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2000字论文

篇一：鲁迅选修课2000字论文

浅谈鲁迅和胡适

张昆昱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13级中加6班 20136156

这两位文坛巨匠，与我相比，实在高出不止千千万，我且以一介书生的小视角来浅谈一下两位先生，希望已故两位先生不会介意后生的失礼。

鲁迅先生在中国的文坛地位远远高于胡适先生，但凡了解中国的同学对两位都不陌生，但是很多人对于后者只是处于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的阶段，对于其生平却不知一二。学习了本门课程，老师不拘一格的讲课风格吸引了我去对二人做个小小的比较。

首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两位。

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上看，胡适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鲁胡二人也是各有千秋。一般说来，胡适开风气的作用更大，而鲁迅则更深刻。

对于胡适在学术文艺上的成绩，学者们的评价很不一致。近今大陆上的某些学者，对胡适的学术成就大加推崇，认为他在鲁迅之上，而台湾的新儒家，则直斥其浅薄，别的国学家也一直在对他进行暗批。但从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上看，胡适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鲁胡二人也是各有千秋。一般说来，胡适开风气 的作用更大，而鲁迅则更深刻。

在为人处世上，鲁迅与胡适确有不同。一般说来，胡适比较随和、宽容，而鲁迅则较为顶真、急切。这两种性格各有优缺点。

很多人会说，你这不是等同于没说吗？其实，客观的评价两个人物，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得出孰高孰低的结论。常言“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不是没有根据的。言归正传，我在这里不是要否定鲁迅先生的成就，也不是要替胡适伸冤，只是想公平的评价一下两人而已。

胡适适是在现代文化史上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同时也是开创性的人物。他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锋，他的“易卜生主义”影响很大。在“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是同一营垒中的人。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对国民党的专制与屠杀给予激烈的批判，而胡适也对国民党钳制舆论、扼杀思想自由提出公开声讨，在这方面他们都是五四的传人。晚年的鲁迅倾向左翼，卷入左联的活动，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但他们都没有加入政党。从思想气质上说，两人十分不同。 在学术上，胡适引入规范，告诉大家现代学术要按照什么方式和方法做，影响深远。鲁迅的学术研究充满洞见，但他更强调的是不断打破规范，总是怀疑这些极易体制化的知识具有压迫性。胡适是典型的现代化派，相信历史的进步，文章平易流畅，气质上是乐观的。鲁迅与胡适一样对传统展开批评，但没有胡适的那种乐观气息和十分的自信。 原因大致有两点，一个是他在反对传统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的灵魂里也中了传统的毒，想要摆脱而不能，所以他的文化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矛头所向也对着自己，只是别人不大察觉而已。鲁迅对传统的批评中有一种胡适所没有的切肤之痛。另一个是他虽然以进化论的观念批判传统，但并不认为现代的国家比过去的国家更开明。大约是在1907年，鲁迅以西方为例说，君主专制打破了宗教专制，法国大革命打破了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自由，实行多数统治，一人专制尚有反抗的余地，多数专制很可能比独夫专制还要恐怖。他赞成革命，赞成立宪制，但是他对这些所谓的“现代”从来不迷信。1929年，他对冯雪峰说，我也不要去你们未来的黄金世界，因为那里还会有将叛徒处刑的吧。他是在

左翼对他的围剿中、也是在他对左翼的反抗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左翼的。 1908年，鲁迅写了篇文章叫《破恶声论》。在这篇文章中，他说现在有两种“恶声”，一种说你现在要成为“世界人”，用现在的话说，都全球化了，还谈什么文化、民族或者其他的东西？另一种说你现在要成为“国民”，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正是民族主义的时代。鲁迅说这两者都是“恶声”，因为这些说法中没有人的自觉、没有人自身的独特性，无非是鹦鹉学舌而已。他说这是“万喙同鸣”，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无声的中国”。“无声”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吵吵嚷嚷，都说差不多的、自以为绝对正确的话。这篇文章中有一个特别好的命题，叫做“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他说这是当务之急。“伪士”就是那些每天抱着自以为进步或先进的观念的人，办洋务、搞改良、谈民主、论立宪、搞共和，左的流行他就左，右的流行他便右，全球化来了他就成了“世界人”，在民族主义潮流中他成了“国民”。这些人是发不出自己声音的“伪士”。他为什么又说“迷信可存”呢？迷信首先你要信，你不信不会迷，这里有一种对“真实感”的追求。没有这种真实感，一切都是虚无的。鲁迅批评名教，反对传统，但他竟然对“迷信”有这样的理解，他对“鬼”的世界有着隐秘的迷恋。这些在胡适这样的典型的启蒙人物、现代化的倡导者身上大概是不会发生的。 我对“胡适还是鲁迅”的问题没有多少兴趣，因为这种二元对比本身多是将历史简化为一种单一立场和态度的产物。其实，他们还不如直截了当地问：到底是改良好，还是革命好？到底是站在左边，还是站在右边？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现代化派，比较倾向于从国家的立场或智识阶级的立场来看这个社会，一点一滴地进步就好了。鲁迅有一种很深的“从下面”看问题的视角，他对阶级问题的兴趣大概与这种视角有很大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胡适是一个相信一点一滴改变的改良主义者。鲁迅也赞成改良，但绝不排斥革命，也不排斥暴力革命。北伐的时候，鲁迅给许广平写信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还说孙文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党军”。但鲁迅所说的革命是一种真正的社会改造，而不是假借革命的名义的屠杀，先是老人杀青年，而后是青年也开始杀青年。他期待通过这样一种革命消灭各种压迫形式，但对此却从来没有奢望。他说的革命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永远革命”。一个革命者必须是“永远失败的革命者”，因为那些叫嚷着革命成功的人很快就会蜕化为新的统治秩序的守护人。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90年代，整个社会思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告别革命”这个命题有道理，今天不再存在产生20世纪革命的那种社会条件了。但“告别革命”的命题在许多人那里其实是一个“否定革命”的口号，除了否定全部的左翼传统之外，他们没有对革命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前提给予认真的分析。以这样的方式肯定胡适，贬低鲁迅，其历史观上的肤浅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后人评价两人，好也罢，不好也罢，两个人依旧长眠于地下一言不发，中国对于他们无论哪一个都是祖国，从大的层面来看，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谁是执政党，都代表的是我们国家的利益，这也是两岸未来能够和谐回归的基础。

篇二：鲁迅先生论文 有关鲁迅文学的论文

鲁迅先生论文有关鲁迅文学的论文

换一种眼光看鲁迅

[摘要]鲁迅先生始终植根于生他养他的土地里，他的每一步都留下足够的分量，从东昌坊口新台门的第一声啼哭到万国公墓“民族魂”的入殓，每一步都给我们留下取之不竭的精神食粮！

[关键词]鲁迅 先生

驻足于北师大学四宿舍前，凝视着“三一八”纪念碑，端详先生清癯的面容，想像先生灯下奋笔疾书《为了忘却的纪念》时的悲愤。我深知在不惑之年里先生内心的悲凉：兄弟反目，学生喋血，政府通缉，前途渺茫。在艰难的环境中，先生奋然抗争，毫不退缩。

于是，先生铮铮铁骨的斗士形象就定格在国人的心目中。然而我细读鲁迅。才发现鲁迅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普通人而生存着，他有着丰满的形象。

作为孩童，他展现给我们的是童话般的晶莹世界。百草园的一草一木，都可带来无穷的乐趣，在三味书屋学习虽然枯燥但却可以在寿老先生的眼皮底下描绣像。放假的时候和乡下的小伙伴划船去听社戏，偷煮毛豆吃。冬天下雪了支起竹匾捉麻雀，也能听听闰土讲夜晚沙滩捉獾猪的传奇经历。在安桥头的水乡，那是一个孩子们的世外桃源。和小伙伴们的纯洁友情，让鲁迅先生在漂泊的异乡时常回味，倍感温暖。

作为青年，他有着务实的追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由于家道衰落，不得已上洋式学堂，不顾路程险阻，东渡日本求学。先生博览群书，惜时用功，先涉足自然科学，又研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的问题。先生坚信：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又因为希望救治像父亲这样病人的痛苦，便选择医学专业，却由于痛心国人精神的麻木便毅然弃医从文，苦苦寻找着救治国人的精神良药。这却是一条寂寞与艰难的道路，先生铁肩担道义，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留下了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鞭策。先生也便成了盗取圣火的中国式普罗米修斯。

作为中年人，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了养家糊口，不停地在职场上奔波，从杭州到南京到北京又到南方，生计的重担迫使他要做多分兼职工作。先生曾辛酸地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为在北京落脚最终还是忍痛卖掉祖宅。为了安慰母亲，独自吞下不幸婚姻的苦果，后来还要背着世俗眼光的十字架。也由于是长兄，和兄弟失和后忍辱负重地从八道湾搬迁出去，无法倾诉的苦衷伴随先生一生。

作为长者，他谆谆告诫，辨明是非，无畏无惧。因为目睹太多孩子的不幸，他借狂人之口呼喊：救救孩子!提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问题。面对禁锢妇女千年的封建枷锁，写下了《我之节烈观》为妇女追求自由解放。还探索妇女的解放之路，发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面对列强凌辱，他拍案而起，斥责“友邦”莫名惊诧。还揭露

御用文人的卑鄙嘴脸，痛打《“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让人痛快淋漓。

同时，鲁迅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先生一生热爱祖国母亲，面对外辱“没有丝毫奴颜媚骨”（毛泽东语），倾其一生的精力为民族的觉悟和精神的改造奋斗打拼；或“郁郁独行”如“过客”（《野草/过客》），或“荷戟彷徨”如“斗士”（《彷徨/卷首诗》）；先生执着自己的理想，直面惨淡的人生，在依稀微茫的血色中而奋然前行（《纪念刘和珍君》）。“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掷地做金石声的自白，即使是在今天，又有哪一个具备起码良知的国人不为之动容？鲁迅也是一个非常坚强勇敢的人，他像马克思一样的把普罗米修斯当着自己的道德偶像，宁愿冒着巨大的个人危难，而“盗天火给人间”；先生在“风雨如磐”的“故园”，像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并不在乎腹背的受敌；面对着无边的黑暗，和做着各种鬼脸的妖魔，他的回答就是用他的一支“金不换”，一再地“举起了投枪”还有“匕首”（《野草》）。鲁迅更是一个高尚的人。先生反抗着，并且肩负着广博的社会和人生的责任——他“肩着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人到光明的地方去（《坟》）；心胸装着对每一位“弱者和幼小者”的博爱，包括对家人，对“黄包车夫”，和对每一个到书店里购买他的书的读者——他写到：每一块带着读者“体温的铜板”，都像“烙铁一样灸烫着”自己的心（《且介亭杂文》）。鲁迅也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先生没有很高且完全的学历，也不是学文史哲的科班出身，但是他却成为一代文学巨匠思想泰斗；靠的就是勤奋

和努力——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天才，只不过把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都用来读与写罢了。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严格要求的人。先生没有私敌，对自己的敌手严厉，至死奉行“一个也不宽恕”的政策；但对自己也非常严格。他说“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他敢于在文章中说出自己皮袍裹着的“小”字，虚心向“引车卖浆者流”认输，敢于忏悔并“幡然自新”（《一件小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先生一生恪守的座右铭。鲁迅还是一个真实不假的人，先生敢怒、敢爱、敢恨、敢骂、敢笑。不做欺心之事：不弃对前妻朱安的道义责任，更爱红颜知己许广平；呵护小弟周建人有加，而对不肖的二弟周作人强忍决裂之痛；既敢于理性的分析和呼吁社会对于妇女解放的关注（贯穿于于早期的大量文字），又大胆地感性地指出个别女人的邪恶（见于晚期的杂文《阿金》），修正自己对于女性的偏颇的看法；既痛斥作威作福的“洋大人”和“假洋鬼子”、“西崽”，也真挚地感念跨洋的老师藤野先生的恩情。

所以，先生不是天生的圣人，他是一个形象丰满的普通人。正是敢爱敢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成为一代文豪。正因为他是一个形象丰满的人，他才会深刻剖析国民的劣根性，从批判国民的冷漠到剖析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正因为他是普通大众中的一员，他的呼声和呐喊才更具感染力，从“救救孩子”到提倡实行“拿来主义”，每一声呼喊都惊心动魄。也正因为他始终植根于生他养他的土地里，所以他的每一步都留下足够的分量，从东昌坊口新台门的第一声啼哭到万国公

墓“民族魂”的入殓，每一步都给我们留下取之不竭的精神食粮！

篇三：鲁迅论文毕业论文

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的艺术样式。然而，鲁迅所承受的是一个民族无路可走的悲哀，他无法顺利地在其间抽身，相反，他愈在其间探索愈是加深了悲哀，这种悲哀集合起来无处发泄，慢慢成了心内的黑暗及虚无感。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这种鲁迅才能让人理解，因为他有痛，有伤，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欺凌。奋然前行！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辉煌的色彩。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鲁迅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倘若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的。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鲁迅想通过医学来治病救人。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3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一场电影中，鲁迅看到众多的“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鲁迅受到极大的打击，这时他已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于是他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不但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

鲁迅先生所表达出来的极端深刻的思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甚或在几千年以来的整部世界文学史中间，无疑也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现象。他燃烧着自己的生命，集中全力地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焦灼和无畏地呼吁着要改变长期以来专制王朝的统治方式，阐述和控诉着像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等级特权为基石的社会体制，只能造成民族精神的衰退和社会生活的停滞；他针对着这样的痼弊，在《文化偏至论》里提出了人性解放的主张，认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在《破恶声论》里提出：而“立人”的关键，又在于“尊个性而张精神”，要做到人人都具有独创个性和聪明才智，像这样的话自然也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获得了健康与合理的发扬，那么整个社会群体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升华，自然就是轻而易举和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著作中所蕴涵着的许多异常深刻的思想，往往伴随着一种强烈地关怀整个民族和人类命运的炽热情怀，因而就辐射出了震撼着人们灵魂的力量。他在观察和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总是将广大民众生存的状态、前途与命运，作为进行阐发的比较和参照，从而得出引人深思的结论来。像他在《马上支日记》里感叹于“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然而“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多么巨大的悬殊，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都是父母所生，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已经号称为平等的公民，各自的生存状态竟还有着如此的天壤之别，实在是太不合理了。

于是他万分坚定地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充满了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为他们苦难的生涯而大声疾呼，显示出与西方思想史上像叔本华、尼采之类的人是大异其趣的。正是这种对于广大民众全身心的关切和挚爱，就必然会形成如他在《准风月谈?后记》所说的那样，“中国大众的灵魂，反映在我杂文里”，这种博大和宏伟的精神实在是太值得我们努力学习了。

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标志。文学作品所承载的意义本来就不是文字本身，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灵魂，而鲁迅先生的作品所拥有的灵魂是一种血性的、刚强的、并且深深刻入历史痕迹的。

另一方面，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鲁迅一生所受到最大影响的学者有两位，一是弗洛伊德，一是厨川白村。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对鲁迅文艺思想的成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在接触厨川白村之前，思想正处在一个十分苦闷的时期，他的大部分写作时间用于了《野草》里的文章。他以自己思想的磨难，深深体验着“苦闷”的真味。“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有希望吗？——“希望是什么？是娼妓。”(《希望》)有目标吗？——“前面，是坟。”(《过客》)作者自我表白说，他的哲学全部包括在这里面了。就在这样的心境之中，鲁迅遇上了厨川白村的日文版《苦闷的象征》，让他找到了异国的知音。

当然，我们从《阿Q正传》、《孔乙己》中可以看到，两位作家的小说中共同存在着那种“几乎无事的悲剧”，那种“含泪的微笑”；在《高老夫子》、《离婚》、《肥皂》里又可以看见他们那种“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地显示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的讽刺本领。这种讽刺要经过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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