协进社，属于清水袍哥，且有一定现代化改造，尤其公益方面贡献较大。那时的地方实力(派)，还是要对父老乡亲负责的，哪像今天。”…[详细]
这是微博上流传的诸多关于“刘文彩真相”的一则比较“权威”的段子。这段子是真的吗？刘文彩，应该被翻案吗？考诸史料，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这案，不值得翻，也翻不过来。
刘文彩发家靠的是枪杆子和烟杆子，而不是勤俭持家
刘文彩是一个地主，但他不足以代表中国大部分的地主，因为他的发迹是很特殊的。与大多数的中小地主不同，刘文彩的发迹，依靠的不是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而是通过两条非正常途径：枪杆子和烟杆子。枪杆子，一方面是指他倚仗其胞弟军阀刘文辉的权势，从一个小财主一跃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几十个县的川南税捐总办，得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则是指他控制下的十万袍哥，即所谓“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所谓烟杆子，指的是他利用自己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的身份，执法犯法，以禁烟的名义大量贩卖鸦片、制造吗啡，成为包销云南鸦片的毒品大王。
为军阀兄弟刘文辉聚敛财产，是刘文彩一辈子最主要的工作
刘文彩最发达的时候有多少财富？据《大公报》1949年3月8日刊登的一份1948年的统计称，刘文彩在四川富户当中，位居第33位；常见的数据，则说他名下有8000余亩地，以及若干商铺和房产。
当然，财富的多少本身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法。刘文彩30岁以前，走的其实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农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发家路线。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当时家里有田产30余亩，务农之余还经营酿酒作坊。弟兄七人，刘文彩排名第五，读过几年私塾后就回家务农，农闲时则走街串巷卖酒。几年后，刘文彩略有储蓄，又与族里人合资开了一家烧酒坊和一座水碾。
如果不是刘家老六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校混出了名堂，混成了仅次于刘湘的四川第二号军阀，刘文彩很可能一辈子都会呆在大邑县做他亦农亦商的小本生意。兄弟刘文辉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22年冬，35岁的刘文彩走出安仁镇，前往宜宾担任府船捐局局长，正式成为刘文辉后方的“聚敛大员”。稍后，他又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再往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旗帜所到之处，凡与聚敛有关的要职，全部集于刘文彩一身。
为刘文辉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成为刘文彩此后十年间最主要的工作。
在刘文彩治下，川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32年已将辖区的赋税征收到1957年
从1922年到1931年，十年间，刘文彩先后担任过叙府百货税捐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川南水路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叙南清乡司令，统管81个县(当时四川全境共146县)税收，成为赫赫有名的“川南王”。为了保障这一财政大权，刘文彩在叙府期间，还实际掌控着一个混成旅的兵力。
为了给兄弟刘文辉聚敛钱财，用来扩大队伍和政治交际，刘文彩在叙府可谓不遗余力。当日川南地区存在着150多种名目的税捐，叙府一地，据宜宾文史资料室收集的旧税票和老年人的回忆，确实可靠的名目达四十四种，其中有“妓女花捐”、“懒捐”“锄头捐”、“厕所捐”等等，有些名目闻所未闻，故而，宜宾当日民间曾有“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谚语。刘文彩还把多如牛毛的捐税，用各种形式摊派到普通群众身上。比如，当时宜宾城里买一张戏票，就要负担娱乐税、印花税、伤兵亡友费、警士寒衣捐、政教经费等14种名目的附加税。刘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四川其他地方—样，也大搞田赋“预征”，根据四川省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保存的税票，刘文彩1932年离开叙府之前，已经向川南农民“预
征”到了1957年的田赋，和电影《让子弹飞》里的鹅城一模一样。 官商一体，大搞投机垄断贸易敛财，“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
刘文彩早年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所以，他在叙府期间的敛财手段，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权势，经营垄断投机贸易牟取暴利。
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里说：刘文彩初到叙府，用5万大洋兴办的企业“义和”银号，“仅仅两年时间，五万元本钱就翻了好几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1925年，“义和”改名“人和”，“‘人和’规模极为庞大，‘义和’时代本金最高不过十万元”，‘人和’开张本金即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到刘文彩撤离叙府时已积累到二千余万元。总部叙府，在重庆、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笑蜀认为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做的是“阳光生意”，“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贷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是不是做的“阳光生意”？编辑没有见到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史料。但刘文彩的“生意”在1928年迅速转向为“不择手段地捞钱”，则是笑蜀也承认的事实：“至此，刘文彩企业全部转入战时经济范畴，经营业务全部纳
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阳光生意’的刘文彩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刘文彩是怎样通过投机不择手段地捞钱的呢？据曾参与刘文彩1928年“企业转型会议”的目击者的回忆，刘文彩要求：“决定不用‘人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
“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是有鉴于刘文辉在军阀混战的乱局中随时有可能败走的现实考量；“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敛财效果。刘文彩硬性规定各商号“只许赚钱，不许亏折”，年利率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规定“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达成这一“盈利”目标的基本办法，则是靠买断货源来垄断囤积，譬如设在叙府的“长发元”商号；把药材中常用的、大宗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在云南、川西等地买断货源，囤积待价，有时弄得各地药商只好仰承“长发元”供应，用这种手段，刘文彩囤积的药材等土产，牟利最多可达百分之八十。药材、山货之外，刘文彩依靠兄弟的枪杆子和手里大量的赋税，垄断的产业还包括食盐、棉花、高利贷……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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