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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宋朝历史发展2000字

来源:免费论文网 | 时间:2016-11-28 11:59:36 | 移动端:中国宋朝历史发展2000字

篇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最富足的时代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最富足的时代

来源: 刘欣(回族)的日志 为什么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最富足的时代?为什么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与赵宋之世”?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礼士大夫的王朝。相传宋太祖曾立“不杀士大夫及言官”的誓碑,其事虽难以确证,但此原则确是两宋诸帝守之甚严的“赵宋家法”。两宋时期对士大夫比较严重的惩罚就是贬窜岭南,如此才有“日啖荔枝三百颗”的佳句传世。史书常说“宋政宽柔”、“主柔臣强”、“言官张横”。

像朱元璋杀气腾腾的“寰中士夫不为吾用者当杀身灭家”,朱明一朝士大夫动不动就被“廷杖”折辱致死,甚至受剥皮酷刑,在宋代是难以想象的。

宋朝社会自由,个性舒展,民生富足,文化昌盛,处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而能持续运转三百余年,超逾汉唐、明清。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与赵宋之世”。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士大夫风气刚劲的结果……

士大夫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大传统”、精英文化的道成肉身。

义宁陈氏:近世士大夫之命运

咸丰庚申年(1860),陈宝箴入京参加会试。是年秋,英法联军攻占京师,咸丰帝北逃承德。10月18日,英国密克尔骑兵团3500余人手持火把进入圆明园。火起之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见到火光,一时满腔悲愤,拍桌痛哭,旁坐者无不动容。

陈宝箴出身江西义宁陈氏望族,《清史稿》称其“少负志节,诗文皆有法度”。成年后,宝箴交游四方,为人英毅果敢,胸富谋略,治事干练,镇压太平军,为地方官,治盗、治河、救灾、办学,皆卓有成绩。曾国藩对宝箴颇为赏识,称之为“海内奇士”;郭嵩焘年长宝箴十几岁,自视甚高,对宝箴也不吝推崇,称其“倜傥多才略”,“见解高出时流万万”。

1895年,陈宝箴授湖南巡抚,用黄遵宪、江标、梁启超等人,欲以湖南一隅为天下先,立中华富强之根基。三年苦心经营,逢戊戌事变而功亏一篑。罢归南昌后,自放山水间,于夫人墓旁筑“崝庐”而居,两年而卒。陈宝箴位列晚清名臣,其文采风仪、韬略事功,皆大有可观,堪为士大夫之典范。

宝箴之子陈三立,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才识通敏,为近代诗文名家,晚清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赞之:“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匹”。三立多年随侍其父,襄助谋划,参与政事,与谭嗣同等并称“维新四公子”。戊戌功败后,逐渐退出政坛,曾被选为参政院议员,推辞不就,以诗文终老。1937年,三立居北平,日军入城,“忧愤不食而死”。陈三立人生大半在前清度过,观其一生行状,不脱传统士大夫之本位。

义宁陈氏的门风祖德传到三立之子陈寅恪,神州赤县,已是地变天荒。帝制倾废,民国肇基,学术渐趋专业,学院、政治分途。寅恪不再如乃父乃祖,无政治事功,一生是纯粹学人。寅恪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安居自守,不降志,不辱身,卓然为史学一代宗师,民国学人之楷模。从中我们仍可看到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流风余韵。及至四九鼎革,举国皆狂,数十年间,人亡学废,寅恪失明膑足而死,陈宝箴墓毁庐倾,士大夫终成绝响。

何谓士大夫?

士大夫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大传统”、精英文化的道成肉身。现代的研究者经常从社会学的角度把士大夫界定为“有知识者”(文人、学者、知识分子)于“有权力者”(官员、官僚)的结合体,英文表示为scholar-official,标明其不同于现代行政体制下的“文官”、“公务员”。这种社会学的界定当然不足以穷尽“士大夫”丰富的文化内涵。

士大夫是“有知识者”,但其知识、学养是有限定的,就是以儒学为本。宋以来是士大夫文化高度成熟的时期,此时士大夫不归程朱学派,则归陆王学派,这都是儒学内部的分歧。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士大夫实际上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承担者。所以,士大夫不能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学者、科学工作者,他们并不是向民众传播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而主要是“作之师”、“作之父”,向他们言传身教如何做人、如何实现人生的意义,即所谓“道德文章”。士大夫之为官,其要也不在处理具体政务,而在于作民众的精神导师,作德高望重的大家长,即所谓“父母官”。

士大夫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其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科举制。科举制以五经四书、诗赋策论等取士,这规定了士大夫是具有高度人文素养的儒士。更重要的,科举制为学而优则仕、为内圣外王提供了关键性的渠道,使作为“精神贵族”的儒士群体真正上升为“大夫”,成为国家、当然也是宗族的领导者。

中唐以后到宋代,汉以来的门阀士族政治彻底终结,科举真正成为几乎除皇室意外的所有人晋身国家统治阶层的不二渠道,这时典型意义上的“士大夫”才真正成熟壮大。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等中国历史上最具典范性的士大夫,就出现在宋代。

而撇开社会功能的外在视角,就其本身来看,士大夫是一种人格典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内容——“内圣外王之学”的人格化实现。士大夫本于儒,游于释、道,修身齐家,治事建功,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皆博通兼擅。出入世务,取义成仁,以天下为己任,而又求胸次旷逸,

有曲水流觞之优雅、东篱采菊之闲远。一片冰心在玉壶,两袖清风留人间。我们说士大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成肉身,就是因为几乎传统文化的一切面相,政治经济、道德文章、艺术精神等等,在士大夫身上都有深度体现。

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是如何出现、发展、流变的呢?下面我们作简要梳理。

儒吏合流:士大夫政治之奠基

从战国时期大规模的变法运动开始,一直到秦、汉时代,中国社会形成两个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的群体,即“儒生”与“文吏”。儒生以诗书礼乐见长,以“志于道”自期,具有崇高的道义热情,善夸夸其谈,但短于政事的实务操作。与儒生相对,文吏是比较纯粹的专业行政人员,用现代的术语来说,文吏是按“工具理性”行事的,行政效率是衡量其优劣的唯一标准,而无关道义信念。

文吏是法家专制体制的产物,秦帝国法家改革最为成功,秦也正是中国历史上文吏政治的鼎盛时期。历史上有“秦尊法吏”、“秦任刀笔之吏”、“一以吏为师”之说。打击儒生,任用文吏是秦帝国的基本国策。秦统一六国,靠的是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资源组织能力,这正是专任文吏的结果。

但是,文吏政治无法凝聚人心,无法整合社会成一价值共同体,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无法解决,这是秦帝国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到汉代,统治者开始反思这个问题。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文吏、儒生并用,国家政治中,儒生成为文吏集团的有力竞争者。儒生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广泛参政也使儒生群体逐渐改变只会空谈、不通实务的迂阔形象。

魏明帝太和二年诏:“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自此以后,儒士、文吏兼取并用的选官体制宣告结束,儒生——兼通诗礼、政务的儒生成为帝国官僚集团的主体力量,士大夫政治基本奠定。单纯的文吏逐渐退化成低级的胥吏,官、吏判为云泥,胥吏绝无力与士大夫争锋。

然而,东汉后期,门阀豪族逐渐坐大,曹魏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家世”作为选官的主要依据。通贯三国两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几乎垄断了所有高官显位。世家大族虽以礼法门第自高,也属于广义上的士大夫,但大面积的世袭、垄断毕竟降低了这一集团的素质,士族子弟之腐朽、无行,甚至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隋朝罢除九品中正制,创立“进士科”,开始科举取士,唐承隋制。但隋唐时科举制实际上并不发达。至少一直到中唐以前,门阀势力仍在政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武则天出身山东寒族,她欲改朝换制,借助于上升中的寒族势力,对当政的关陇门阀集团大力打击,长孙无忌等关陇贵族代表人物被整肃。在政策上,武氏崇尚进士科,加强寒族士人在统治层的地位;开设武举科,对以军功起家的关陇集团形成重大冲击。中唐以后,门阀势力尽皆衰败。

如汪荣祖先生所说:“唐朝为门第贵族阶级逐渐下降,科举出身士人逐渐上升的过渡时期。到宋朝科举士人政治乃完全确立。”一入宋朝,门阀荡然,科举隆盛,“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中国士大夫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宋政宽柔:士大夫的黄金时代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礼士大夫的王朝,相传宋太祖曾立“不杀士大夫及言官”的誓碑,其事虽难以确证,但此原则确是两宋诸帝守之甚严的“赵宋家法”,对士大夫比较严重的惩罚就是贬窜岭南,如此才有“日啖荔枝三百颗”。史书常说“宋政宽柔”、“主柔臣强”、“言官张横”等等,诚非虚言。

宋代士人对这种局面颇为满意、自豪,如何坦所言:“大载我宋之祖,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也。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凑,各效

篇二:从数目字看宋代中国的成就

从数目字看宋代中国的成就

吴钩

【政府岁入】

两宋的财政岁入,基本上都保持一亿(贯石匹两)以上。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数字是11600万(贯石匹两) 这个数目并不是北宋岁入的最高额,却已是唐代最高岁入的一倍;其中货币性岁入为6000万贯以上,比重超过了50%。

作为对比,明末在田赋中加派“三饷”,又派出税监矿使,四处搜刮工商税,搞得天怒人怨,岁入也不过增加了2000万两(其中税监搜刮的工商税每年只有四五十万两)。

【财税结构】

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从宋真宗朝开始,来自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超过了农业税,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 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

作为对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田赋正额约为2680万石,占全部税收的75%。隆庆朝与万历朝前期(1570 1590),国家的杂色岁入(含商税、海外贸易抽税、盐课、轻赍银、役与土贡折色等)约370万两白银,这个数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头。而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地丁银(农业税)占全部岁入的70%以上,关税与盐课的比重不足30%。

【外贸收入】

在南宋政府每年近一亿贯的财政收入中,来自市舶的收入(包括进口商品抽税、进口香药专营利润)最高贡献了340万贯,大约占3.4%。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800万贯。

作为对比,晚明的隆庆开关,只是开放一个月港,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二三万两银,跟宋王朝整个海岸线都对外开放、每年抽税以百万贯计的格局不可相提并论。

【铁产量】

按日本学者吉田光邦的估计,北宋的铁年产量为3.5~4万吨,美国学者郝若贝则相信有

7.5~15万吨,国内学者葛金芳也认为宋代一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

作为对比,到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才有14.5~18万吨。

【货币发行量】

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这还不包括铁币与纸币的发行,平常年份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

作为对比,唐代的最高年铸币量为33万贯,通常年份只是维持10万贯左右。而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

【城市人口】

北宋东京有26万户,以每户6人计算(这是保守的估计),26万户即有156万人之众。另按赵冈先生在《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的推算,如果计入郊区的人口,南宋临安的总人口“应有250人左右”。

作为对比,宋代那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等西欧城市,人口不过10万,被欧洲人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大马士革,人口也不过50万,相当于唐代的长安。今日开封市的市区人口,也才80多万。

【城市化率】

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如果以1亿人口计算,即有超过2000万的宋朝人成为城市居民。南宋时达到22.4%。如果据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

作为对比,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农业产量】

葛金芳教授认为,宋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在4000斤上下,跟1984年每个劳动力产粮4379斤的水平大致相当。另据宋史学者方健的推算,在江南,每个农户可以养活2.35个五口之家,粮食商品率达40%。当时民间有谚:“苏湖熟,天下足。”

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

【劳动力报酬】

不管是当佣工,还是在城市做点小生意,宋代底层人的日收入基本上在“100文”这个水平线上下浮动。

这个收入水平相当于明朝知县的月俸。另据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的统计,明代城市佣工的日工价以30文为常价,农村佣工则以20多文为常价。到清代时,日工价才回升到50~70文。换言之,一名宋代佣工的收入,相当于一名明代佣工加一名清代佣工的收入。

【人均收入】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 麦迪森提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另据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先生的估算:宋朝人均国民收入为7.5两白银。这个水平超过了被认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晚明人均国民收入才2.88两)与所谓的大清“康雍乾”盛世(人均6.45两)。

篇三:中国宋朝的科技文化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

课 程 论 文

题目:中国宋朝时期科技文化史研究

课 程 名 称 世界科技文化及思想史

考 查 学 期 2012 / 2013学年 第 1学期

考 查 方 式 课程论文

姓 名 伍丽慈

学 号 201007024116

专 业 10级艺术设计系视觉传达A班

成 绩

指 导 教 师 徐超

摘要:

宋朝时期,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推动之下,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宋朝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所谓的四大发明之中有三个都诞生于宋朝。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辉煌灿烂的时代,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机械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硕 果累累。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也发展到新的高度。

关键词:宋朝 科技 文化 三大发明

宋朝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先生也说:“宋朝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

大宋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并在当时处于全世界遥遥领先的地位。其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医药、农学等方面的探索与成就都达到了可喜的水平。封建社会后期的科学著作如《梦溪笔谈》、《营造法式》、《洗冤录》, 都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科学技术著作。英国现代杰出科学家、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经呈现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雕版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在宋朝完善、成熟并逐渐走向世界的。中国的这三大发明导致欧洲快速结束了中世纪并进入了近代文明时代。“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科学技术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就在宋朝,不管是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近代著名学者严复曾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穷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说:“天水(天水是赵姓的郡望)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当代宋史专家邓广铭则说:“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而日

本汉学家内腾湖南则早就认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朝则是近世的开始。”日本著名科学史家菽内清也在论述宋朝的科技成就时指出,“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以至近代相比。从诸多的言论可得知,宋朝的科技文化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位置的。

一. 宋朝科技

“……….这三种东西,已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

在战争 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没有 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 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这段话是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所讲的。 那这三种东西究竟是什么?不难可知, “文学上”的指印刷术, “战争上”的指火 药, “航海上”的则是指南针。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 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

1、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

由于宋代战争频繁,在北方有辽、匹夏、金等强敌,因为国防上的需要,火器的制造和发明便受到重视。战争固然对经济科技有破坏作用,但也刺激了战争所需要的科技发展。宋代建立后不久,火药便应用于军事,还出现了专门造火器的“兵工厂”,如当时开封有“广备攻城作”里面分设十一个部门,其中,“火药窑子作”就是专门制造火药火器的。“ 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火药最先是用于炼丹,唐中期,出现了火药配方,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北宋时东京设立专门制造火药的机构,火药得到充 分地发展,广发用于军事。随后,我国火药经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封建时代的欧洲,封建贵族(骑士阶层)拥有自己的领地,他们穿着沉重的甲胄作战, 建筑城堡来保卫自己的封建领地, 欧洲实际上是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 这种局面阻碍了各地的经济联系,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在火药面前,甲胄 和城堡都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封建割据势力最终惨败给新兴的资产阶级。

2、 印刷术则变成了文化复兴的手段”

在印刷术方面,毕异也是在唐代雕版印刷日臻成熟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的。“ 印刷术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的毕升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了欧洲,所以后人称毕升为印刷术的始祖。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印刷术先后传到 朝鲜,日本,中亚,西亚和欧洲。印刷术的传播,使印刷书籍的品种数量增多, 为更多的人读书、写字提供了方便条件,特别是传向欧洲,改变了当时欧洲只有 宗教神职人员,才能读书受高等教育的情况,打破了宗教神学垄断文化局面,有 利于文化的广泛传播。加速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到来。

3、 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

“ 指南针也叫罗盘针,是我国古代发明的利用磁石指极性制成的指南仪器。战 国时期的司南是指南针的前身。宋朝,指南针用于航海事业。沈括在他的《梦溪 笔谈》中提到他对指南针的用法做过四种试验,即水浮法、缕悬法、指甲法和碗 唇法。沈括还经过精密的观察实验,还发现磁针指示的方向并不是正南正北,而 是微偏西北和东南,这种发现在科学上叫磁偏角。 指南针的传播,促进了世界范围航海事业的发展,加强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人 民的相互联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指南针到了欧洲航海家手里,使他们发 现了美洲新大陆实现了环球航行,于是欧洲殖民者对外掠夺扩张,从而开始了罪 恶的资本原始积累。 以沈括、苏颂、李冶、秦九韵、杨辉、赵友钦、毕升等为代表的科技名家辈 出,硕果累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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