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章1200字

篇一：谈法治文章素材(非常全面,可打印)

人民论坛谈四中全会释放信号：规则 底线 法治

核心提示： 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是社会秩序的底线，如果击穿这个底线，党、国家和社会就会出大问题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题讨论依法治国，这其中蕴含的信号值得揣摩。法治的核心命题，是权大还是法大。如果是权大于法，那么执掌权力的个人就会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就会变成权治，权治就会变成人治，那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当然也是执政党的灾难。怎么才能解决好二者关系呢？我以为至少有三点。

第一，至上规则。党必须和善于通过法律来治国理政，宪法和法律既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是二者意志的高度统一。任何个人的意志和行为，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只能在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之下，而不能在其之上。

苏荣也好，周永康也罢，这些所谓“老虎”，就是破坏了这个至上原则，把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意志、集体意志、党的意志、人民意志之上，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没有遵循，没有原则，为所欲为。这不仅背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违背了宪法和法律的原则，破坏了法治的权威。继而言之，法治不仅要有权威，也要有纠偏功能。对于为政一方的“封疆大吏”，或者是执政一行的“宰辅大臣”，在其执政过程中的种种政策、行为、做派等，都要有及时纠偏的功能，也就是行为纠偏功能。一旦有人出现僭越、滥用权力等偏差，法治应当发挥其强有力的纠正偏差功能，以免养虎为患。

第二，底线规则。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是社会秩序的底线，如果击穿这个底线，党、国家和社会就会出大问题。从近期打出的形形色色的“老虎”和“苍蝇”来看，很多都是击穿了这个底线，胆大妄为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对这样的“老虎”和“苍蝇”当然不能姑息纵容。从历朝历代来看，吏治不仅必须整顿，而且需要经常整顿。为官清廉是政治清明、文明的重要内容。这才能真正维护执政党的长期利益、根本利益、整体利益。讳疾忌医、轻描淡写，只会放纵歹人歹行，最终失信于民。所以，党中央当前采取的反腐措施，可以说是于民有利、于党有益、于国有益。

第三，践行法治。无论是至上规则还是底线规则，都仅仅是规则，而不是事实。法大于权，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关键是要落实在实践中、行为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法律实施效果有待提升。只做不说，不是法治；只说不做，同样不是法治。只有既说又做才是真法治。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真法治。

怎么来验证这个“做”呢？那就是对违法者的惩治。人们是通过结果去验证规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的。打“老虎”也罢，打“苍蝇”也罢，都是在做。法治建设不仅是建章立制，更重要的是践行法治。这既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也是我们法治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

人民论坛：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核心提示： 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司法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

关于法治中国

《决定》摘录：

◆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 。

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司法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举措。这些改革举措，对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保障人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期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说，1978年以来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一座改革的历史航标，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必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更为根本和更加长远的影响。这不仅在于它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份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更在于这是第一份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备法治化特征的指南和纲领。可以设想，未来之改革必定滋养于法治，未来之中国必定享誉于法治的成就，未来之人民必定受益于法治中国建设的红利。

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意义非凡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单列，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长久以来，我国的中心议题是改革、发展和稳定，改革是必由之路，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其他问题往往都处于边缘位置，这是我国所处的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因此，尽管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决定走法治道路，尽管在十五大上就正式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尽管在1999年就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写进宪法，尽管中央近年来始终强力推行法治，但是在改革发展稳定面前，法治很难被置于至上位置；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压倒性地位面前，法治很难处于强势地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被定格为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人们习惯于讲“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为改革发展稳定保驾护航”。其潜台词在于，当关系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事情与法治发生冲突的时候，法治得服从被保障的事业。

把法治视为绊脚石，这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与法治之间发生的一场并不美丽的误会。笔者曾提出，如果说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那么依法办事就应当是第一要求。就法治与改革的关系，笔者还提出，如果改革是最大的时代主题，那么法治就应当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改革。

全会《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意味着法治是改革内在的内容，而不只是外在的保障；法治本身就处于时代主题的中心，而不是被忽略的边缘；法治是开展

各项工作的轨道，而不是可以随意突破的条条框框。因此，可以这样说，全会《决定》从根本上树立起法治的极大权威，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传统认识。

对“法治中国”应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诠释

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法治中国”的命题，全会《决定》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部署安排。有些同志认为，法治中国不过是依法治国的另一种说法。笔者以为，法治中国具有比依法治国更加丰富的内涵：“法治中国”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继承版”，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中国版”，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升级版”。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升级，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治国理政规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是中国政治文明进一步提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契机。

其一，法治中国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继承版”。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法治概念到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经典论述，从古希腊、罗马到后来的英国、美国及欧洲大陆，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人类法治文明结出了以下累累硕果：（1）规则治理；（2）良法为治；（3）主权在民；（4）人权保障；（5）权力控制；（6）法律平等；（7）法律至上；（8）司法公正；（9）程序正当；（10）人人守法。对这些人类反复甄别并传承下来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我国都可以充分借鉴。

其二，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中国版”。一国的法治总是由一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其相适应。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经历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其本质特征与基本标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等等。

其三，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升级版”。中国的法治建设从古至今大体上经过了“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太重视法治建设，基本上停留于“以法治国”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渐地强调法制建设，进入“依法治国”阶段。十八大以后，特别是从法治中国命题被提出来以后，中国开始从“依法治国”阶段向“法治中国”阶段升级，具体表现为：从有法可依向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升级；从强调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向强调体制、制度、机制、规则四位一体的国家治理体系升级；从依法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升级；从法律面前的平等向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的升级；从规范执法行为向从行为到程序、从内容到形式、从决策到执行一体规范的升级；从事前授权、事后纠错的控权方式向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体系的升级；从注重私法权利向不仅注重私法权利而且注重公法权利保障的升级；等等。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攻坚克难

建设法治中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攻坚克难：

一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高立法质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也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我国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们取得的重大成就。但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遑论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提高立法质量，必须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要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扩大公众有序参与，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二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三是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要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优化司法职权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

四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五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济制度。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六是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全面深化改革

在改革初期，我们更多的是用具有短平快特点的红头文件推进改革。然而这种方式日益显现出弊端和

不足：一是缺乏前瞻性，顶层设计不够；二是缺乏系统性，改革方略的整体化配套不够；三是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往往朝令夕改，使人无所措其手足；四是缺少权威性，往往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而一旦遇到难题，常常会因“硬度”不够无疾而终。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可供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小，允许试错的限度越来越小，不能再推延的问题越来越多，需要处理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于此背景之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这个方法是什么？对此，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回答是要“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换句话说，在当前的形势下，深化改革必须依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有人认为，改革就是变法，法治则要求守法，二者明显是对立的，如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实际上，与自然界、社会和思想领域中遵循对立统一规律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改革与法治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如果说改革必然要试错，那么法治的作用就在于纠错以防止出现一种全局性、长期性的失误；如果说改革就要付出代价，那么法治的作用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成本，规避不必要的代价；如果说改革就必然有风险，那么法治就是规避风险、把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不二法门。

以法治化的方式贯彻落实《决定》，当务之急在于：第一，要尽快使《决定》内容法律化。改革措施中有很多新突破，与现有法律规定不一致。凡涉及国家制度层面的，建议以执政党的名义提出、经最高权力机关作出决定，把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解决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第二，要高度重视制度群的构建。从制度学的角度看，核心制度要有制度群的支撑才能落地生根，否则就容易形成“半拉子”工程，改革成果也难以巩固。第三，要高度重视“反向制度预设”。要考虑新制度可能带来的弊端，并针对可能带来的弊端和新问题建立相关制度，这样既可以防止改革“翻烧饼”，又可以抑制改革可能出现的负能量和负效应，使改革的效能最大化。

人民日报名家笔谈：法治政府建设要警惕形式主义

将依法行政列为政绩考核中的一项硬性指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精细化，加强重大行政决策的规范化建设，是当下许多地方建设法治政府时应重视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为客观准确评价法治政府建设的现状，最近，中国政法大学“全国法治政府评估”课题组，对包括直辖市在内的53个城市的法治政府建设状况进行了调研测评，发现各地法治政府建设发展并不平衡，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本次评估主要针对行政执法、政府信息公开、社会矛盾化解、公众满意度等7个方面进行，评估满分为300分。根据评估结果，被评估的53个城市的平均得分为188.87分。若以总分的60%为及格线，有36个城市得分及格。

评估结果表明，53个城市政府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有一定认识，相关制度建设框架基本形成，但也存在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形式主义倾向。一些地方政府对依法行政的组织推进工作呈现模式化、套路化，停留于口头承诺，缺乏实质举措；部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过于简略、粗糙，多宏观和原则性规定，少可操作举措，对行政权力刚性约束不足；一些制度，如行政问责等，有规定无落实，实际中运用非常有限；部分制度如行政审批网上办理、投诉举报处理，实际效果低于其形式规定。部分建设举措停留于应付上级要求、显示“政绩”上，不能有效提升行政权的规范程度。这同时也导致，本次评估中公众的满意度评价普遍偏低。

就行政决策而言，相当数量的城市没有出台行政决策程序规范，部分城市的规定也是形式大于实质；对决策的合法性审查流于形式，对决策刚性约束不足；专家的论证缺乏独立性，易被操纵；重大决策民主程度低，人大监督与公众参与明显不足。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一些地方离法定要求差距明显，没有做到常规化和长效化，公开信息碎片化、短期性和滞后性问题严重；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决算等关键领域信息公开不足；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缺乏日常维护，更新不及时，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选准突破口，稳步推进。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建立健全推进依法行政的领导体制机制，使依法行政真正列为政绩考核中的一项硬性指标。对法治政府建设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加大督促和指导，通过签订责任书、诫勉谈话、巡视，以及输入精通法律的干部和人才等方式，推动当地法治政府建设。

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还需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精细化，改变当下法治政府建设多宏观原则性规定、少操作性制度安排的现状，确保方案切实可行、切中要害，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需要进一步完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加强重大行政决策的规范化建设，完善专家评估论证，完善决策的公众参与。同时，还应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建设透明政府，并通过加强司法监督、人大监督和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等方式，形成督促政府依法行政的外部压力。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持法治反腐，建设廉洁政治

法理昭彰，有腐必惩。9月22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综观整个薄熙来案，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到开庭审理，再到法院宣判，整个过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彰显了法治精神和司法正义，表明了我们党和国家依法惩治腐败的坚决态度和坚定决心。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是我们党坚持倡导的反腐思路。薄熙来案的查处过程，始终都贯穿着依法反腐的基本理念。无论是依党纪国法的查办过程，还是对案件的依法指定管辖；无论是控辩双方充分质证、法院公开透明审理，还是依法作出一审判决，都始终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始终以法治精神为依归。正因如此，对薄熙来案的依法查处，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拥护。这同时也有力表明，坚持依法反腐，既体现一种政治文明，也凝聚着普遍的社会共识。

律己廉为首，治国法为先。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对薄熙来的坚决依法惩处充分表明，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都要依法严惩。实践证明，反腐败越坚决，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越能发挥震慑力。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只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持依纪依法严惩腐败，才能正党风、顺民意，才能聚党心、得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重要任务，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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