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读后感1500字

篇一：左传读后感

《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中的名篇。主要讲述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郑庄公同其胞弟共叔段之间为了夺国君君权位而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郑庄公设计并故意纵容其弟共叔段与其母武姜，其弟骄纵，于是欲夺国君之位，庄公便以此讨伐共叔段。庄公怨其母偏心，将母亲迁于颖地。后来自己也后悔了，又有颖考叔规劝，母子又重归于好

姜氏厌恶其子郑庄公始于庄公出生时的难产，可是她对于共叔段，却又非常溺爱，屡次请求郑武公废长立幼，虽遭武公拒绝，但姜氏并不就此罢休，这就充分说明这个女人不仅愚蠢而且顽固。姜氏的一恶一爱，始终贯穿于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激化的过程，正是行文的脉络所在。

郑庄公即位后，姜氏要求把制邑分给共叔段。制，地在虎牢，形势险要，姜氏居心何在，庄公是十分清楚的，当然不能允许，告诉姜氏：“制??他邑唯命”据说虢叔恃险不修德政，结果被郑武公所灭，对于庄公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杀机，姜氏未必能够完全参透。求制不及而求京，也在庄公意料之中，由此可见，姜氏的筹篡一开始就落入庄公的掌握之中了。 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总是把维护自己的权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即使是母子兄弟之间，也丝毫不有缓解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郑庄公即位到共叔段外逃，共经过二十二年，这漫长的岁月，突出表现了庄公蓄谋已久，甚至连他的大臣也觉察不出其心迹，被蒙在鼓里，当祭仲提出京的制度不合规定时，庄公却说：“姜氏要这么干，我有什么办法呢？”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等到祭仲提醒他“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时，他才说：“多行不义??”的话，这个“毙”字和“虢叔死焉”的“死”字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在这一点透露之中，也遮上了一层帷幕：表明这是在自杀，而非他杀，企图逃避杀弟的罪责，可说既狠毒又狡猾。 庄公没下的陷井，就是养共叔段之骄，纵共叔段之欲，使其不断膨胀，逐步发展到自我毁灭，权力欲望的沟壑是永远填不满的，郑庄公竭力容忍共叔段的得寸进尺，从表面看，好像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主动权仍然在庄公手里，如果加以扼制，共叔段就会收敛，郑庄公企图使其自我毁灭的目的就会落空，因此，不管共叔段使“西鄙北鄙贰于已”也好，还是进而把二邑归为已有，封地扩展到禀延也好，庄公都不露声色，听之任之，即使他的心腹公子吕连续向他提出警告。其至说出：“欲与太叔，臣请事之，若不与，则请除之”这样的话来激他，他都不为所动，这说明庄公的深藏不露，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等到共叔段完成了进攻国都的准备，并得知姜氏开城作内应的时间之后，才“可矣”。公子吕伐京后，共叔段逃到鄢，庄公亲率军攻鄢，终于使共叔段彻底垮台，对于姜氏当然也不放过，把她放逐到城颍，且誓曰：“不及黄泉，天相见也！”怨恨之深溢于言表，再也用不着掩盖了。

和郑庄公的极端冷酷相此，共叔段则表现为极度狂热，这种狂热，既表现了攫取权力的野心，也表现了施展权术的低能，共叔段的步步副近，实际上都是在步步落入庄公为他设下的陷井，争权夺利，可以使人变得冷酷无情，也可以使人变得骄横狂热，从本质上来说，它们是封建统治者罪恶本质的表现。因此，这一对亲兄弟，犹如一根毒藤上结出的一双恶果，其胚胎并没什么大的区别，不过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失败者而已。

姜氏共叔段母子的密谋及活动，在文章中并没有作正面描写，只是通过简要的记叙和郑庄公与祭仲、公子吕的对话表现出来，这样写不仅使文字显得十分简洁，而且突出了郑庄公在这场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姜氏、共叔段的密谋活动，郑庄公了如指掌；而姜氏，共叔段对郑庄公的险恶用心及严密布置却毫无所知。妙在似明实暗，似暗实明。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对话，郑庄公这个奸雄的性格特征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读来使人感到十分滑稽，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挣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

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

秦晋殽之战是左传描写的另一场重要战役。春秋时代是兼并战争极为频繁的动乱时代，弱肉强食，大国争霸是这边一时代的特点。当时秦晋是大国，郑是小国。僖公三十年（前630年）秦晋围郑，郑大夫烛之武利用秦晋争霸的矛盾，游说秦穆公，分化了秦晋联盟，使秦与郑另订盟约，加深秦晋见的矛盾，这是秦晋之战的原因。

故事按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展开，而且在情节中塑造了秦穆公、蹇叔、弦高、先轸等几个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文章以卜偃传命——假托君命为开端，告诫晋国大夫们“将有西师过轶我”，渲染战争即将到来的紧张气氛，从中可以看出秦晋两国间争霸中原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就象箭在弦上一般，这是爆发崤之战的根本原因。晋文公卒于鲁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而在三十三年春，秦师就已过周北门了。可见秦袭郑是早有准备，而晋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它也获得了秦袭郑的情报，所谓“柩声如牛”的装神弄鬼不过是耍弄迷信手段来进行战争动员而已。

杞子密报是秦袭郑而导致秦晋崤之战的直接原因。秦穆公一心追求霸业，得到杞子“掌其北门之管”作“潜师”内应的密报后，秦穆公的野心立刻膨胀起来，准备劳师袭郑了。他假惺惺的“访诸蹇叔”只不过是希望得到一个元老重臣的附和而已，但当蹇叔陈述利害表示反对时，他非常恼火，仍一意孤行，悍然袭郑，点将出师于东门之外。在蹇叔哭师时，秦穆公竟恼羞成怒，咒骂蹇叔“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寥寥数语，把秦穆公的刚愎自用、利令智昏、表现的活灵活现。

蹇叔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有政治远见的老臣形象，他竭力劝阻秦穆公出师伐郑，从战略上作了深谋远虑的分析，毫不犹豫地否定“劳师袭郑”错误做法，指出秦方——“师劳力竭”，结果只会是“勤而无所，必有悖心”；郑方——“师之所为，郑必知之”，“远主备之”，潜师偷袭的意图必然不可行，而且还会丧失杞子内应这样有利的条件；晋方——“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晋国必然会密切注意秦师态势，抓住有利战机，利用有利地形，“御师于崤”。蹇叔抓住秦晋争霸的利害关系所进行的战略分析，是很中肯而有预见性的，但秦穆功完全听不进去。虽然蹇叔的进谏失败了，但并没就此放弃，他哭送与师出征的儿子并做了“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的预言，他希望秦穆公能醒悟，停止侵略战争，以免国家和人民蒙受巨大损失。蹇叔哭师这一个故事情节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不计个人得失、忠诚为国的老臣形象。

下文叙述了秦军在行军途中的骄横和袭郑无功的情况，这里有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和皇武子辞客三个故事情节，并一一验证蹇叔“师之所为，郑必知之”，“远主备之”的预言。

秦军过周北门表现极为骄横傲慢，作者通过王孙满的议论暗示秦军骄兵必败的结局。作者在这里塑造了一个聪颖敏锐的人物形象。王孙满年纪尚小，但他有着非凡的智慧，他不为秦师表面的威武和强大所吓倒，而是透过现象看到了秦军纪律涣散骄傲轻敌的本质，得出“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的结论。

秦军在滑地碰上郑国商人弦高，弦高是一个爱国重义的人，当他知道自己的国家有被偷袭且会有亡国的危险时，急中生智假脱君命，慷慨地“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并“使遽告于郑”，阻滞了秦军的进军，使郑消除了内患，做好了防备图象的准备。

郑公得到情报，觉察到杞子等人的内应行动，于是皇武子一番巧妙的外交辞令，驱逐了杞子、逢孙、扬孙，使秦军陷于“攻之不克，围之不继”的困境，被迫撤军。至此，秦军远涉千里，袭郑无功，“师劳力竭”，失败的征象已露端倪。

文章最后部分写秦晋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这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文嬴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请赐、穆公悔过等几个情节，进一步验证了蹇叔“晋人御师必于崤”，“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的预言。

秦军袭郑无功，“勤而无所”，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在回师途中还是要经过晋过险要之地崤山，对此晋国绝不会放弃削弱霸敌的良机。先轸论战就集中反映了晋国统治者的这一愿望。他抓住了秦国“以贪勤民”师出不义的弱点，驳斥了栾枝“未报秦施而伐其师”的所谓仁义之说，认为“敌不可纵。纵敌患生”、“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明确指出秦晋争霸中原的利害关系。此外，他由提出伐秦的另一理由是“天奉我也”、“违天不祥”，用天命论来激励士气。先轸的鼓动完全代表了晋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晋襄公联合了姜戎部落，带孝亲征，表明晋国动员面之广，争霸决心之大。秦晋两军，一劳一逸，一骄一慎，一方“入险而脱”，另一方据险而伏，秦军全军覆没，三帅被俘，结果完全在蹇叔的预料之中。

同时在结尾中通过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请赐、穆公悔过等几个情节和细节的描写，将这三个人物形象刻画的更加完整和丰满。如先轸的耿直忠诚和深谋远虑已在他和栾枝的论辩中表现出来了，尾声中有增添了他问秦囚时盛怒之下的怒唾于朝的细节，就把先轸的鲁莽暴烈突现出来。又如秦穆公，作者在蹇叔哭师的情节中主要刻画他刚愎自用的一面，而在穆公向师而哭引咎认错的尾声中又表现了他勇于改过的一面。这样，崤之战由秦穆公一意孤行而起，又由他总结教训承认错误结束。故事和人物性格就显得比较完整了。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晋文公是左传着力描写的人物，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窜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成熟的过程。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形象，它在即位前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残暴骄奢，确实是个昏君。但是作者又表现了她宽容纳谏，知错能改的形象，刻画了一个复杂的君主形象。

齐桓公也是左传中详细记录的一个人物。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势力逐渐衰落，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力量，各诸侯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兼并，形成了大国争霸的局面。其中，地处黄河中下游的齐国是最早称霸的国家。齐国是姜尚（即姜太公）的封国，是西周设置在东方的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从姜尚下传到第十四个君主齐襄公当政时，荒淫无道，政治腐败，并且由于他赏罚不明，诛杀不当，臣民人人自危，甚至连他的亲兄弟也害怕被害，公子纠由管仲辅佐逃往鲁国，公子小白由鲍叔牙辅佐逃往莒国。公元前688年，齐国发生政变，齐襄公在政变中被杀死。

齐襄公死后，齐国一时没有了国君。各派大臣都开始了策划拥立君主的活动。管仲和鲍叔牙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现在都想辅佐他们各自的主子夺得齐国国君的位置。这时，齐国的大贵族国氏和高氏偷偷派人到莒国去，召公子小白回国；而此时鲁国也正派军队护送公子纠回国，另派管仲率军去莒国通往齐国的道路边守侯，阻拦公子小白回国。管仲赶到莒国边境时，正好遇见鲍叔牙和公子小白匆匆往齐国赶去。管仲见此，忙拿出弓箭，对准公子小白射了一箭，但箭只射到铜制衣带钩，没在有伤着身子。小白为了迷惑对方，假装中箭，大叫一声，倒在车上。鲁国护送公子纠回齐国的军队听到小白已死的消息，觉得已经再没有人和公子纠争位了，便放缓了行军速度。而公子小白和鲍叔牙一行却加快速度，日夜兼程地赶到齐国的首都临淄，登上了国君的宝座，这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随即发兵在乾时大败鲁军，并要求鲁君杀死公子纠，囚送管仲回齐国。齐桓公为什么不杀管仲呢？原来，鲍叔牙知道管仲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对他非常敬重和爱惜，便向齐桓公举荐。齐桓公虚心接受了鲍叔牙的意见，果然拜管仲为相国。

管仲当了齐国相国之后，协助齐桓公在经济、内政、军事等三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齐桓公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外扩张，还打出了“尊王攘夷”

的旗号。所谓“尊王”就是尊重周王室，承认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攘夷”则是联合中原各个诸侯中的力量，共同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进攻和阻遏楚国向北发展的势头。当然，这实际上是利用天子的名义来号令其他诸侯，以称霸于中原。齐桓公通过举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果然奠定了齐国在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

篇二：左传读后感

左传读后感（一）

一日晚，我在整理家中的书橱，偶然翻到一本自己以前的语文书，一时兴起，就坐在地上翻看了起来，读到其中《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庄公，一出世即为母所恶；段，庄公之胞弟也，为其母所偏爱。先王在世，其母就有废长立幼之意；庄公即位，段又恃母爱骄纵无忌。大臣们恐酿祸患，纷纷请除之，庄公却处之泰然。庄公不是不明白段的祸心，但他的策略是，令其养痈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段为庄公表面宽容的假象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好，机会终于成熟了，庄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伐灭段叔而免去了来自任何一方的谴责了。庄公故意放纵其胞弟的篡权之心，并为之“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当然是设置的圈套），培养之，引导之，令其事发后再予收拾，其居心可谓险毒阴深矣。难怪有人评说，郑庄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联系到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颇有感触。某些调皮顽劣的学生，不是那么愿意听取老师的批评，有的则视老师的苦心劝告为儿戏，更有的则干脆顶牛，他们对老师的教诲是那么的反感。教育者见教育不见成效，也就有丧气、赌气的时候：算了，让他去。甚至想，平时里小打小闹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痒，不如“穿疱”彻底整治痛快。或曰，学校管不了他，将来让社会去管他，让法律去管他吧。君不见，不是终于也有那么几个人，果真被法律“管”上了吗？

但我窃以为“做人须当讲人品，为师更应尚师德”，为师者而放弃了教育的职责，是为失德也。对于班中一些顽劣调皮的学生，尽管有时明知有些话讲了也是白讲，但作为一名老师，教育乃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

而同学们尤其是那些经常挨老师“训斥”的“差生”们呢，听了这段故事，难道就不生一点新的感触？难道还能高兴于老师对自己的不管不问、或曰不敢管不敢问、或曰不愿管不愿问？难道还能将老师对自己的这种听之任之作为炫耀于同伴的本领？难道还能憎恨那些敢于管教你们的师长并伺机对他们施以报复？难道竟希望教育你的老师变为郑庄公？

郑庄公其人，学生莫爱，老师莫学。

左传读后感（二）

《左传》作为史，在那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所记录的多是礼乐征伐；作为《春秋》的注本，其行文亦不外乎“春秋大义”。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

撇开《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不谈，这里只是希望证明在《春秋》《左传》文字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思想理念。诚然，“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也”。但史官记录时所秉的原则必然体现了其时代的价值观。比如《左传》中很少提及女性，所写不是可录入《烈女传》的“好女”便是乱伦败德的劣女。再比如《左传》中对管仲知礼的不断描写。当然最着名的例子便是“郑伯克段于鄢”。

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正因这样的时代，我感受到了史官的无情，“赵盾弑其君”的描述曾让我感到战栗，史笔无情，一言一行都有把尺在衡量，也是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作《春

秋》其背后的用心；战栗过后，不禁为其热情所感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信念，很难让人无动于衷。在风云变革的社会，坚守着自己的职责，自己的信念，用自己的生命去践行这种信念，微弱但固执的守望着他们心中的大义。他们在写下“君子曰：??”，内心平静否？写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襄公二十五年）时，是否感到苦涩和自我感动？

“南史氏”一段让人热血翻滚。突然觉得他及他代表的那些史官，是种殉道者的形象。他们没有力量去改变什么，也不能许诺什么，能做的只有苦弱的守望。

他们的悲哀是时代给予的。孔子也为赵盾可惜，叹其“亡不过境”，可见传统的道德规范在当时渐力不从心。宋襄公留给我们的便是那个已逝时代的背影。如今他看起来是如此的可笑，不知历史的车轮要踏碎多少执着的心。

这些在今天看来，很能引起读者的感触。文革十年将传统的根断了，亦将五四以来西学的根断了。块块伤痕挥之不去，中国人陷入文明空城的困境中而不自知。终极追问的冲动没有了，公正道义的界限模糊了，自我修善的意识淡漠了。（Inspirational quotes yuedu.mipang.com）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面临着信仰缺失的危机。这要修复，绝非一两本《左传》就能解决问题的。但孔子作《春秋》以褒贬善恶，欲以其仁义礼智信来匡正社会伦理纲常秩序，此中大义是值得借鉴的。

有人或许会问，泱泱大国风范，这传承了五千年的难道不是文化么？，若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解释，文化一直存在，甚至，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会将我们新吸收的外来知识摧毁，只余下当时的激动或新奇。若从狭义上来说，这种文化在今天“拿来主义”的大潮下，已沦为一种工具。

文化同科学技术一样需要进化。中国社会的确需要寻根，需要溯本，但这绝非简单的回归传统。

今天的人们所面对的困境与过去不同。古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而今人是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来面对世界，他的孤独感、空虚感，他的压抑并不是传统的那一套所能够缓解的。

重塑价值体系迫在眉睫，而亟待建立的价值体系应当是一种关心个体生存状况的思想，它应当是一种给与人应对苦难的力量和信仰。当人们心怀一种信仰时，尽管无法改变世界，但世界终究是不一样了。

怀揣春秋大义，《左传》中这些可敬可爱的史官的努力，虽没能改变社会，守住渐渐消逝的三代之礼，但却给那个激荡时代添上一抹不变的原色，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让我们迷茫时，可以找到知音，找到榜样，或者单纯的感动。

篇三：读《左传》读书感

读《左传》有感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的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传》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在〈隐公〉里面，[臧僖伯谏观鱼]中，鲁隐公要到棠地以射鱼为娱乐，大臣臧僖伯奉劝他要把精力集中到国家大事上，而不要荒怠正事，指出：“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臧僖伯虽未能阻止隐公的行动。但他的话足以训诫。这里了告诉我们，若要作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必须学会察纳善言，广纳贤言才能使自己的权威得到承认，更好的做好自己的管理工作。

在〈桓公〉篇里，[臧哀伯谏纳郜鼎]中，宋庄公为了取得鲁国的支持，把郜国的大鼎送给了鲁国作为贿赂，鲁庄公将它置于太庙中。鲁大臣臧哀伯这是明示百官可以纳贿，是国家衰败的象征。“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个道理不仅对那时的鲁国有用，即使拿到现在也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一个当代的管理者，如果自己不能做到以身作则的话，那么他的下属也同样这么做，那么他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同样在我国现在的反腐进程中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反腐要从高层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治本，哪些地方的官员也就不会腐败，所以我们要做好榜样，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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