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第一次当献花童
第一次当献花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次，如第一次坐公交车，第一次当升旗手，第一次做饭??而我也不例外，也有过很多的第一次，但是第一次当献花童却让我觉得印象最深。
话说那天晚上，我正在做作业，突然，二舅爷来电话说：“老叔就要结婚了，让我去当献花童!”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我将要充当一次小小主持人，担忧归担忧，接到了任务后，我便赶紧做准备。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我先写好了献花词，熟读并有感情地背诵下来，使语气能符合婚礼的要求。献花词练好后，我又开始练习上台走路的步伐、献花的姿势，虽然练习得很累，但我心里却十分高兴，只等着老叔、老婶结婚那天的到来。
老叔、老婶结婚的当天早晨，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酒店。哇！客人要比我想象的多得多呐！那时，原本信心十足的我心里又没了底。婚礼开始了，我暗暗攥紧拳头为自己鼓劲，心想“男子汉，绝不能退缩。”可是心里是这样想的，腿却不听使唤，往台上走的时候，我腿抖得厉害。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一抬头，看见妈妈在台下微笑着向我招手，并大声说:“宏扬，你能行！”妈妈的话给了我勇气和信心，一时间，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促使我迈开大步走向台前，用一个标准的姿势为老叔、老婶献上了鲜花，并声情并茂地献上了献花词。我洪亮的声音博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拿着老叔、老神给我的“红包”和“祝福”，我大踏步走向台下，妈妈说:“战胜自己是一件最了不起的事！儿子真棒！”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地激动！
从第一次做献花童中，我知道了，不论做什么事，要想成功，不但要有充足的准备，还应具备十足的信心。
作者：内蒙古赤峰市乌丹三小五年三班张宏扬
指导教师：张爱茹
2014年5月20日
篇二：“表感恩,送祝福”妇女节献花活动
“表感恩，送祝福”三八妇女节献花活动 三月，大地回春，春暖花开。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
为了向学校全体女教职工献上诚挚的节日问候，学生处团委特别开展了“表感恩，送祝福”献花活动。3月8日早上，学生会男干部们纷纷向各位女老师献上事先精心准备的公仔花和亲手制作的节日贺卡，并祝愿女老师们节日快乐，青春常驻。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特此祝愿每位女老师都能喜笑颜开。
篇三：给毛主席献花女孩的厄运
给毛主席献花女孩的厄运
吕大渝，原中央电视台早期播音员，在她还是少先队员的时候就曾给毛主席献花 。１９６０年，１６岁的她与沈力、赵忠祥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文革 中她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名是“炮打中央文革”。现在她移居美国。在《走 近往事》一书中回忆了她前半生的经历，本文摘录部份内容。──编者】
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跟不上形势，当了“保守派”。
“造反派”和“老保”之间派性相当严重，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的年纪再大一 些，参加过“反右”，知道“祸从口出”的厉害，也不至于在“文革”中招来太大 的麻烦。但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胸无城府，又没有人生经验，有些犯忌的话我虽 然不会笨到在“造反派”面前乱讲，可在“过大江”战斗队当中便心里想什么就说 什么了。“过大江”收拾出了电视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做大本营。在那里，我公开 议论的矛头是到处煽风点火一呼百诺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我过于相信了“哥们儿义气”，不知道还会有对我“反戈一击”的一天。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有一天，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又来到广播局 参加“战斗团”在广播剧场举行的大会。“兵团”成员一律不得入内。我一气之下，抄起一枝笔就点著江青的名字写了个条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 的夫人，应该注意影响，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 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那段话写在了广播局的红条稿纸上。我想，既然不许我 进入会场，我写个条子给江青提点意见还不行吗？
算我命大，“战斗团”的守门人连条子也不许我递进去，否则，那张条子果真 到了小肚鸡肠、报复心极强的江青手里，我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叫阵，或许会 因此惹来杀身大祸。
条子既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挥而就的，又没能送进会场，我顺手扔了以后 很快也就忘得干乾净净了。
半年之后，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 播出部全体大会。我又像往常一样，带著毛线去开会了。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 几乎人手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 、旧毛线以及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大家在 “抓革命”的同时，也忙著“促生产”，会场很像个手工编织作坊。
那天，我刚刚坐定，只听得赵忠祥“吕大渝，站起来！”一声大吼，吓得我迷 迷瞪瞪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著，他就递给我一张纸，命令我：“念。” 纸上不是我的笔迹，我认得出那是美工组一位常写电视节目字幕的张姓同事的字体 。内容虽是我曾经写过的那个条子，但并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 ，我一时发懵，确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态度被说成“不
老实”。
揭发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当时是电视台的放映员。我宿舍门后的墙上挂著一 个藤编的小花篮。那是母亲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艺美术用品公司给我买的。我写完 给江青提意见的那张条子以后，顺手把剩下的稿纸塞进了小花篮。有一天，同宿舍 的那位姑娘要写大字报，就擅自从我的小花篮里拿出了那本稿纸。那是极薄的片页 纸。虽然我给江青写的条子早已扔掉，但给我惹祸的字迹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 的稿纸上。于是，她就把那张只有印子的白纸交给了赵忠祥。
刹时间，广播局西小院的大字报冲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又在广播剧场召开 了专场批斗大会。批判发言慷慨激昂，“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打倒 吕大渝”的口号叫得很响。以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走资派”的时候，在 一大排陪斗的“牛鬼蛇神”最后站著的总是我。
自我当上了“反革命”以后，连电台播音员也做不成了。我被勒令停职，进了 电视台的“牛棚”。当我还是个少年人时，我以为未来的生活道路上撒满了鲜花和阳光，但是，十 年“文革”，我的心中充满了苦涩。眼前的生活与我少年时代的憧憬相去甚远，我 仿佛永远在寻找著什么而又始终不得。
我十岁那年拍摄了《祖国的花朵》，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流传了几十 年至今仍未止息。
小时候，我一直等待自己长大，等待长大后去实现从事电影事业的美好理想。 长大了，我刚刚爱上了电视事业，却碰上了“文革”，又坠入了等待之中，等待著 对我“炮打中央文革”的最后处置。
我明白，当时中国政坛上叱吒风云的那四个大人物被我“炮打”遍了，在他们 的阴影下，我此生将没有前途可言。自己的命运已然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我 不知等待在面前的将是何种发落，整日生活在惶惶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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