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历史读书报告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历史学读书报告
作者： 尹艺钧（竹居）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本书的作者是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唐研究》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编委、《中国学术》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荣新江教授。
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中古中国与一些外来文明之间的一些关系，其应属于荣教授的学术大成之作。
荣新江教授主要是通过栗特人这一线索来阐明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而荣教授本身就是研究栗特人与沃教的学术专家，在此书中他引用了很多学术资料与观点。
本书一开始便引入了丝绸之路的话题，点明了中外之间联系的条件，并把它当做是“对话之路”。中国在影响世界，世界也在影响中国。
其第一篇介绍的是胡人的迁徙与聚落，但主要介绍的是栗特人（即昭武九姓）。栗特人是一个来自东西方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在商业为主要诱惑条件下，大批栗特人迁往中国内陆，并在迁徙沿线形成了一系列的栗特人聚落，开始了逐步“汉化”的过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胡化中国）。
其第二篇介绍的是胡人与中古政治，不过侧重点依然还是在栗特人身上。其中包括高昌与中西交通的记述，突出了高昌在西域诸国中的地位。另外在此篇中还特别详述了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问题（如果我们根据陈寅恪先生“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的观点来看安禄山的话，他无疑是个地地道道的粟特人）﹑在唐朝的波斯景教家庭和敦煌归义军的问题（其曹氏政权，荣教授认为是栗特起源）。
其第三篇介绍的是“三夷教”在中国的流行。三夷教即指沃教、摩尼教和景教。在这里，荣教授详细探讨了“三教”传人中国的时间以及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
其第四篇介绍的是荣新江教授对一些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的评价。集大家之言，聚名家之论，成一家之学。
中古时期的西域,不只民族众多,而且语系复杂。但最关键的是它又在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这中西方四大文明和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这东西方五大宗教的中心。荣新江教授研究西域史，用的是实证史学的方式，而实证史学讲究“穷尽材料”,在这方面无疑荣教授是非常杰出的。
写出这本书，是需要大量的资料搜集的，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资料的繁琐复杂会让人难以承受，这也正是实证史学的难度所在。虽然荣新江教授在引述资料的时候，也出现过一些纰漏（比如说，吐鲁番文书所记"垔吴"即史籍所见“伊吾”，是王素于1983年最早提出的，而并非如论集所说是姜伯勤先生），但这丝毫也降低不了荣教授在此书上所下的心血。
本书紧紧扣住栗特人这个中心，把中国内陆与西域（包括中亚和伊朗地区）很自然而然的联系在了一起。不得不说，这是此书成功的一大因素。但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这个栗特中心论也是此书的一个致命缺陷。
要研究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如果单纯从栗特这个民族出发的话，往往会遗失很多方面。的确栗特在整个西域民族中与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但这并不能代表中西交流的全部。
为了能够更好的研究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的关系，我认为荣教授应该增加一点篇幅用来介绍吐火罗人、大月氏人、塞种人与中古中国的关系，并且也可以详细地研究论述一下栗特人与吐火罗人、大月氏人、塞种人以及突厥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更好的延伸一下中国内陆与西域的关系，甚至可以更好的向南延伸到印度，更好的向东延伸到波斯与叙利亚，向北可能会延伸到古罗斯人。这样的话，《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本书的厚度将大大增加，内容的拓展性也将更为完善。
关于《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本书，的确有很多东西让我不能认同。
其第一点，书名问题。刚开始看到书名的时候，我以为里面指的“外来文明”肯定有西域文明（今新疆地区）、北部草原文明、中亚文明、西亚文明、北非文明、阿拉伯文明、西欧文明?甚至是美洲文明。但当翻开目录之后，吾大呼上当。里面只着重介绍了西域文明（新疆和中亚地区），捎带脚的提了一下西亚的波斯与北部草原的突厥。开玩笑的说，这就是典型的欺骗消费者（如果不是这本书好看的话，我早就打电话给“消协”了）。最后给荣教授提个建议，下次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希望能把书名改成《中古中国与西域文明》，这样会更好一点。
其第二点，安禄山的种族问题。安禄山出生于突厥，这一点毋庸置疑。其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且阿史德氏在突厥国中的地位是仅次于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的族姓。由此可以推断，安禄山的生父应为突厥的一大显门望族，荣新江教授在此忽略了安禄山的生父问题（只是简单了附和了一下安生父是栗特人的观点），而转向了安禄山的养父。
安禄山母亲的地位高贵，再嫁之人也应是富贵身。安禄山的养父是胡将军安波注兄安延宴，是一个依附于突厥的胡人部族。关于这个安姓部族，很多史学前辈（也包括荣教授）都认为它是属于栗特种族的。这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当时在突厥的栗特人又很多，很多史料与考古发现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意大利富安敦教授在所著《质子安世离及其后裔》一书中，因新、旧《唐书》记安重璋在请求改安姓为李姓时，说他所自出的武威安氏与安禄山“同姓”或“同宗”，从而怀疑安禄山是武威安氏的亲属，而富安敦教授认为武威安氏是东汉人质的安息王子安世高的后裔，这样一来，安禄山就成为波斯人而不是栗特人了。
虽然富安敦教授的观点有不少漏洞，但这种说法我们也值得研究一下。唐朝时，的确是存在过安世高一支的后裔，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
但也许有人会说，安禄山是营州人，与河西相差千里有余，怎么又可能说安禄山就是武威安氏呢？其实不难理解，突厥曾经控制过河西地区，安氏被胁迫进入突厥也是有可能的。
武威安氏，主要在河西地区，而栗特人在河西有一系列的据点，说武威安氏是栗特种裔，似乎也不为过。但栗特与波斯都在中原以西，河西走廊又是一块沃土。试想一下，东汉安世高一支经历过东汉末年与西晋末年的动荡以及十六国时期的战乱，他们还会本分的呆在两京地区吗？相对而言，西北地区或许更为安全，而且更靠近他们自己的家乡波斯。
对于武威安氏的种族问题，以后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进一步的探究。（前提是建立在我比较勤奋的基础上的）
或许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只不过还没有发现而已。说实话，我只花了一个下午去看这本书，所以也
算不上是什么精读，因为我只在里面找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其实关于栗特与沃教的研究，史学界不乏大家。像我国的陈垣、陈寅恪、唐长孺、张广达、姜伯勤、陈国灿等先生，还有日本的桑原骘藏先生和藤田丰八先生，加拿大的蒲立本教授等等。荣新江教授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但却是很优秀的一个。
这本书里关于栗特与沃教的研究，应该是目前比较权威性的。在这里或许会有很多人不解，研究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的关系为什么要如此强调栗特人的地位。
其实随着近年来对丝绸之路和中外关系研究的不断升温，史学界越来越开始关注栗特这个处在“十字路口上的民族”了。
栗特这个民族原先是在中亚地区，后来随着经商的需要逐步东迁。而在东迁的过程中，栗特人在中原不断的被汉化，同时栗特人也参与到了汉人胡化的过程。
所以说，栗特这个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研究它，不管是对于中国史来说，还是对于世界史而言，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神秘地带”。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部由论文汇聚而成的著作，是目前研究中古时期中西文明关系的大成之作，无疑对后来的史学研究具有相当大的示范作用。
它的意义与价值或许早已经超过荣新江教授对其的预估了，但这都不重要。因为历史总会证明某些东西的价值的。
篇二：俄罗斯历史教科书是这么说中国的
俄罗斯历史教科书是这么说中国的
一朋友从俄罗斯留学回来，经常给我讲起俄罗斯各方面的情况，还带了很多书藉，我就忽然想问了一句：“有没有历史书？他们占我们那么多领土，有没有提到过？”他说有历史书，刚买的，还没看，不过可以帮我看一下。
他翻开目录看了一下，就翻到了某一页，开始给我逐字逐句地翻译起来：满洲国原本是位于长城以北、××××河（河的名字我听不懂，他用俄语念的，不过我知道可能是黑龙江，因为俄国人把黑龙江叫做阿穆尔河，我听他念的那个词听起来好像就是“阿穆尔”）以南、××××沙漠（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应该就是蒙古大漠了）以东的一个酋长国，后来通过一系列战争吞并了蒙古、中国（这上面所说的满洲国和中国完全是两码事，其实也不算是歪曲中国的历史，因为我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满 族人在17世纪的时候还不是中国人，包括很多专家）、维吾尔、吐蕃（俄语中“西藏”一词的发音和我们唐朝时翻译过来的“吐蕃”有些相似，和英语Tibet也有些像），并通过武力使高丽、越南等国臣服纳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满洲帝国。满洲帝国曾对我国发动了野蛮的侵略战争，1689年迫使我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条约名字我听不懂，是用俄语念的，一长串，七八个音节呢，不过我知道那肯定就是我们所说的《尼布楚条约》，因为《尼布楚条约》就是1689年签的），割占了我国远东地区大片领土，那一页还附了一张图，上面俄罗斯的东南部边界就是康熙时期满清东北部的边界，只不过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的这一片区域打上了斜线，TNND，这斜线的意思肯定就是说条约里割占的土地，真是放屁啊！满洲帝国在被其征服的蒙古国展开血 腥的屠杀，又在俄蒙边境俄国一侧的××××地区（唐努乌梁海吗？）进行烧杀抢掠，并把该地区据为己有，随后又从俄维边界入境对我国进行了残酷的侵略并侵占了我国××××湖（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大片领土。一百多年后，我国同满清帝国通过和平谈判，索回了这些领土。
满洲帝国勾结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大肆出卖中国的利益，这令中国人十分愤怒，中国爆发了一系列革命，最后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把满洲国赶了出去。但奇怪的是，中国满洲帝国的殖民统治之后，却反过来占领了满洲国的国土，连刚从满洲帝国独 立出来的蒙古也不放过，北洋军阀派兵入侵蒙古国，被英勇的蒙古人击退，但是蒙古国××××沙漠以南的部分（这难道说的是内蒙古吗？）却被中国占领，后来又武力占领了维吾尔、吐蕃，形成了中华帝国。在中国人满洲帝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我国曾给予了中国人民无私的援助，我国从北面配合中国人的革命，帮他们灭了满清，而中国人却在我国十月革命的时候，趁机派兵进
入我国远东地区，妄图霸占我国远东地区，我国人民绝对不会答应，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把侵略者赶了出去，但是××××岛、××××岛等岛屿（我想应该就是黑瞎子岛和珍宝岛吧）却被中国所占领。1921年蒙古人民在俄国（苏联）人的帮助下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而在中国，共产党也在同一年成立，中***产党也在俄国（苏联）人的帮助下，了资本主义，于1949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
经过了多年的协商，我国决定做出适当的让步，和中国平分××××岛和××××岛等岛屿，不再计较历史问题。
最后对俄中关系还有个总结和展望：俄中两国人民是朋友、是兄弟，虽然两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冲突，但总体上，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希望两国永远这么友好下去。
篇三：翻开鄂尔多斯的历史
翻开鄂尔多斯的历史，十七世纪初叶，乌审旗出了一位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他就是萨冈彻辰。他是升起在鄂尔多斯的一颗文化巨星，成了鄂尔多斯人的骄傲。
进入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乌审旗又出了一位文化名人，他就是贺希格巴图。是一位草原杰出的诗人。
贺希格巴图出生在乌审旗沙尔利格苏木，父亲是普通牧民。由于家境清贫，从小没有享受到启蒙学习的权利，就被家人送到萨囊彻辰的后裔家放牧。但从小很懂事的他，深知学文化的重要，渴望学习文化。大约是１０岁时，他搜寻可作启蒙读物的书以便自学，偶忽得到一本手抄本的书，如汉文的《三字经》，或者是藏满文字的手抄本，都被他当成宝贝，利用放牧的空隙自学。他硬是凭着自己顽强的自学精神，渐渐掌握了蒙文和汉文的基础知识。从此，他又以浓厚的兴趣搜集和学习蒙古族的民间故事、传说，他还不断学习民歌，研究民间诗词。 蒙古族民歌的叙事性、民歌词汇的优美、节奏、和谐等的特色，这些都给贺希格巴图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就是优美民歌启迪了他的灵感，激发了他创作的极大兴趣，让他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据策·哈斯毕力格图研究证实，贺希格巴图从１４岁起就步入了诗歌创作的道路。在一年正月的开印大会上，他当着许多王公仕官们挥笔写就了《高高的蓝天》，引起到会人的极大兴趣。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就自己的感受，抒发自己的情感，写下了许多朗朗上口、脍炙人口的好诗。但因当时的条件限制，他的诗无处发表，又没有条件结集成书，只能是传抄。很幸运的是，草原上有一位十分关注贺希格巴
图诗歌的好心人，他就是策·哈斯毕力格图。他搜集和整理出版了蒙文版的《贺希格巴图诗集》，这才让人们见到贺希格巴图的诗歌。之后，葛云鹏先生又精心翻译成汉文，让贺希格巴图走出草原，成了大众可以了解的诗人。诗集所载诗歌就有５０多首。有多少散失了，谁也无法知道了。
贺希格巴图的诗产生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从他的诗里可以看到蒙古族传统诗歌的印痕，也看到了时代发展，汉、蒙、藏等多种文化的融合和影响，他的诗是承前启后的。但更多的还是继承和发展了蒙古族诗歌创作的特点，而且又融进了他个人创作的风格和个性。我们举个例子吧：
各色的鲜花开放在嫩草丛中，我的珠刚，
思念的心情体现在南柯梦境，我的珠刚。
美貌和丽姿都属于你呀，我的珠刚，
怎叫人耐得住这寂寞冷清，我的珠刚。
他还在《大嘴诺日布》这首诗中，同样重复了“龟孙子”这样一个尾句，很特别，也有味道。
贺希格巴图晚年，他的生活比较平静，年轻时的激情归于沉思，此时他没有忘记自己幼年时的承诺，他要为草原上的孩子们写一点可做启蒙读物的读本。他多么想让草原上的孩子都能念书，成为有文化的人，他开始写作《浅意词汇》、《三国纲要诗》、《良言百段诗》、《古今宝史纲》等。这些诗句子短，类似三字经，但又不是三字经，而且又押韵，朗朗上口，很适合少年儿童读。从内容上说，哲理性很强，
是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好教材。
贺希格巴图的诗是留给鄂尔多斯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应当珍视它。发扬、继承、光大这一份文化遗产，对于繁荣民族文化是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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