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标准草书千字文1998

篇一：于右任标准草书

草书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创作期和集字期，草书的创作期是指草书形成的汉代，经魏晋、至唐宋时期，（当然也可以直至明清、民国，甚至现代）大量的草书家创作了无数的草书作品，许多墨迹本、历代丛帖、个人丛帖、碑刻塌片留下了他们的手迹。

从古到今，草书的典籍异常浩繁。南宋高宗赵构手中的《草书韵典》，又名《草书礼部韵宝》，是编按宋仁宗时所颁《礼部韵略》纂辑，其字形采自古帖，皆赵构一人所书。明神宗朱翊诏辑特颁的《草韵辨体》，是编按《洪武正韵》纂辑。金张天赐《草书韵会》、清陶南望《草韵汇编》等书皆集历代草书家之字形，全以韵部排字。清石梁集《草字汇》、现代洪钧陶编《草字编》等书都以偏旁部首为属部分类编排，便于读者查找。不管是韵部分类，还是偏旁分类，皆“采聚群帖，仅便检寻，省变所因，初未疏解”，其用意在于提倡草书，遗传名家的手迹作为学习的典范，但充其量只是集字的汇编，对于草书的组织系统及结构规律尚未认识。符号在草书中的作用也未被认知。

清李滨《草说》十四卷以部首编排前人草字，少数字国以笺注解说，即该书《草书编类序》中所说的疏解。第十五卷著文叙文字之演变，草法之源流。书末附《草书编类》，其中“一笔”、“省点”、“省戈”、“缺左”、“删损”、“籍笔”等是例举草字的删繁省变之法；“篆变”叙草字借用篆体形势而立；“起手同”、“辨微”，“半体同形”等辨疑似之微同。主要栏目“偏旁同文异形”、“偏旁异文同形”则例举各家之字说明偏旁草书之混乱。此《编类》虽触及草法之皮毛，亦认识到草法之混乱，但对此状况却表现得无能为力。这个时期，尽管草书符号已经形

成并在书写中普遍地使用，但编纂者却毫无知觉。这个集字时期也就是草书符号的盲知时期。

我们也看到，在集字时期中还涌动着一股可喜的潮流。宋人佚名撰《草诀百韵歌》（或简称《草诀歌》前人伪托王羲之撰），是编专叙草书作法，以歌诀的形式介绍草书的偏旁结构，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以启初学。是编虽未言明“符号”，却把相近的符号（偏旁）以及疑似字加以辨别。如“宀头无左畔”，“长短分知去”（图3）等等。但其中也多有使人惶忽费解处，如“有点方为水，空挑却是言”，但是“水”字的草书字形却无点，仅比“言”字略短一点，造成“水”与“言”无别的错觉（图4）；“左阜页丁反，右刀寸点弯”，也造成了学者草书字形“阜、贝”无别，“刀、寸”无别的错误（图5）……遂后又多书与之“商讨”。首先，明范文明《草诀辨疑》就《草诀百韵歌》举例所未及者，列举古代书家其他字例不同写法进行辨疑，意在告知学者不必拘泥于一法，与《草诀百韵歌》唱了对台戏。清朱宗文（学古）《草圣汇辨》，取《草诀百韵歌》逐字辨明其误。汪由敦撰《草诀偏旁辨疑》，则增订改编《草诀百韵歌》为四百言。民国初，王世镗曾修订《草诀百韵歌》作《增改草诀歌》（后又加以删定，易名《稿诀集字》），纠前人之失，抒自得之见，并在汉中刻石印行。“以上这些典籍仅供初学，偏旁以例举，尚未自成系统，正如刘延涛先生所云：“草诀百韵（歌）仍为列举的，而非系统的。且于草书形联之微妙变化处，无以阐述。”显然这时还处于一个实验性的初知阶级。

现存最早的书学论文东汉赵壹《非草书》，以及晋索靖《草书势》、梁萧衍《草书状》……直到明清草书论著，皆叙书史，叙流变，叙书家……未见有论及草书结构及符号者。发现草书构成规律（秘诀）和符号者，于右任为古今第一人。

于先生早在20年代末期就开始研究草书，他深恶痛绝草书中的“难识、难写，难以记忆”这些“怪”现象，决定研究草书并使其规范化。其方法步骤有六端：

1、明确目的和原则;

我国文字繁杂，偏旁部首繁多，难认难写，识难用迟，所以为了“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民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之急务欤！”也就是说，把中国具有两千余年历史的书体——草书，怎样使他由繁而简，由难而易，由苦而乐，由纷歧而趋于统一，由虚玄而归实用。这就是最终目的。“斯旨定后，乃立原则：曰易识，曰易写，曰准确，曰美丽。依此四则，以为取舍。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隐为显，物无论其为纸帛为砖石为竹木简，唯其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之唯一希望也。”

2、立草书社

1932年12月在上海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弄堂名）9——11号（三宅相通）成立标准草书社，邀集同好，共同研讨、切磋。周伯敏、刘

延涛、杨天骥、刘海天、曹明为、刘生芳等人参与其事。胡公石先生1932年5月拜于先生为师。1935年夏，他从暨南大学毕业后进入草书社工作，主要参与了选字与释例工作。于先生任社长，并亲自主持工作，“整理那千头万绪、茫茫无所归的草书”，使草书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为草书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3、广泛地汇集草书资料

草书社成立后，在上海各报刊登征集草书告白，广泛搜集历代草书的书作（墨迹、塌本）、论著。全社同仁用数年时间广求历代草圣遗迹数百种上千个版本，潜心于书理、书法的研究。

4、决定标准草书的“母本”——今草，并以“千字文”为选字基础 于先生最初拟以章草为“标准草书”的“母本”，因有其不可克服的缺点，遂更改计划，逐渐形成了以今草为标准书的“母本”。“隋唐以来，草书者率众千文习起，因之草书名家多有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更不能不求之于《草圣千文》。”于右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草书进行了比较研究。千字文是历代草书家最关注、最着力的课题，“名家聚会，各献其长”，便于名迹之间的比较而择优汰劣，再者，“千字文”字数之多，常用字已占大半，作者定一，习者可以举一反三，以少胜多，以点带面，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

5、集体研究，逐字比对

古玩论坛草书社同仁对草书法帖上的每一字的结构，以及位于不同部位的偏旁、部首的草写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并且就同类字进行排比研究，反复比对；对于一字多形、结构各异的各家草字进行比较、归类、筛选、定型。在前人积累的零散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了普遍存在的共同“代表符号”在草书中的重大作用，并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由于右任述意、刘延涛笔録撰写了《标准草书凡例》，说明“凡代表二个以上部首之符号曰代表符号”。并例举了左旁27个、右旁23个、字上7个、字下7个、以及对称符5个、右上符、左上符、交笔符2个、补笔符累计74个代表符号。《标准草书释例》则对各种符号作了详细的剖析、解说。《附录》则有《符号之互借与习惯字》、《词联》、《略论书理》、《疑似字表》，对一些习惯字及草书书理、疑似字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或比较。这样既使草书符号系统非常条贯，明朗、清晰，又得到书法理论的支持，完成了标准草书的系统化、理论化工程。标准草书“解开了草书古今难传之谜，揭示了草书制作与普及的秘诀。”胡公石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摄影技术还不发达、精湛，更无复印技术，只能采用传统的向塌技术，把每个字用拷贝纸衬灯光双钩空心字的办法，把各种字帖上的字双钩后，按字分类，进行同字整理——把相同的字或相同偏旁的字进行结构分析，从中找到他们的共同规律。再开会集体审查、讨论、淘汰不合原则的字，按“四则”选用合适的字。在选字中，多取较早作者的字。刘延涛先生回忆说：“当时选字的情形是这样的：千字文中每一个字，古来书家的草法，只要我们能看到（的），就把它钩出来，然后再开会审查。审查时，先

篇二：一代大师于右任的学书经历

一、于右任的学书经历

民国三十八年，于右任随中枢迁台。他那深厚的汉魏碑学内涵下，所蕴育的真行草各体，气势磅慑浑凝，纵横排荡，震慑住了每颗热爱书学的心灵。为当时碑风日炽的台湾，带来最大的鼓舞力量；一时洛阳纸贵，求书者踵接不暇，获书者视若拱璧。近二十年来，书坛、社会、甚至军中，许多人沉湎于汉魏石刻的研究；有的则直接奉〈标准草书〉为圭臬。一代草圣的影响力，比台湾三百年来任何书家要光芒万丈而无远弗届。

右任(1879一1964)名伯循，以字行，祖籍陕西泾阳，出生三原。先后受教于毛班香、朱佛光、毛俊臣、刘古愚等名儒，扎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至于他的治学方式和态度，由于尊人新三公博览群书，伯母房太夫人督导又严格，受益于庭训多。右任学书的过程，最早可追溯幼年随诸牧儿游走放牧的时光，当时他只要见到冢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便会随手摹拟涂画，或是拔取冢旁的杂草，捆结代笔，依样书画。十一岁进入毛班香私塾，记忆中太夫子毛汉诗喜爱作草书，写王羲之的「鹅」字，具各种姿态，幼小的心灵，深受潜移默化。幼年时代的他便以书法见赏于毛班香生。

(一)汉魏碑志的搜集钻研：

右任曾经说过，他自十九岁开始对书法产生兴趣。由于陕西地处中原文化发祥地，使他有许多机会接触古代大书家遗留的真迹、碑碣。像民国九年在白水县史官村出土的〈广武将军碑〉，便曾令他雀跃震惊！甚至赋诗赞叹说：「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

民国十五年，他奉命绕道俄蒙援陕，等到会师中原后，便又往来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利用种种机会，收买古碑。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热诚，使他的碑石数目日增，到抗战军兴，共有三百八十块，墓志铭原石共一百五十九方；他并把这些珍贵的史学、书学资料，捐赠国家所属的西安碑林。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书学毅力和无私的爱国热诚。

民国十九年，右任赋诗表白了学书的甘苦和执着：「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这首诗为标草的仰慕者说明了最好的入门途径；也点出了这段时光他所规抚的对象，是偏重北碑。案头常见的碑拓，不外〈三公山碑〉，〈封禅国山碑〉、〈爨宝子碑〉、〈曹娥碑〉、〈龙门造像〉、〈郑文公碑〉、〈杨翚碑〉、〈张猛龙碑〉、〈夏承碑〉、〈华山庙碑〉、〈石门铭〉、〈尘鹤铭〉、〈曹子建碑〉、〈大公吕望婢〉、〈吊比干墓文〉等,右任中晚年的草书，涵育着力鼎千钧、排山倒海的气势，便是早期对汉、魏石刻拓本反复摹，长期酝酿的辛勤与智能的结晶！

(二)章草的研究：

右任自述是到了民国三、四年才真正体会作书的个中乐趣。特别是接触〈广武将军碑〉后，使他有了致力草书的念头。民国十六年前后，便开始搜集研究前代草书家的作品、书论。至于临写，应迟到民国二十年。同年，右任有感于中国文字笔画繁复，书写困难，于是成立「草书杜」，期望找出草书「实用目的」废置的缘由，发现了后代的草书作者，过于注意美术价值，使写法不一，愈难辨认。他决定从事「草书标准化」的文字改革工作，使整理后的草书能够实用以利天下，利万世。事实上，民国初年，章太炎(1868一1936)，李滨(1855一1916)，卓君

庸(1882一1965)等便曾大力提倡章草以利日常书写；可惜后继无力，反而右任的整理、推广工作，始终不曾中辍。

右任至民国二十一年成立「标准草书杜」的第一阶段工作，也是想订正一部完善的〈急就章〉，还曾把〈急就章〉彻底的考证一过，二十三年命刘延涛参与甚至在上海登报征求草书。有人持太和馆〈急就章〉〈吴、皇书〉以及他帖求售的，右任获此存世最完善的版本，兴奋异常。同年在还获得甲秀堂残帖，内有萧子云的〈出师颂〉，虽怀疑是临索靖的版本，但也极难得。右任在大陆的属下李楚材曾说：「我在于先生左右时，每见他临〈出师颂〉帖，一次就是五十多遍。」应该就是指的这件藏本。此外又获得曹子健手稿，钟繇道德经墨迹；三十年考察西北，于敦煌获索靖〈月仪帖〉墨迹数字，更为惊叹！虽然真伪难定，但这些章草的宝贵资料，是每一位草书爱好者所梦寐企求的。

民国二十二年，右任曾邀请章草名家王世镗前辈到上海切磋研究。右任的办公室、家中书房，从不悬挂他书法，有则王氏的章草。世镗殁后，他曾有挽诗：「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可说是王氏的知音了。而王氏的南来，对右任的章草涵养，应是有助益的。

标准草书社后来因章草草法的不一致、落后、不适用而放弃作整理，但右任对章草已控纵自如，由民国二十三年的〈周湘船墓表〉、〈孙荆山墓表〉、〈孙善述墓表〉、二十四年的〈赵次庭墓志〉、二十五年的〈周石笙墓志)，便可获得证明。

(三)帖学的濡染：

笔者曾于七十九年赴大陆访问南京书家胡公石、西安钟明善。钟氏面告说陕西老书家刘自读曾经亲见右任执笔作书，说是少年学书自赵孟俯入门，写得肥而熟。钟氏也认为赵书下笔神速如风雨，兼具「速、畅、秀、逸」的特色，对右任一生书风的影响是显见的。笔者以为右任曾领乡荐，为符合试卷要求，写过赵体字，应可以理解。但他在大陆的弟子胡公石则斩钉截铁说明于师一生不写「二王﹝王羲之、献之﹞字：「先生认为像赵孟俯，王铎等德操，气节有争议性的，字里行间难容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于氏自青年时代开始，民族大义便深植内心，或许是因此才不再临摹「二王」书。

书家寇培深曾面告笔者，说是右任渡台后，才开始致力王羲之草法。据笔者研究分析，对二王的孺慕，应该提早到标准草书社的第二个编辑阶段。前述的〈急就章〉订定工作放弃后，草书社即在右任的指导监督下，从事二王草书的收集、考订、释文。先把散见各丛帖和零片的二王草书收集起来，再一字一帖参证、比较，完成了一部最完善的二王草书参考资料，但很快的发现了后世书家，有更进步的草法结体，而标准草书的目的是实用而非美艺；因此，第二阶段的编辑成果也被迫放弃了。右任论书最主多读、多看，虽然一时没能全力于二王草法的临摹，仍可在二十四年以后的作品中，看到二王帖学的钻研苦心，作品也更具姿态、风神。右任也自述在历代的草圣中，最欣赏王羲之的笔锋。

草书社的第三阶段「千字文」选辑成果，就是现在的标准草书。二十五年七月与刘延涛合编的「识写分立」的第一本《标准草书》终于出版了。右任在序言中，说明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选字四原则。他说：「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纸帛，乌砖石，为竹木简，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

而这部集合了历代草圣智能结晶的「百衲体」千字文，也是右任融帖入碑的最大依据。自干嘉金石碑学兴盛以来，在汉魏基础上，能将二王一脉的帖学，融合到

右任这样的意境的，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这部《标准草书》，受深谙小学的吴敬恒称誉备至，认为「对中国文字改良之贡献，为许慎《说文解字》后之第一部书。」

(四)综合诸家法度：

由于禀赋、魄力、努力与众多人力的配合，使右任获观广博的书学碑帖资料，而悠游众家精髓的深度，更是书法史上绝无仅有的。今将异于前论的各种说法分述于后，使后学能更了解他「博大能容」的书学经历和内涵。

书家李超哉于民国五十七年发表《八法仰宗师》文中载道：「于先生的字.....据他自己告诉我，得力于褚河南实多。」李普同另有看法，认为恐李超哉误记或于氏不经意之言。确实，以他整个创作过程和作品分析，王羲之、怀素、颜真卿的影响要超过褚遂良许多。

台邑名诗书家林熊祥在《书学原论》中说：「颜真卿盘石令张令晓诰身，......谛玩其笔划则绵里裹针，......昭代于右任先生笔意时有与此相通者。」「王长者墓志，......顾气势较为雄迈，.......其用意之新颖，于右任先生与之颇有相通处。」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陕西李楚材又说道：「于先生青年时代在上海办报之际，专习北魏碑帖，并精心临何绍基的书法，尤其临何收藏的〈张黑女墓志铭〉十分神似；并以何绍基入手，临写〈石门铭〉及〈龙门二十品〉。」这种说法，被右任的哲嗣于望德和入室弟子李普同、胡恒所否决，二者指出右任对何绍基的笔势和(张黑女墓志铭)的艺术道诣，向来不甚留意，绝不可能据以为书学根基的。 此外，秦汉砖瓦、汉简流沙、唐经石窟等都是参考的对象。其中以敦煌、楼兰、居延等地新出土的木简，法度最为娴熟。民国四十六年，中央研究院将旧时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发掘的居延木简予以出版，右任为此曾赋诗三首，其中一首是：「此生得见居延简，相待于今二十年，为谢殷勤护持者，乱离兵火得安全。」右任早年在上海编辑标草时，便极渴望一睹居延汉简，作为整理草书的参考资料，无奈不能如愿。历经二十年后，终于得以将居延汉简的神韵融入自己的草法里。

二、于右任的作品分期

右任学书过程中，面貌的「多」变、「善」变，实在是他个人以及书法史上的千秋绝业!现在即将他的墨迹,划分五期分别叙述于后：

(一)楷书期(民国二十年以前)：

右任存世最早的墓志拓片是民国八年的〈刘仲贞墓志〉，这件作品并末受魏碑的影响，而是赵孟俯、褚遂良的笔触，甚至加入虞世南、李北海的格局，结体纵势，笔画跳宕自如，已深具个性，绝非早期接触的殿体书可以拘束得了的。

民国十年的〈王太夫人事略〉，浑厚朴拙，这段时期他不但对碑版搜集热衷，由作品可看到他的汉魏法度已有了扎实功夫。这件作品以魏碑的紧密，融合隶书的扁平，形成了亦汉亦魏的造形；至于笔法更出新意，是以隶法写楷意，楷法写隶意，形成亦隶亦楷的线质(左图)。

民国十九年的〈秋先烈纪念碑记〉，则是隶书、魏婢、行书的结合体；平易中险绝时生，英气勃勃，令人叹为观止。

此外，民国十三年的〈张清和姜志〉、〈邹容墓表〉、〈茹欲可墓志〉等楷法，结字多接近〈张猛龙碑〉、〈元遥墓志〉、〈元綎墓志〉等，严谨的中宫对比向外辐射的笔势，能含能拓、险、巧中洋溢着浓厚的拙趣。

(二)行书期(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年为锻炼期；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为成熟期： 二十一年标准草书社成立后，右任便坚持贯彻「草书实用」的原则，即使草法尚

末成熟，但已经不再书写大幅的端楷作品了。同年的〈杨松轩墓表〉，是存世最后的一件严谨的正楷作品。

笔者认为，民国十六年到二十年间，是行书线质的锻炼和草书的酝酿期。到民国二十五年止，行书的创作最多，而且始终带有浓厚的魏楷和隶意。这个时期代表作有〈青主先生题跋〉、〈周湘鸼墓表〉、〈周石笙墓志)。

(三)草书期(民国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为行草期；二十六年到三十年为草书成熟期)：

自章草入门而今草，右任的草法线质日益兼具了碑帖的神髓。由汉魏线条的减少，可以了解是大量接受帖学笔法的缘故。此时，右任共收集了七十多种前贤所写的千字文，尤其对怀素草书千字文最为钟爱，右任曾将之比若「松风流水天然调，抱得琴来不用弹。」如果以中央文物供应杜在六十七年出版的《标准草书第十次本》为依据，发现怀素千字文各版本居然合被选辑了一百零六字，冠于各家。事实上，截至民国三十年止，《标准草书》己经过了四次修正，但右任似乎仍在矛盾摸索属于标准草书应有的独特的表现形式。这时的大部分诗文稿件，既脱离楷书期的天真拙趣，也失去了行楷期的恢宏气魄，更异于定型后的标准草书。由于倾向二王帖学，尤其是智永怀素的影响，喜用藏锋、折笔，偶尔掺入孙过庭的方笔，纵势结体，清姿瘦骨。可说是行书期和标准草书的过渡期。但是墓志铭的书写，倒还是延续行书期的特色，像〈李雨田墓表〉、〈杨仁天墓志〉即是。

(四)标准草书前期(约民国三十一年至四十四年)：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第一次《标准草书千字文临本》发表了，(初版则延到翌年四月)虽然仍延续草书期的清瞿秀丰神，但己呈现了标草的表现雏形(上图)。由于过度偏重标准草书的实用价值和「标准」的规范，点画起迄并不蓄意，结体松散，气血通畅但少佳构。右任在临《标准草书千字文》中自序：「昔某名家临前贤草书，终日不成篇,叹日：『真迹在前，令人气慑』余今书此，亦有同感！」面对集结历代草圣智能结晶的标草百衲本，难免一时慑伏，规行矩步，不敢径然出帖；何况要将各家结体冶于一炉，难免一番摸索历程。

右任确实在晚年再度深入对帖学的重视和钻研。姚梦谷在《美术学报》(近百年来之书学)文中，也记载了三十七、八年间，于氏全心埋头王帖，日夜读写并进，读得入神，领会更甚一事，右任这时企图达成深度的「碑帖融合」企图可知，也由于这段时期的融合学力，才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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