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以史为鉴
以史为鉴，反腐为先
1941年11月7日，苏联红场。在斯大林同志坚定的目光之下，整齐地走过了视死如归的将士们。他们带着必胜的信念走向了战场。作为布尔什维克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着的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并最后阻击了横扫欧洲战场的德国，瞬间扭转了局势，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50年后的1991年12月25日，本该是个欧洲人民举家欢庆的圣诞夜，曾经数以万计的将士们走过的红场却静悄悄，静到连作为苏联的最后一任总书记、总统戈尔巴乔夫都感到惊讶。入夜，红场旁克里姆林宫上的镰刀锤子旗缓缓落下，一个与美国抗衡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曾经我们中国的老大哥，苏联，从历史舞台上落幕。
从1917年列宁同志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成功运用到实践中，创立了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到1991年俄罗斯三色旗缓缓升起，74年的风雨和辉煌终究落下了帷幕。以今日之落寞，看昔日之辉煌，不禁让人扼腕叹息，感叹超级大国的荣辱兴衰。
而究竟是什么，让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一个拥有绝对强悍军事实力和“两极分化”中不可撼动的霸者，走到了没落的时刻？中国有句古话，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炽焚。既所言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而苏联这千里之堤，正是毁于其中几只蚂蚁的蛀蚀。作为党内高层领导的叶利钦、鲁茨科伊和西拉耶夫，成为了苏共党内的最大蛀虫。而作为当时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则成为了亡党亡国的头号罪人。正是因为党内的腐败，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走向了最后的分裂。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66年的风雨历程，这66年中，我们走过了盲目跟从的大跃进时期以及文革时期，虽然我们的发展步履艰辛，但也有国产汽车成功制造，两弹一星成功发射，潜艇成功下水。后来， 我们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走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启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模式。改革开放的30余年以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过越好，房子越住越大，看起来，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共产党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生活的富足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提升，反而，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幸福感调查中，各大主要城市的情况连年走低，人们的仇富情绪越来越严重。而这之中，我们对“我爸是李刚”的愤慨则是这个时代仇官仇富的一个例子。
所以，很多人会产生仇官情绪，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的好多官员为官不仁，尸位素餐，更有甚者借着自己的高位，做一些只为自己利益的事情，而没有能够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所以，当我们的很多富人们，他们的财路来路不明或者有明显官商结合的时候，当我们的一些官员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只为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百姓们自然会对这样的现象深恶痛绝。后来，当习总书记上台以后，反腐倡廉的风气越来越盛，当我们的军队大老虎，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落马的时候，当我们曾经国家领导人集体中的大老虎，原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落马的时候，很多人震惊的同时也在激昂庆贺，都在想终于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员又落马了一位。但是，却很少有人去想到，党、政的最高领导人，以及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纷纷出现问题落马，他们通敌叛国，他们聚敛财产，他们做了和绅，成了政府的蛀虫。如果我们不反腐，任由他们继续讲腐败的事情做下去，继续贪，继续叛国，这样他们是否会成为第二个叶利钦、鲁茨科伊，我们中国共产党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共产党，走向分崩离析的道路呢？答案简直不敢想象。
再来说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国际形势。现在的中国，早已超过了日本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的情况却并不容乐观。从外部而言，我们面临着与日本和菲律宾的岛屿争端。
篇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中国财税史有感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知连封建帝王都懂得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今天的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发展，只有科学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才能使我们的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快更好的发展，才能使我们的前途光芒万丈，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力挽狂澜。
这学期我们所学习的中国财税史更让我有这样的感触，就像在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样，何尝不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制定国家的发展方向，改革方向。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可以看出经济体制改革仍是重中之重，是龙头，说明发展才是核心问题。其核心思想是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法跟过去不同，原来市场是基础性作用，是铺垫，现在是决定性作用，是市场说了算。政府职能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守夜人，更符合市场关系。由此我想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治理大中国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否则其他改革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甚至一旦偏废于此就有可能让改革进度甚至方向得不到掌控。就真的会失去最最基础的力量的支持。引起中国历史上新的翻天覆地的具有很多不确定性的革命。
回顾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有七大经济改革家。春秋之管仲、战国之商鞅、西汉桑弘羊、唐朝刘晏杨炎、宋朝之王安石、明朝张居正。这几位伟大的经济改革家在改革道路上积累下来的经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管仲，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他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和《管子》的思想颇为接近。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他有几项改革措施：（1）承认土地的现实占有状况，改劳役助耕制为收取实物地租。（2）设“轻重九府”，通鱼盐之利齐国靠海，鱼盐资源丰富。（3）实行“叁国伍鄙”制，以整顿行政组织。（4）军事上，“作内政以寄军令”，实行兵民合一。这些措施为春秋时期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他的经济政策也十分完善。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他的办法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 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马克思级差地租与之相同。
商鞅在大家的心目中更令人熟知的是政治家，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商鞅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商鞅之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同时他
的经济政策也给后世人造成了深深的影响。第一，废井田、开阡陌。当时的秦国还实行周朝时期的井田制，把一块田地分成九块，中间的为公田，周围的八块为私田，必须优先把公田耕种、收割，然后把产品交给国家，相当于上交农业税。井田制在战国时代已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秦国的废除井田制已经落后于其他国家近100年。重新分配土地，相当于把公田私有化。并以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开荒，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以土地数量代替以家庭为单位计税。这些措施事实上起到了打击奴隶制度、扶持地主阶层的目的。第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这个政策可以说流行到毛煮稀时代。以农为立国之本，以此保障战争时期的粮食供应。商鞅认为商人就是国家上的虱子，必须强迫他们改行从事耕织，否则就只有杀掉，因为国家只需要生产粮食和能打仗的人。第三，统一度量衡。这个措施可以说是商鞅了不起的功绩，后来秦朝李斯统一全国度量衡的做法就是从商鞅这里学来的，现代国际经济、技术交往，没有统一的计量单位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一点上就可以明白商鞅此举的功劳。
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他指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主张由政府经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他认为盐铁专卖作为国家统一的财政收入，可“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而不必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可防止豪商垄断生产经营，操纵物价，阻塞他们的“利途”；可缩小贫富差别，“以齐黎民”，缓和阶级矛盾。在实践中，他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利用垄断价格，收取高额利润；实行平准法。创设均输法，调节商品流通，平抑市场价格。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桑弘羊的理财思想和政策是从维护最高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出发的，但在当时封建国家财政因连年战争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能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制豪强之有余，因贫民之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毕竟是一件好事，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由于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唐王朝千疮百孔，当时唐朝经济十分萧条，财政极为困难，刘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使唐代财政逐步好转。刘晏在任期间，办成了几件大事：一是改革漕运，二是改革盐政，三是改革粮价，四是推行常平法。他懂得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在于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史书上称刘晏“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由于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办法适应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的20年中，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养息。他的贡献是很大的，无怪乎人们经常把刘晏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同为唐朝的经济改革家杨炎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一代文豪王安石同时也是位伟大的经济改革家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另外1581年，明朝竞价改革家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以上都是古代各个经济改革家在经济政治上的一些理论及实践，正因为他们的理论实践是我们如今的经济政治改革才能更上一层楼，使我们的生活得以更安定。这正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完美体现！
篇三：第七单元 以史为鉴
第七单元以史为鉴
召公谏厉王弭谤（《国语》）
译文
周厉王暴虐，百姓纷纷指责他。召穆公对厉王说："老百姓忍受不了暴政了！"厉王听了勃然大怒，找到卫国的巫师，让卫国的巫师去监视批评国王的人，按照卫国的巫师的报告，就杀掉批评国王的人。国人不敢说话，路上相见，以目示意，不敢交谈。
周厉王颇为得意，对召穆公说："我能消除指责的言论，他们再也不敢吭声了!"
召公回答说："你这样做是堵住人们的嘴。阻塞老百姓的嘴，好比阻塞河水。河流如果堵塞后再决堤，伤人一定很多，人民也是这样。因此治水的人疏通河道使它畅通，治民者只能开导他们而让人畅所欲言。所以君王处理政事，让三公九卿以至各级官吏进献讽喻诗，乐师进献民间乐曲，史官进献有借鉴意义的史籍，少师诵读箴言，盲人吟咏诗篇，有眸子而看不见的盲人诵读讽谏之言，掌管营建事务的百工纷纷进谏，平民则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君王，近侍之臣尽规劝之责，君王的同宗都能补其过失，察其是非，乐师和史官以歌曲、史籍加以谆谆教导，元老们再进一步修饰整理，然后由君王斟酌取舍，付之实施，这样，国家的政事得以实行而不违背道理。老百姓有口，就像大地有高山河流一样，社会的物资财富全靠它出产；又像高原和低地都有平坦肥沃的良田一样，人类的衣食物品全靠它产生。人们用嘴巴发表议论，政事的成败得失就能表露出来。人们以为好的就尽力实行，以为失误的就设法预防，这是增加衣食财富的途径啊。人们心中所想的通过嘴巴表达，他们考虑成熟以后，就自然流露出来，怎么可以堵呢？如果硬是堵住老百姓的嘴，那能有多少人来辅助帝王您呢？"
周厉王不听，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再也不敢公开发表言论指斥他。过了三年，人们终于把这个暴君放逐到彘地去了。
作品鉴赏
中国古代历史家在记述历史事件时，有尚实录、寓褒贬的优良传统。他们往往忠于历史真实，并从那些孤立甚至偶然的事件中，去挖掘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以供后代统治者借鉴。《国语》这篇文章记载了周厉王被逐的过程。召公亦作邵公。周厉王执政时，由于残暴无道，遭到人们的谴责，然而他非但不思改弦易辙，反而采取高压手段堵塞舆论的批评。结果，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举起反叛的旗帜，把他从国君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它告诉人们一条真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即是说，如果统治者滥施暴政，且又堵塞言路，终将自食其果。全篇文字简洁，叙述有条有理，逻辑性强，很有说服力。
《召公谏厉王弭谤》在结构上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文章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2]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
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1]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
一、 召公为什么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召公认为江河堵塞不通，就会引起决堤泛滥，受到伤害的人一定很多。而堵塞人民的嘴，不让人民讲话，也必然会引起类似江河决堤泛滥那样的严重后果。召公的政治主张就是“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就是要让老百姓把话说出来，才是为政者的正确途径。
二、 周厉王拒谏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给今人留下了怎样的历史教训？
厉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暴君。他拒谏的原因来自于他的暴虐凶残、刚愎自用。他不仅认识不到危机，反而沾沾自喜，表现了他的残忍和昏庸。这段历史，却是为了警告后来的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应该多看看自己身上的缺点，多听听底层社会的意见，天下才能长治久安。这就是文章真正的命意所在。
谏逐客书（秦·李斯）
《谏逐客书》是李斯的一篇优秀古代公文，是应用写作法定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里的“书”不是书信，而是上书、奏章，为古代臣子向君主陈述政见的一种文体，是一种臣子向帝王逐条分析事理的公文名称，与表性质类似。该文能比较充分地体现公文的一些本质属性，正是这些公文本质属性形成了该文鲜明的特色。
文章先叙述秦自穆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历史，说明秦若无客的辅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列举各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作比，说明秦王不应该重物而轻人。文章立意高深，始终围绕“大一统”的目标，从秦王统一天下的高度立论，正反论证，利害并举，说明用客卿强国的重要性。此文理足词胜，雄辩滔滔，打动了秦王嬴政，使他收回逐客的成命，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译文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
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事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
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陛下罗致昆山的美玉，宫中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饰上缀着光如明月的宝珠，身上佩带着太阿宝剑，乘坐的是名贵的纤离马，树立的是以翠凤羽毛为饰的旗子，陈设的是蒙着灵鼍之皮的好鼓。这些宝贵之物，没有一种是秦国产的，而陛下却很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是秦国出产的才许可采用，那么这种夜光宝玉，决不会成为秦廷的装饰；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会成为陛下的玩好之物；郑、卫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会填满陛下的后宫；北方的名骥良马，决不会充实到陛下的马房；江南的金锡不会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会作为彩饰。用以装饰后宫、广充侍妾、爽心快意、悦入耳目的所有这些都要是秦国生长、生产的然后才可用的话，那么点缀有珠宝的簪子，耳上的玉坠，丝织的衣服，锦绣的装饰，就都不会进献到陛下面前；那些闲雅变化而能随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丽，也不会立于陛下的身旁。那敲击瓦器，拍髀弹筝，乌乌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确真是秦国的地道音乐了；那郑、卫桑间的歌声，《韶虞》《武象》等乐曲，可算是外国的音乐了。如今陛下却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郑、卫淫靡悦耳之音，不要秦筝而要《韶虞》，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外国音乐可以快意，可以满足耳目官能的需要么？可陛下对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国的就要离开，凡是客卿都要驱逐。这样做就说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声色方面；而所轻视的，却是人民士众。这不是能用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啊！
我听说田地广就粮食多，国家大就人口众，武器精良将士就骁勇。因此，泰山不拒绝泥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河湖海不舍弃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邃；有志建立王业的人不嫌弃民众，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东西南北，百姓不论异国它邦，那样便会一年四季富裕美好，天地鬼神降赐福运，这就是五帝、三王无可匹敌的缘故。抛弃百姓使之去帮助敌国，拒绝宾客使之去事奉诸侯，使天下的贤士退却而不敢西进，裹足止步不入秦国，这就叫做“借武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啊。
物品中不出产在秦国，而宝贵的却很多；贤士中不出生于秦，愿意效忠的很多。如今驱逐宾客来资助敌国，减损百姓来充实对手，内部自己造成空虚而外部在诸侯中构筑怨恨，那要谋求国家没有危难，是不可能的啊。
一、文章如何说明逐客的弊病？
本文第四段是从理论上直接阐明逐客之害。逐客的结果必然是“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这样做简直就是借武器给敌人，送粮食给强盗！这样说明逐客的弊病，一针见血，抓住了要害。这个结论对于雄心勃勃的秦王来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指出文中的铺陈部分，并说明其表达的作用。
本文采用了铺陈的手法，说明客卿之功。事实胜于雄辩，在第二段作者列举了历史上四位国君与当今秦王的大量事实作论据，第三段作者详细铺述秦王重外物轻人才的事实，文气饱满，大大增强文章说服力。
三、举例说明本文所采用的正反对比的说理方法。
本文在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之后，即反复采用正面论述和反面推理相结合、正反对比的方法进行论证。第二段中，四位秦君“皆以客之功”的事实是正面论述，“向使”句以下转入反面说理。第三段中，秦王重用“异国之物”与用人上
的“非秦者去，为客者逐”形成对比。第四段中，五帝三王之成功与秦王却客以助仇，也是正反对比。
内容鉴赏
这篇文章在论证秦国驱逐客卿的错误和危害时，没有在逐客这个具体问题上就事论事，也没有涉及自己个人的进退出处，而是站在“跨海内，制诸侯”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高度，来分析阐明逐客的利害得失，这反映了李斯的卓越见识，体现了他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政治主张和用人路线。文章所表现出的不分地域，任人唯贤的思想。
本文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推理严密，逻辑性强，论据充分有力。作者先谈历史，以秦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都来自诸侯各国。作者一方面列举客卿对于秦国的历史功绩，得出“使秦成帝业??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以负于秦哉”，打动秦王；另一方面，分析留客逐客的利弊，晓以利害，“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然后反复推论，归结到重色乐珠玉而轻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这就是“动言中务”，从利害关系上立论，正点到秦王要称霸的雄心。接下来又从“地广者粟多”等联系到泰山、河海的比喻，再转到“弃黔首以资敌国”的错误，归结到“今逐客以资敌国”的危殆，进一步证明逐客关系到秦国的安危。这样波澜起伏，正是“飞文敏以济辞”（刘勰语），终于打动了秦王。[6-7]
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末尾作结，指出秦人“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的危害，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谏逐客书》最精彩的是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李斯虽为羁旅之臣，然其抗言陈词，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气势，成为后世奏疏的楷模。
艺术特色
作者善用比喻。从而增强了议论的形象性和说服力。最突出的例子是用秦王取物的态度为喻，来说明秦王对取人应该抱的态度和不可取的态度。如文中写道：“夫击瓮叩缶??适观而矣已。”这形象地说明了秦王想得意于天下，在任人方面也应该弃退秦国那些平庸之辈，而取用异国的贤能之德。此外，用“泰山不让土壤??故能就其深”为喻来说明“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的道理；用“借寇兵而赍盗粮”为喻来说明逐客是“资敌国”、“益雠”的愚蠢行为，形象而具有说服力。
文章气势奔放，文采斐然。这与作者多用铺陈、夸饰手法和排比、对偶句子以及多选用华美辞藻有密切关系。如文中写秦国历史上“四君”因客功而成事的情况，手法铺张，多用排比，对偶句显得文势充畅，并有音节之美。其中写惠王用张仪之计而在军事外交上取得了成功，就用了“拨、并、收、取、包、制、据、割、散、使、施”等动词，可见辞藻的丰富。文中写秦王为满足生活享受而取用天下了珍物一段，不仅手法铺张，句式多用排偶，文气充畅，言调谐美，不乏色乐珠玉等方面的华美辞藻，极富有文采。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选录此篇为“骈体初祖”，指出了本篇对后世骈文写作的深远影响。
过秦论（上）（西汉·贾谊）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此文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 《过秦论》上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中篇剖析秦统一天下后没有正确的政策，秦二世没有能够改正秦始皇的错误政策，主要指责秦二世的过失。下篇写秦在危迫的情况下，秦王子婴没有救亡扶倾的才力，主要指责秦王子婴的过失。
译文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来伺机夺取周王室的权力，（秦孝公）有统一天下的雄心。正当这时，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从事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诸侯自相争斗。因此，秦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土地。
秦孝公死了以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承继先前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夺取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区，向北占领非常重要的地区。诸侯恐慌害怕，集会结盟，商议削弱秦国，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的优秀人才，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互相援助，成为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识英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宽宏厚道而爱惜人民，尊重贤才而重用士人，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联合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在这时，六国的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沟通他们的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用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攻打函谷关来攻打秦国。秦人打开函谷关口迎战敌人，九国的军队有所顾虑徘徊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一兵一卒的耗费，然而天下的诸侯就已窘迫不堪了。于是，纵约失败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剩余的力量趁他们困乏而制服他们，追赶逃走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流淌的血液可以漂浮盾牌。秦国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臣服，弱国入秦朝拜。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到始皇的时候，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以武力来统治各国，将西周、东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皇帝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慑四海。秦始皇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愿意服从投降），把性命交给司法官吏。秦始皇于是又命令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守卫边境，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向下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秦始皇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来使百姓愚蠢；毁坏高大的城墙，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销毁兵刃和箭头，冶炼它们铸造十二个铜人，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凭借华山为城墙，依据黄河为城池，凭借着高耸的华山，往下看着深不可测的黄河，认为这是险固的地方。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和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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