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川军抗日与中共四川组织的领导
川军抗日与中共四川组织的领导
内容提要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作为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四川人民为中华民族的救亡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川军出川抗日更是其中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在川军出川抗战和其他民族救亡运动中，中共四川组织积极宣传和组织，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力图从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共四川组织的恢复、全面抗战前期四川的地方格局、川军出川抗日情况、抗战中四川人民的巨大贡献等方面，对四川的抗战运动加以说明和探讨。
关键词抗日战争 川军抗日 中共四川组织 领导
一、前言
坐落于四川省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中，有纪念抗日战争的抗战群馆系列，期
中就有建川博物馆的创建者王建川先生专门修建的一座川军抗战馆，以纪念川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共四川组织的领导下，四川人民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歌。
川军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中光辉的一页，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人们
以前对四川以及川军的偏见，同时也是近代四川地方史上的重要事件。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形成，中共四川组织得到恢复和重建，中共四川组织的宣传、领导和统战等工作对四川地区抗战救亡运动的兴起发挥着重大作用。
二、中共四川组织的恢复和统战工作的开展
四川地区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但是由于各种原
因，到西安事变前中共在四川的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活动基本停止，只有零星党员散布在成都、重庆等地，总数不足百人，基层组织也不复存在。
1937年，国共正式宣布第二次合作后，四川地区的中共组织开始得到恢复
和发展，邹凤平、廖志高从延安回川重建四川的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救亡运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他们首先在成都建立了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并依托省工委全面开展工作，主要活动包括恢复和发展中共四川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加入统一战线等。
到1938年，中共四川组织共发展党员3400多人，建立成都、重庆、自贡三
个市委，并在南充、泸州、合川等七个县建立了中心县委，至此四川省的中共基层组织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此外省工委还发动群众运动，蓬勃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四川的抗日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全面抗战前，中共加强了对刘湘、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对于促
进川军走上联共、拒蒋、抗日之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刘湘本身是四川财阀的代表，与金融界、实业界关系紧密，一些社会上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张澜、黄慕颜与刘湘等关系也比较密切，刘湘重要部属潘文华与中共川康特委联系也很紧密。1935年张署时受中共中央上海局指派来川开展统战工作，他利用傅春吾1《党领导全川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何盛明 王宗力 《纪念抗战四十周年征文》第37页
等与刘湘的个人关系，密切与四川知名人士的沟通，中共对四川实权人物的统战
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初步建立四川抗日统一战线。
1937年，中共中央又派遣李一氓、罗世文回川开展统战工作，毛泽东亲自
指示：刘湘在四川实力派中军队最多、武器最好、实力最强、影响也最大，做好
刘湘的工作，四川抗战的局面就客观了。四川实力派对蒋介石集团进入四川既有
戒心又十分无奈，他们既害怕蒋介石对自身的排挤，同时难以抗拒中央军的强大
实力，又有联合中共抗日的强烈愿望，这为中共在四川组织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
了可能性。
此外中共四川党组织还积极与其他四川地方实力派密切联系，争取他们对四
川抗战的支持，开展对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人的统战工作。刘湘死后，其
旧部潘文华等与中共川康特委依然保持了联系，以上这些工作对川军出川抗日和
坚定抗战必胜的爱国精神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另外中共还广泛深入川军中下层官兵中开展抗日宣传运动，积极动员广大青
年参军入伍，支援前线，中共举办的各种宣传杂志和报刊，也发挥了巨大的舆论
导向作用。
三、全面抗战前的四川地方格局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地区（包括现在的重庆）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
1926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率领的北伐军占领武汉，12月四川军阀全部正式改
易旗帜，归属国民政府统辖。
虽然国民政府形式完成全国的统一，但是四川地方军阀的内斗尚未终结。
1932年9月，经过多年的经营，在先后击败杨森和刘文辉等众多竞争者后，刘
湘正式确立了自己在四川的霸主地位，形式上统一了全川，成为四川省主席和四
川地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节制川中各派军阀。另外四川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实力
派，主要有西康二十四军刘文辉，川西二十八军邓锡侯，川北二十九军田颂尧，
重庆二十军杨森等，以上这些实力派人物对四川军政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邀刘湘到南京，10月20日刘湘抵
达南京与蒋介石反复磋商围剿红军事宜，随后，以贺国光为主任的南昌行营驻川
参谋团进入四川，国民政府中央势力开始进入四川。1935年蒋介石追击长征中
的红军至四川，带着统一西南军政这一另外目的，1月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正式入
川，四川军阀割据的局面开始被打破，中央化趋势加强；5月蒋介石主力部队到
达四川，6月开始整顿川军，11月该设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进一步加强了对
四川和西南各省的控制。
四川地方势力从实力上难以对抗蒋介石的中央军，但是对国民政府的防备也
在加强，他们在四川地方官员的岗位上安排自己的心腹人员，同时采取各种方法
抵制蒋介石对川军的改编。淞沪会战结束后，南京失去屏障，已经难以固守，国
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四川成为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1938年6月，武汉会
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要机构集中迁往重庆，中央对四川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四
川正式成为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的基地。
从阶级属性上看，四川地方实力派大多属于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政治和
军事斗争中，多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具有强烈的投机性和多重性特点。他们既反
对蒋介石对自己的排挤，另一方面也对红军带有偏见，但是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
他们也倾向抗日，另外他们自身也有强烈的爱国精神。
四、四川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9月，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局面，中共四川党组织曾领导成都的
工商农教等组织在9月5日召开大会，开展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四川抗日救亡运
动开始兴起。“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激起四川人民的强烈愤慨，1931年9月29
日，四川各界300多个团体，5万多人在成都少城公园举行反日大会，会后各种
团体深入街头巷尾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四川迎来第一次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2
1932年3月，重庆各界举行救国请愿大会，广大群众群集刘湘21军军部，
面对民众的慷慨情绪，刘湘被迫亲自出面接见了示威群众，并表示愿意派兵出川
抗日。3
尽管四川救亡运动一直在中共等领导下积极开展，但是鉴于当时国内新军阀
混战和国共对立的基本格局，以及蒋介石和四川地方军阀对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
的镇压，1935年之前这些救亡运动未成为主流运动。
1935年发生的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全国性的抗日救
亡运动再次兴起，“一二九”运动成为这次运动最高潮，四川人民积极响应，成
都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声讨国民政府对日寇的一再妥协。1936年为反
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而爆发的“大川饭店事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这
一举动最终获得成功。
西安事变后，国内内战基本停息，抗日救亡运动逐渐合法化，1937年，中共
领导的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四川地方政府未加干涉，其后开展的
各项游行宣传也被默许。在刘湘辖区的中共地下党和抗日积极分子受到保护，中
共主办的抗日刊物未遭封闭，七七事变后，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达到最高潮，这些
运动对于推动川军抗战起着巨大的作用。
五、川军出川抗战
“七七事变”爆发，适逢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会上刘湘、邓锡侯、
刘文辉等川军将领均发表谈话要求抗日，邓锡侯说道：“过去拿着枪杆，枪口只
是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应一致对外，才对得起民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7月14日，刘湘通电全国：“强寇压境，中华民族为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
侵略，不能不积极抵抗。”
1937年8月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期间，刘湘慷慨陈词，“四川可以出兵三十
万，供给壮丁五百万，粮食若干万石”。于此同时川军广大中下级官兵纷纷请缨
杀敌，许多官兵还开始预立遗嘱。9月1日刘湘正式率部出川，开赴抗日前线。
全川抗日救亡高涨，在民众督促下和我党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加之刘湘本人有着
强烈爱国精神，1937年刘湘就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率部出川抗日。
1938年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将川军编为第二路预备队，刘湘为司令长官，
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担任平汉铁路方面的作战任务，
第一批参加抗日的川军编为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司令长官分别为刘
湘和邓锡侯，有14个师，二十万人；第二批出川抗日部队有6个集团军又1个
师，共三十万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川军共有八个集团军又一个师（含扩编）
参战，加之以后参军人数，总人数估计在300万以上，在战场牺牲者达264000
多人、负伤者356000多人。
刘湘出征期间病死武汉，临终遗言：“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
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的遗言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为前线川军升
旗时必朗诵的内容。 2
3 《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特点》 岳建功 刘海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5年 第三期 第10页 《中国共产党如何推动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战场的》邓前程 徐学初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9月 第34卷 第5期 104页
打内战时的川军被称为“双枪将”（双枪指的是烟枪和步枪），“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地位很低，但是川军在各个抗日战场均有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由
于装备差、武器简陋，长期参与四川内部的内战，川军名声不佳，出川初期的川
军甚至被很多战区拒绝接纳，阎锡山曾公开表示不希望川军加入他的战区。徐州
会战，令川军一战成名，1938年冬，当第一批川军将士达到陕西、山东等地时，
很多战士手中的武器只有大刀长矛，在冬天里也只穿着草鞋、单衣，但是正是这
支川军却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立下不朽的功
勋。藤县保卫战中，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领2000壮士，孤守藤县，日军后
来攻城部队达到3万人，有大炮和飞机的掩护，经过几日混战，守城将士全部壮
烈牺牲，无一生还，王铭章将军身中数弹，仍大呼“杀敌！杀敌！”，最后壮烈牺
牲。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说：“藤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
写出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一页。”
王铭章被国民政府追授为上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赠“壮节殊勋”为王铭
章墓园门额。川军抗战中牺牲的其他著名将领还有，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150
师师长许国璋、南京保卫战中145师师长饶国华等，144师师长郭勋祺也受重伤。
抗战八年四川应征壮丁三百万左右，占全国一千四百万中的五分之一强，当
时四川总人口只有四千万，这就是说平均十七个人中就有一人参加抗战。
淞沪会战中川军26师，全师4000余人，伤亡3400人以上，伤亡率达85%。
川军20军杨森部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全歼日军第九混成旅加藤大队；抗战八年，
全国征集1405万兵力，其中四川人302.5万人，占五分之一以上；八年抗战期
间川军出川抗日共有350万人，国民政府统计的川军伤亡、失踪达64.6万人，
也就是说出川抗日川军损失率达20%，占全国正面战场的五分之一以上4。
六、抗战中四川人民的巨大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开始，国民政府多次组织大会战，打破
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也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战役等较大
胜利。但是由于综合国力的差距，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一再失利，丧失大片国土，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四川正式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
四川虽然地处大西南腹地，但是有着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成都平原更
是被称为“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四面环山，易守难攻，由于资源和地理的区位
优势，四川背负民族复兴的重任。蒋介石很早就认为四川必是“民族复兴之地”，
因此很重视对于四川的建设。
豫湘贵会战，国民党部队一溃千里，丢失国土二十万平方公里，这些地区均
为重要的农业产粮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五年间四川向国民政府缴纳粮食
共8360万市石，约占大后方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另外四川在军工战勤方面，
先后征调了500多万人次民工修筑公路和机场。5
国民党官方数据统计，八年中四川地区承担财政支出有4400亿元（法币）,
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川盐外调也是抗战中的四川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沿海产
盐区相继沦陷后，食盐紧张，作为川盐的主产区，自贡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
四年时间共增产200万担，满足湘鄂等省的食盐需要。沿江、沿海内迁四川的民
营工厂，从1937年到1940年就有250家，占内迁工厂总数的55%以上，这些工
厂对支援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四川党组织根据四川地区的特殊情况，开展大量的工作，4
5 《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述评》杨绍安四川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 第二期 第97页 《我党领导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纪实》龚自德 龙雅芳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文集 第5页
为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加强上层的统战工作，争取广大中
间势力，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民族资本家、社会贤达的支持，卢作孚的民生轮
船公司，在我党的动员下，为支持抗战的运输工作，调集船只及时运送几十万官
兵出川。
三次大的群众募捐活动：
第一次，由于前线川军将士缺乏冬衣，1937年底到1938年初，党领导的抗
日救亡团体组织各界开展劝募寒衣活动，重庆人民赶制棉衣30万件，同年《新
华日报》倡导义卖和献金，到1939年3月，仅重庆地区捐款就达到500万元。
1940年春节前后，四川人民募捐活动掀起第二次高潮，《新华日报》号召广
大各界人士前往前线慰问、鼓励将士，献出的粮食和飞机难以计数，其中1942
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机就有20多架。
1943年冯玉祥将军发起节约献金活动，11月，冯将军在自贡募捐讲演三天，
募集200多万。1944年冯玉祥将军再度来到自贡，盐工献金大约1100万元，加
之盐商和各界捐资合计达到一亿二千多万。
七、川军抗战精神的心理文化层面初浅分析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很早就纳入中华文明的版图，由于特殊的地理原因：四
面环山，内陆地区是盆地，四川与外界的交流一直比较艰难，难以融入中原地区
主流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星堆文明震惊世界，但是四川的古文明如何起源至今仍
然是个难解之谜。
西周时，蜀地属秦国管辖，李冰治蜀，修建都江堰，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四
川地区的古代经济第一次得到大发展，文明的进程加快；中国的古代文明以中原
地区为根据地和中心，河南陕西长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中心地区，西南和南方
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西汉时期四川地区迎来第二次经济文化大发展，以司马相
如和杨雄为代表，四川文化也开始勃兴，政治上在全国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靖康之难后，汉族政权南迁，经济中心南移，四川地区成为南方政权的经济中心，
支撑着整个南宋政权的财税体系，元军攻破蜀地之后，南宋政权也随之瓦解，四
川成为当时汉族民族情绪最为强烈的地带，汉族正统思想强烈。
由于长期以来四川处于中国政治的边缘地带，四川往往成为地方势力割据的
重要地区，与中央的离心力十分强，自古以来，王建、明玉珍、张献忠、熊克武、
刘湘都曾割据蜀中。总的来说，四川在历史上没有过成为中国政治中心的经历，
这对当地人民来说长期是个隐痛，这一政治短板对四川的历史和发展是很大的遗
憾，这种缺陷与强烈的民族情结和剽悍的地方民风的冲突长期存在。
以上的这种历史文化原因造成了四川人民长期渴望参与国家政权中心而不
得的心态，加之四川人天性乐观，民风率直，英勇善战，对于这种渴求一直没有
消失，而随后长期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更是加重四川人民渴望得到中央
政府关怀的心理，这种心理渴求与日俱增。
民国以降，四川地区又陷入长期战争，川滇混战、川桂混战、川内军阀混战、
中央势力与川内势力的争斗、新军阀与红军的战争等，长期不止，民不聊生，防
区制“臭名昭著”，民众的忍耐也到了极点。三十年的内战，遭到四川人民的强
烈反对，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后，四川地方实力派在人民压力下，也深感内战的罪
恶感，渴望以抗日来洗刷以前的罪恶。随着国民政府统治中心迁往四川，四川成
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历史理想也成为现实，四川成为维系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巨大
的鼓舞作用和正义感的感召，使得四川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这与积累千年的政
治理想的实现是相切合的，内斗向公战演变，民族凝聚力空前强烈。
篇二：抗战初期一团川军神秘失踪之谜
1990年夏，英国伦敦出版的《观察家》杂志发表文章，列举了近现代军事史上的一些神秘事件，其中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奇事：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南京保卫战中，曾有一个团的中国官兵在南京东南郊15公里外的青龙山山区神秘失踪，从此再无消息。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37年12月初，近25万国民党军队云集南京城内外，参加首都保卫战。守城军总司令唐生智临危受命，虽缺乏指挥才干，勇气却是可嘉，发出“誓与国都共存亡”的悲壮誓语。
当时，七十二军、七十四军、九十三军等5个军是从淞沪战场且战且退来到南京城外布防的。还有几个师、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统帅部从四川、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紧急抽调来的。这些部队原先大多是地方保安团队，虽然同仇敌忾，士气高昂，但装备太差，只有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少量迫击炮。
而日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拥有骑兵、炮兵、化学兵、坦克、装甲车还有飞机助战，水陆并进，海军舰队也已逼近南京。日寇张牙舞爪，气焰凶狂，不可一世，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在城外山地激战中，顽强抵抗的中国军队损失惨重，阵地每每失而复得，得而又失。据南京东郊马群、白水桥地区一些老人回忆：当年损失最惨重的是远道而来的川军某师，他们缺吃少穿，饥寒交迫，但仍求战心切，并不畏惧敌寇。
然而，他们的枪弹多为劣质品，显然被混入国民党军队后勤供给部门的日谍和汉奸暗中做了手脚。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怎能抵挡住疯狂的日寇，他们在防卫战中死伤过半，几乎全军覆没。该师有一个团，因奉命担任主阵地左翼京杭国道一侧对敌警戒任务，未直接参加战斗。
该团团长于战事失利后，审时度势，为保住有生力量，遂带上全团二千余官兵在夜幕掩蔽下急行军向南撤，趁日寇还没追杀过来，进入绵延十几里的青龙山山区，但却从此消失，无影无踪!
攻占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在战事结束后统计侵略成果时，发现中国军队有一个整团自皖南朗溪县开至南京东郊麒麟门定林村一带，未被歼灭或俘虏，未接战，也未放下武器进入由万国红十字会和国际难民委员会共同划出的难民区，而是转移走了。
但该团似乎又没能突破日军最精锐的第六师团(师团长为谷寿夫中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元凶之一，1946年在南京被公审后处决)设下的两道封锁线。日酋松井石根大将、朝香宫中将、冢田攻中将等人都认为此事蹊跷，不可理解。重庆国民党作战大本营于1939年底统计抗战两年多来的作战情况时，也注意到这一怪事，列为“全团失踪”，记载入国军军事档案。
军令部还查出该团团长名叫伍新华，四川天全县人，川军讲武堂毕业生，原为川军刘湘部下，
参加过军阀间混战，有作战经验，1934年在南京中央陆军大学中级班受过一年培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政部、军令部都派出专人对此失踪事件作专项调查，但仍未能查清真相，最终也就不了了之，列为悬案。
根据研究我国抗战史的几位军事专家研究推测：这个团在当时不可能突围，因为日酋松井石根早年即来华在江浙皖诸省搞间谍活动，熟悉这些省的地理山川形势，向以“中国通”自命。
他采用了几近冒险的大迂回战术，于1937年12月1日_出动两个精锐师团从上海南边的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打败缺乏防范的守军，经湖州、广德、芜湖，包抄中国守军大后方。这支日军的一部在南京东南郊重镇汤山，与沿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一路打过来的日寇主力会师，进而从三面对南京实行大包围。
日酋都知道南京西南方向的溧水、高淳多为山地丘陵、树林多，易守难攻，且地接安徽的朗溪、当涂，那边的山区更多，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大。如果困守南京城内外的中国军队撤往西南边的山区，就可以得到休整，并保存住力量。
正因如此，日军第六师团特抽调两个联队在江宁县(今改南京江宁区)湖熟、禄口至宁芜公路小丹阳段布下封锁线、火力网，又在汤山至土桥、淳化镇至双桥门一线实行严密封锁，出动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沿公路布防，骑兵、步兵来回巡逻，令中国守军根本无法突围，而青龙山恰好被围在这两道封锁线内。
山区东南面是已沦于寇军魔掌的汤山，南面便是淳化镇(七十四军王耀武旅等部队曾在这一地带与日军激战数日，击退过日军几次猛攻，后被迫撤走)。
至1937年12月10日止，中国军队只有邓龙光将军指挥的九十三军等少数部队，趁日军尚未完成严密合围，在深夜里经龙潭镇、孔山、湖山间崎岖山路大胆穿插，冲过京杭国道上的日军封锁线，击毁敌装甲车两辆，撤往溧阳山区，保存了全军实力。在这之后，没有一支成团以上建制的中国守军能冲出日寇严密的封锁囤。
篇三：川军将领名录
川军将领名录
熊克武（1885—1970）字锦帆，四川井研人。北洋政府陆军中将，川军将领。 生于1885年12月26日。1905年夏赴日本东斌学堂学习，8月加入同盟会，12月回国，在上海、四川等地组织策划反清起义，1911年4月在广州参加反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后组织蜀军北伐，1912年1月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左将军蜀军总司令，4月任川军第5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9月7日授陆军中将衔。1913年7月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到日本，1914年7月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11月回国，12月任护国军四川招讨使，1916年1月任四川招讨军总司令，参加护国讨袁战争，8月复任川军第5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1918年1月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参加护法战役，3月任护法军政府四川督军，1923年6月任广州大元帅府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与北洋政府在川军事武装作战，1924年1月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7月任建国川军总司令、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北上讨伐北洋军阀，1925年10月在广州被国民政府拘捕，四川建国联军被改编，1927年3月获释后经香港转赴上海，1931年3月赴日本神户，九一八事变后回到上海，12月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12月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抗战爆发后任国防委员会上将军事参议员，为抗战献计献策，1945年5月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创办中国公学，1949年7月任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12月参与策动川西起义，并在成都迎接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1970年9月2日在北京病逝。
罗泽洲（1891—1950）原名鼎成，字平章，四川蒲江人。北洋政府陆军少将，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川军将领。
生于1891年5月15日。曾任川陕边防军第11混成旅旅长，1923年兼任重庆市警察厅厅长，1924年4月16日授陆军少将衔。1925年任川军第11师师长兼成都市政督办，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8军新编23师师长，1933年任四川剿匪军第3路副总指挥，参加围剿红军，1935年被撤职。1937年9月任第47军副军长，出川参加抗战，1942年11月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46年退役，后任蒲江县参议会议长，1949年12月在蒲江迎接解放。1950年7月17日在成都服药自杀。
邓锡侯（1889—1964）号晋康，四川营山人。陆军二级上将，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肄业，川军将领。
生于1889年6月22日。曾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未毕业便回川加入新军，1912年转入四川陆军第4师任职，1916年参加护国战争，胜利后任四川陆军第2师3旅5团团长。1918年任川军第5旅旅长，同年2月5日，授陆军少将衔。1920年任川军第3师师长，1922年通电拥护北洋政府，任陆军第30师师长。1923年9月5日授中将衔，12月10日加将军府骠威将军。1924年3月8日加上将衔。1924年5月任北洋政府四川省长，1925年5月改任四川清乡督办，1926年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8军军长，1927年4月任四川省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7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四川剿匪总部第1路总
指挥，参加围剿红军，1935年5月任第45军军长兼128师师长，1936年2月15日叙任陆军中将，1937年3月31日加上将衔，8月任第2预备军副总司令兼第1纵队司令，准备抗战，9月任第4军团军团长，率部出川抗战，10月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兼第45军军长，1938年2月任重庆行营副主任，旋又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1947年2月21日叙任陆军二级上将，5月任四川省政府主席，7月任重庆行辕副主任，1948年6月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2月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4月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2月9日在四川彭县参加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西南军政委员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办公厅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副主委。1964年3月30日在成都病逝。
王陵基（1883—1967）号方舟，四川乐山人。陆军上将，四川武备学堂毕业，川军将领。
早年赴日本学习军事，1908年任四川陆军军官学速成学堂副官，辛亥革命后任川军第2镇标统，1913年任川军第2师先遣支队长兼川东宣抚使，参加讨伐袁世凯，随后投靠北洋政府，先后任川军第1师2旅4团团长，第1师5旅旅长，第15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1913年10月31日授陆军少将加中将衔，1916年袁世凯死后，任烟台镇守使兼烟台知事，同年5月24日授陆军中将衔。1922年夏投奔杨森，任川军第2军参谋长，旋任川军第2军第6混成旅旅长，1924年改投刘湘，任川滇边务督办公署第28混成旅旅长，5月31日授将军府尚威将军。1926年任川康边务督办公署第3师师长兼江巴卫戍司令，同年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3师师长兼江巴卫戍司令，1931年任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1933年任四川剿匪总部第5路总指挥，1934年因围剿红军失败被撤职，1935年任四川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处长，代行保安司令，1938年4月任就任第30集团军总司令兼第72军军长，出川参加抗战，1939年10月因功兼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11月13日叙任陆军中将。1940年5月25日加上将衔，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任第7绥靖区司令官，1946年7月31日晋阶陆军上将，同年冬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江西省军管区司令，1948年4月调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四川省军管区司令，1949年12月在四川江安被俘。1964年12月28日获特赦，1967年3月17日在北京病逝。
但懋辛（1886—1965）字怒刚，四川荣县人。陆军上将，川军将领。 生于1886年1月25日。1903年12月留学日本东斌学堂，1905年8月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1月回国从事反清活动，1911年11月任蜀军政府参谋长，1912年2月任蜀军政府川南军总司令，4月任四川都督府成都府知府兼四川团务督办，7月任川军第5师参谋长，1913年8月任四川讨袁军副参谋长兼前敌指挥官，失败后流亡于上海、香港、日本，1915年12月任护国军四川招讨使署参谋长，1916年7月任川军第5师9旅旅长，12月1日授陆军少将衔。1918年5月任四川靖国军第1师师长，1920年5月任川军第1军军长，1922年11月任川东边防督办，1923年7月任四川讨贼军第1军军长，1924年脱离军职，在上海、北京居住，1931年3月赴日本神户暂居，抗战爆发后任国防委员会上将军事参议员，后任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7月31日叙任陆军上将。1947年任四川省第2区立法委员，1949年冬协助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策反工作，12月
30日在成都迎接解放，并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四川省委主委。1965年11月7日在成都病逝。
吕超（1890—1952）字汉群，号平林，四川宜宾人。陆军上将，川军将领。
生于1890年3月9日。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入伍生队学习，1911年任同盟会京津分会军事部部长，1913年初任川军第5师2团团长，“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任中华革命军川南司令，参加护国战争，1916年任护国军四川招讨使署第2支队支队长，1917年任护国军政府成都卫戍总司令，1920年任川军第5师师长，7月任川军总司令，1921年12月任广东大元帅府参议，1922年5月任广东大元帅府参军长，1923年任四川讨贼军第1军总司令，1925年任川黔联军总指挥，1926年11月任四川宣慰使，策动川军参加北伐，1928年11月任四川省政府委员，1932年1月任国民政府参军长，1937年1月8日任中将加上将衔，1945年9月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1946年12月7日晋阶陆军上将。1947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1月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4月任川康区监察委员行署委员，同年冬在中共帮助下参与策动国民党军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7月20日在重庆病逝。
杨干才（1900—1949）原名臣栋，四川广安人。追赠陆军上将，泸州讲武堂毕业，川军将领。
1935年任第20军第1混成旅副旅长兼3团团长，参加追堵长征红军，1936年任第20军134师402旅旅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10月任第20军134师师长，1939年4月10日叙任陆军少将。1942年7月任第20军副军长，1944年9月任第20军军长，1948年6月兼任第10兵团司令官，8月兼任第14兵团副司令官，9月22日晋阶陆军中将。1949年兼任南京卫戍总司令滁县指挥所主任，同年4月24日在抵抗解放军渡江战役中于安徽芜湖兵败自杀身亡，7月26日追赠为上将。
经南京政府铨叙之中将加上将衔：
刘文辉（1894—1976）号自乾，四川大邑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炮科毕业，川军将领。
生于1894年1月10日，1916年任川军第2师参谋，1918年任川军第8师29团团长，1920年任川军第8师独立旅旅长，1921年任川军直属第1混成旅旅长，1923年任川军第9师师长兼成都卫戍总司令，1924年8月9日授将军府洁威将军，1925年被北洋政府委任为四川军务帮办，10月9日授陆军中将。1926年11月易帜，任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长，1927年6月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7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11月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33年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失败，退守西康，1934年12月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在西康阻截红军，1936年2月15日叙任陆军中将，1937年9月任第5军团军团长，18日加上将衔。1938年12月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0月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1946年拒任蒙藏委
员会委员长，继续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并兼任整编第24师师长和西康省军管区司令，1949年12月9日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主委，国家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1976年6月24日在北京病逝。
潘文华（1886—1950）号仲三，四川仁寿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川军将领。
生于1886年10月16日。早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响应辛亥革命，曾任川军第3师团长，1918年1月任北洋政府陆军第22师43旅86团团长，1919年12月任川军第7师独立旅旅长，1920年任川军第2军2旅旅长，不久任川军第2军4师师长，1923年任川东清乡司令，同年11月任北京政府陆军第33师师长，1924年2月14日，授将军府植威将军。1926年7月兼任重庆商埠督办公署督办，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2师师长兼5旅旅长，后任第21军教导师师长，1929年2月兼重庆市市长，1934年兼任四川剿匪军预备军总指挥，1935年1月兼任四川剿匪军南路总指挥，参加围剿长征红军，7月辞重庆市市长，10月任第23军军长。1936年2月15日叙任陆军中将。1937年8月任第2预备军第2纵队副司令兼第23军军长，10月任第25军团军团长，参加广泗抗战，1938年1月任第28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1939年3月兼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940年5月25日加上将衔，1941年8月兼任第56军军长，1944年冬秘密参加民盟，1946年任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948年8月任华中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后任重庆行营副主任，1949年4月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2月9日在四川彭县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11月16日在成都病逝。
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别号至园居士，四川西充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四川弁目学堂毕业，川军将领。
生于1885年5月9日。曾任新军第17镇33混成旅队官，1911年在四川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川军第16师团长，1919年兼任川南安抚使，1921年兼任四川永宁道道尹，1922年7月投奔杨森，任川军第16师32旅旅长。1924年3月20日授陆军少将衔，1924年6月兼任成都市政督办，24日授陆军中将衔，9月29日授将军府徽威将军。1925年4月任川军第2军1师师长兼第1路总指挥，随杨森攻打刘湘，7月通电拥护刘湘，任川军第16师师长，1926年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5师师长，1928年9月改任第21军2师师长兼四川盐运使，1933年任四川剿匪总部第5路第2师师长，参与追剿红军，1935年6月任四川剿匪总部第6路总指挥，10月兼任第44军军长，1936年2月15日叙任陆军中将，1938年3月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令所部出川参加抗战，4月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8月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39年12月赴前线指挥抗战，1940年5月25日加上将衔，1942年7月升任第6战区副司令长官，1944年3月改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2月调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5月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5月任武汉行辕副主任，1948年8月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重庆警备司令，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1月兼任西南第1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12月在成都率部起义。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博物馆馆长，1957年10月经重庆潜往深圳，企图越境，11月15日在深圳被捕，押回成都，1960年11月在狱中病逝。
唐式遵（1883—1950）字子晋，四川仁寿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川军将领。
1920年任川军第2军第3混成旅旅长，1921年任川军第2军第2师师长，1923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陆军第33师师长，1924年1月28日授将军府重威将军，3月20日授陆军中将。1926年10月任若国民革命军第21军1师师长，1927年兼任重庆市政督办，1930年兼任渝简公路总局总办，1934年任四川剿匪总部第5路军总指挥，参加围剿红军，1935年10月任第21军军长，1936年2月15日任中将，1937年8月任第2预备军第2纵队司令兼第21军军长，10月兼任第24军团军团长，参加南京保卫战，12月兼任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1938年6月任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10月24日加上将衔，1941年参与反动围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1942年5月参加浙赣会战，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任武汉行辕副主任，后回重庆创办南林学院，1948年10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第2路游击总司令部总司令，1950年2月任四川省政府主席，3月28日在西康越隽县被击毙。后被台湾国民党当局追赠为二级上将。
田颂尧（1888—1975）又名见龙、光祥，四川简阳人。陆军中将，保定军校第一期肄业，川军将领。
生于1888年6月19日。1910年加入同盟会，曾入保定陆军校学习，不久离校参加苏浙学生军，任军事部部长兼营长，后加入川军，1912年任川军第4师参谋，1915年2月任川军第2师清乡独立支队长，1916年任护国川军第3支队支队长，8月任川军第1军2师骑兵团长兼成都城防司令，1918年7月任北京政府第21师41旅旅长，8月5日授陆军少将衔，12月任第21师师长，1923年9月6日授陆军中将衔，1923年12月10日，授将军府章威将军，1924年5月2日加上将衔，1925年任四川军务帮办，1926年5月任川西北屯垦使，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1927年2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11月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3年1月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10月任四川剿匪总部第2路总指挥，1935年因围剿红军失利被撤职查办，1936年9月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从此寓居成都。1946年7月31日叙任陆军中将。1948年3月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冬拒赴台湾，12月9日在四川彭县参加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民革四川省委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1975年10月15日在成都病逝。
范绍增（1894—1978）中将。原名舜典，号海廷，四川大竹人。陆军中将，绿林出身，川军将领。
早年投身绿林，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8年任靖国军模范营营长，不久升任团长，1920年任川军第1军6师团长，1923年归附杨森，任川军第2军4师8旅旅长，1924年2月任川军第9混成旅旅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7师师长，参加北伐，1927年投靠刘湘，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4师师长，1931年任川鄂边防司令，1932年6月任第21军副军长，1933年10月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部第5路副总指挥，在川北阻截红军，1935年在川康地区参加阻截红军，1936年2月15日叙任陆军中将，1937年6月任第21军146师师长，1938年2月任第88军军长，1941年兼任钱塘江北岸防守指挥官，1942年春任第32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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