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怀念圣陶先生
怀念圣陶先生
吕叔湘
我认识圣陶先生是在成都,1941年春天的一个细雨濛濛的上午。那时候我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圣陶先生在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教育科学馆计划出一套供中学语文教师用的参考书。其中有一本《精读指导举隅》和一本《略读指导举隅》,是由圣陶先生和朱佩弦先生合作编写的。计划里边还有一本讲文法的书,圣陶先生从顾领刚先生那里知道我曾经在云南大学教过这门课,就来征求我的意见,能否答应写这样一本书。
我第一次见到圣陶先生,跟我想象中的“文学家”的形象全不一样;一件旧棉袍,一把油纸雨伞,说话慢言细语,象一位老塾师。他说明来意之后,我答应试试看。又随便谈了几句关于语文教学的话,他就回去了。那时候圣陶先生从乐山搬来成都不久,住家和办公都在郊外。过了几天,他让人送来一套正中书局的国文课本,供我写书取用例句。
大约半年之后,我写完了《中国文法要略》的上卷,送给圣陶先生审阅,那时候他已经把家搬进城里了。后来开明书店设立成都编译所,就设在圣陶先生家里。圣陶先生一直在主持《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又跟宋云彬先生合编《国文杂志》,他邀我给这两个刊物写稿子。我的《文言虚字》、《笔记文选读》、’《中国人学英文》以及《石榴树》(即《我叫阿拉木》)的译文,或全部,或部分,都是在这两种刊物上发表的。因为送稿子到圣陶先生那里去,也就常常留下来,一边说着话,一边看圣陶先生看稿子。圣陶先生看稿子真是当得起“一丝不苟”四个字,不但是改正作者的笔误,理顺作者的语句,甚至连作者标点不清楚的也用墨笔描清楚。从此我自己写文稿或者编辑别人的文稿的时候也都竭力学习圣陶先生,但是我知道我赶不上圣陶先生。 写《中国文法要略》以及《文言虚字》等等,是我对学术工作的看法有了变化的表现,哪是因哪是果可说不清。原先我认为学术工作的理想是要专而又专,深而又深,普及工作是第二流的工作。我自己思想中本来就有这个倾向,我在那里工作的研究所的主持人更是十分强调这一点。可是我现在认识到普及工作需要做,并且要把它做好也并不容易。回想起来,我确实是受了圣陶先生的影响。圣陶先生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编《中学生》,值得吗?非常值得。现在七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人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中学生》的忠实读者,在生活上和学问上是受过它的教益的。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个故事。1949年初,开明书店收到魏建功、萧家霖等几位先生从北平寄来的编字典的计划,圣陶先生认为这个计划很好,复信说开明可以接受出版。这就是后来由附设在出版总署内的新华辞书社出版的《新华字典》,那时候圣陶先生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新华字典》出版之后,新华辞书社并没有解散,圣陶先生打算让这个班子继续编别的辞书,并且希望建功先生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继续领导辞书社的工作。建功先生不肯,态度很坚决。后来有一天圣陶先生跟我闲谈,谈起这件事,他说:“难道在大学里教课一定比编字典的贡献大吗?”现在建功先生和圣陶先生都已经作古,我也不需要保密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圣陶先生一家随着开明书店由长江出川回上海,第二年我也随金陵大学回南京。为写稿的事,也时常有书信往还。1947年,圣陶先生约朱佩弦先生和我参加高中国文读本的编辑工作,我建议把语体文和文言文分开,编成两套,他们两位都同意。到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的胜负已成定局,南京城里人心惶惶,很多人家避居上海,我也扶老携幼投奔开明书店。我在开明书店工作了一年有余,认识了章锡深、王伯样、顾均正、徐调孚,贾祖璋、周振甫、唐锡光等“开明人,’,也多多少少感染上了那难于具体描写却确确实实存在的“开明作风”。圣陶先生不久就去香港转道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第二年我应清华大学之聘也来到北京。虽然住得不近,也还时不时有机会见面。 1951年2月,我母亲在上海去世,我奔丧回南。回到北京,家里人告诉我,圣陶先生找过我,说有要紧事儿。我去了才知道是要写一个讲语法的连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主要是供报刊编辑以及一般干部参考。发起这件事的是胡乔木同志,他曾经问过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不愿意承担,才找到圣陶先生,圣陶先生说可以找吕某人试试。这就是《语法修辞讲话》的由来。这件事在我的生话中形成又一个转折点。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时候,我被分配到语言研究所,做语法研究工作,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兼任一名副总编辑(圣陶先生是社长),照料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如果没有《语法修辞讲话》这件事,很有可能我会跟着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或者调到别的大学去。
《语法修辞讲话》给我惹出许多事儿。首先是到处邀请做报告,其次是回答纷至沓来的读者来信。过了几年,好象没事儿了,忽然有一天接到圣陶先生一个电话,说是某方面的指示,要写一篇批判《语法修辞讲话》的文章,并且点名要圣陶先生写。圣陶先生在电话里说,这篇文章他不会写,“解铃还是系铃人,还是请你勉为其难吧。署名当然还是署我的名字。”这可把我难住了。对于《语法修辞讲话》我也不怎么满意,可是我的不满意跟那位不知道名字的发指示的同志的不满意,大概不是一回事。所以这篇文章很难写,既要让考官满意,也得让挨批者不太难堪。好在已经过多次政治学习,如何发言才算“得体”已经多少有些经验。饶是这样,一千多字的文章还是写了一个星期,登在《人民日报》上,也不知道命题人是否满意。
《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引起了一阵“语法热”,一两年内就出版了十来种语法书。圣陶先生大概也看过几种,好象都不满意,有一天跟我说:“能不能写一本不用术语的语法书,容易懂,而且实惠?”我说:’’不用术语恐怕办不到,少用几个,象`名词,、`动词’、`主语’、`谓语’等等,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实惠,也就是对
说话、作文有帮助,那就更难了。”圣陶先生当然没有叫我试写,我可偷着试过好几次,都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我希望有人能满足圣陶先生这个遗愿。
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照料初中汉语课本的编辑工作,当时的计划是要把汉语和文学分成两套课本的。实际工作是张志公同志负责,但是我得认真审读,提修改意见。这套课本仅仅试用两年就不用了,汉语和文学又合流,恢复原先的语文课本的编法。这时候我已经不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职务,但是圣陶先生叮嘱我好好审读新编的语文课本。不久,我在语言研究所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初稿陆续出来.圣陶生先和朱文叔先生都是审订委员会的委员,也只有他们二位认真提了些修改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彼此不通音问。我听说周总理设法保护文教界的一些老先生,估计圣陶先生会在内,也就放心了。我自己则由隔离反省而集中学习,而下干校,又和二十多位同志于1971年初提前放回北京,仿佛做了一场希奇古怪的大梦。这时候虽然仍然受驻机关的军宣队、工宣队管束,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行动,于是有一天我就去访问圣陶先生。大概这个时候圣陶先生那里还是很少有客人来吧,看见我非常高兴。寒暄几句之后,他睁大眼睛问我—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你是什么罪名?”我说:“反动学术权威加走资派,双料打倒对象。”圣陶先生叹了口气,半晌不说话。后来互相交换熟人的消息,圣陶先生扳着指头算了会儿说:“我认识的人里边,死了的和下落不明的,十七个。”
圣陶先生和王伯祥先生是幼而同学,长而共事,交情很深。伯祥先生那时候身体不好,在家里很寂寞,圣陶先生常常去看望他,有时候乘公共汽车,有时候步行。二位老人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此,我也过些时候就去看看圣陶先生,尽管没有多少话要说。
叶圣陶先生不是以书法知名的,可是书以人重,来求墨宝的还是很多。我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得到他一副篆书短联。1976年有人送我两张高丽棉纸,我拿去请圣陶先生给我写点什么。他写了两首诗送我,是楷书写的。
华西初访犹如昨,既接清芬四十年。邃密深沈殊弗逮,斌存虚愿欲齐贤。并臻信达兼今稚谓使用现代语,译事群钦夙擅场。颇冀移栽名说部,`卑因橡笔得深赏。
这里既有溢美之辞,也有勉励的话,希望我翻译外国名著。我又何尝不想在这方面多做点工作,但是我也跟很多人一样,时间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也就顾不上了。
在这以前,圣陶先生也曾经在我女儿吕霞写的《在抗战中度过的童年》的前边题过一首《洞仙歌》,那些短篇是原先发表在《开明少年》上,后来剪贴成册的。
华西初访,记见垂髻觑,小试文心不吟絮。叙离乡,辗转汉浦湘奉,更绕道遥傍滇池侨寓。晨曾摊手稿,开载于今,重读依然赏佳趣。观感本童心,暗喜轻愁带幽默,时时流露。待掩卷津津味徐甘,
却不免追怀西南羁绪。
1977年8月,谢刚主(国祯)先生发起去承德避暑山庄游览,邀请圣陶先生、唐搜同志和我同去,圣陶先生由至善世兄随侍,唐恻同志和我也都有家属陪同。那时候避暑山庄还没有正式开放,游人很少。我们住在文津阁楼下,非常清静。早晚在松林中散步,虽少花香,不乏鸟语。尽管只住了一个星期,但是来去自由,没有多人迎送,也不要讲话和应酬,圣陶先生
心情很舒畅,后来还屡次提到。第二年夏天圣陶先生参加政协的视察组去四川,路上患病,回到北京去医院检查出来是胆结石,做了手术,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健康大受影响。这以后,除1982年到烟台作短期旅行外,就没有再出京了。
我最后一次晤见圣陶先生是1987年9月8日。这一年他的健康情况比较稳定,那一天正好有新华社的老摄影记者邹健东同志来给圣陶先生拍相片,也给我们两人拍了一张合影,圣陶先生兴致很好。H月17日上午我去看望圣陶先生,他因为晚上没睡好,早餐后又睡着了,我没有惊动他。至善有事出去了,我跟满子说说话就出来了。后来我自己闹病,住了一程子医院,回家休养,一直想去看圣陶先生都因循未去。有一天张志公同志来看我,说起圣陶先生,他说他也好久没去看望了。我们相约过几夭去看他老人家。又过了几天,志公在电话里告诉我,圣陶先生又住院了。最近几年,他常常住院,所以我也没放在心上,打算过些时到医院去看他。二月十六日早晨,志公同志来电话,说叶老去世了,我后悔没早去医院。第二天我自己患感冒躺下了,追念往事,做了一副挽联:
交情兼师友,四+八年,立身治事,长仰楷式。
道德寓文章,一千万字,直言曲喻,永溉后生。
也只是在心里念道念道,没有写出来送到民主促进会举行的追思会上去。下联是天下的公论,上联却是说出我个人的感受,可是我相信,象我这样受过圣陶先生言谈的影响、行事的感染的真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啊!
篇二：怀念圣陶先生
怀念圣陶先生
吕叔湘
我认识圣陶先生是在成都，1941年春天的一个细雨濛濛的上午。那时候我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圣陶先生在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教育科学馆计划出一套供中学语文教师用的参考书。其中有一本《精读指导举隅》和一本《略读指导举隅》，是由圣陶先生和朱佩弦先生合作编写的。计划里边还有一本讲文法的书，圣陶先生从顾领刚先生那里知道我曾经在云南大学教过这门课，就来征求我的意见，能否答应写这样一本书。 我第一次见到圣陶先生，跟我想象中的“文学家”的形象全不一样;一件旧棉袍，一把油纸雨伞，说话慢言细语，象一位老塾师。他说明来意之后，我答应试试看。又随便谈了几句关于语文教学的话，他就回去了。那时候圣陶先生从乐山搬来成都不久，住家和办公都在郊外。过了几天，他让人送来一套正中书局的国文课本，供我写书取用例句。
大约半年之后，我写完了《中国文法要略》的上卷，送给圣陶先生审阅，那时候他已经把家搬进城里了。后来开明书店设立成都编译所，就设在圣陶先生家里。圣陶先生一直在主持《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又跟宋云彬先生合编《国文杂志》，他邀我给这两个刊物写稿子。
我的《文言虚字》、《笔记文选读》、’《中国人学英文》以及《石榴树》(即《我叫阿拉木》)的译文，或全部，或部分，都是在这两种刊物上发表的。因为送稿子到圣陶先生那里去，也就常常留下来，一边说着话，一边看圣陶先生看稿子。圣陶先生看稿子真是当得起“一丝不苟”四个字，不但是改正作者的笔误，理顺作者的语句，甚至连作者标点不清楚的也用墨笔描清楚。从此我自己写文稿或者编辑别人的文稿的时候也都竭力学习圣陶先生，但是我知道我赶不上圣陶先生。
写《中国文法要略》以及《文言虚字》等等，是我对学术工作的看法有了变化的表现，哪是因哪是果可说不清。原先我认为学术工作的理想是要专而又专，深而又深，普及工作是第二流的工作。我自己思想中本来就有这个倾向，我在那里工作的研究所的主持人更是十分强调这一点。可是我现在认识到普及工作需要做，并且要把它做好也并不容易。回想起来，我确实是受了圣陶先生的影响。圣陶先生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编《中学生》，值得吗?非常值得。现在七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人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中学生》的忠实读者，在生活上和学问上是受过它的教益的。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个故事。1949年初，开明书店收到魏建功、萧家霖等几位先生从北平寄来的编字典的计划，圣陶先生认为这个计划很好，复信说开明可以接受出版。这就是后来由附
设在出版总署内的新华辞书社出版的《新华字典》，那时候圣陶先生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新华字典》出版之后，新华辞书社并没有解散，圣陶先生打算让这个班子继续编别的辞书，并且希望建功先生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继续领导辞书社的工作。建功先生不肯，态度很坚决。后来有一天圣陶先生跟我闲谈，谈起这件事，他说:“难道在大学里教课一定比编字典的贡献大吗?”现在建功先生和圣陶先生都已经作古，我也不需要保密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圣陶先生一家随着开明书店由长江出川回上海，第二年我也随金陵大学回南京。为写稿的事，也时常有书信往还。1947年，圣陶先生约朱佩弦先生和我参加高中国文读本的编辑工作，我建议把语体文和文言文分开，编成两套，他们两位都同意。到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的胜负已成定局，南京城里人心惶惶，很多人家避居上海，我也扶老携幼投奔开明书店。我在开明书店工作了一年有余，认识了章锡深、王伯样、顾均正、徐调孚，贾祖璋、周振甫、唐锡光等“开明人，’，也多多少少感染上了那难于具体描写却确确实实存在的“开明作风”。圣陶先生不久就去香港转道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第二年我应清华大学之聘也来到北京。虽然住得不近，也还时不时有机会见面。
1951年2月，我母亲在上海去世，我奔丧回南。回到北京，家里人告诉我，圣陶先生找过我，说有要紧事儿。我去了
才知道是要写一个讲语法的连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主要是供报刊编辑以及一般干部参考。发起这件事的是胡乔木同志，他曾经问过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不愿意承担，才找到圣陶先生，圣陶先生说可以找吕某人试试。这就是《语法修辞讲话》的由来。这件事在我的生话中形成又一个转折点。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时候，我被分配到语言研究所，做语法研究工作，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兼任一名副总编辑(圣陶先生是社长)，照料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如果 没有《语法修辞讲话》这件事，很有可能我会跟着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或者调到别的大学去。《语法修辞讲话》给我惹出许多事儿。首先是到处邀请做报告，其次是回答纷至沓来的读者来信。过了几年，好象没事儿了，忽然有一天接到圣陶先生一个电话，说是某方面的指示，要写一篇批判《语法修辞讲话》的文章，并且点名要圣陶先生写。圣陶先生在电话里说，这篇文章他不会写，“解铃还是系铃人，还是请你勉为其难吧。署名当然还是署我的名字。”这可把我难住了。对于《语法修辞讲话》我也不怎么满意，可是我的不满意跟那位不知道名字的发指示的同志的不满意，大概不是一回事。所以这篇文章很难写，既要让考官满意，也得让挨批者不太难堪。好在已经过多次政治学习，如何发言才算“得体”已经多少有些经验。饶是这样，一千多字的文章还是写了一个星期，登在《人民日报》上，也不知道命题人是否满意。《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引起了一阵“语法热”，一两年内就出版了十来种语法书。圣陶先
生大概也看过几种，好象都不满意，有一天跟我说:“能不能写一本不用术语的语法书，容易懂，而且实惠?”我说:’’不用术语恐怕办不到，少用几个，象`名词，、`动词’、`主语’、`谓语’等等，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实惠，也就是对说话、作文有帮助，那就更难了。”圣陶先生当然没有叫我试写，我可偷着试过好几次，都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我希望有人能满足圣陶先生这个遗愿。
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照料初中汉语课本的编辑工作，当时的计划是要把汉语和文学分成两套课本的。实际工作是张志公同志负责，但是我得认真审读，提修改意见。这套课本仅仅试用两年就不用了，汉语和文学又合流，恢复原先的语文课本的编法。这时候我已经不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职务，但是圣陶先生叮嘱我好好审读新编的语文课本。不久，我在语言研究所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初稿陆续出来.圣陶生先和朱文叔先生都是审订委员会的委员，也只有他们二位认真提了些修改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彼此不通音问。我听说周总理设法保护文教界的一些老先生，估计圣陶先生会在内，也就放心了。我自己则由隔离反省而集中学习，而下干校，又和二十多位同志于1971年初提前放回北京，仿佛做了一场希奇古怪的大梦。这时候虽然仍然受驻机关的军宣队、工宣队管束，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行动，于是有一天我就去访问圣陶先生。大概这个时候圣陶先生那里还是很少有客人来吧，看见我非常高兴。寒暄几句之后，
篇三：人教新课标八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作业设计
人教新课标八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作业设计
1 藤野先生
作业导航
1.深入理解鲁迅先生的人生选择；
2.仔细体味重点语句的含义；
3.掌握一定量的字音、词义。
一、基础部分
1.下列加点的字注音正确的一项是( )
A.绯红（ｆěｉ） 不逊（ｘùｎ） ．．
B.瞥见（ｐｉē） ．
C.诘责（ｊｉ?） ．
D.驿站（ｙì） ．畸形（ｑí） ．诲（ｈｕǐ） ．托辞（ｃí） ．
2.下列句子中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
B.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
C.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
D.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
3.结合上下文语境解释下列词语的含义。
（1）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
（2）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
4.本文有明暗两条线索，明线是____________________，暗线是____________________。本文围绕____________________这一中心组织材料，按_____________顺序组织材料。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 )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 )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5.在上文的“( )”里填上恰当的标点符号。
6.“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这是_________（谁）的看法，你能用一个例子批驳这种错误看法吗？
7.“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的原因是什么？
8.作者先离开东京，又离开仙台，两次选择的目的是什么？他的人生选择对你有何 启示？
9.概括文段大意。
二、提高部分
阅读下文，完成10~14题。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节选）
季羡林
我认识老舍先生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三十年代初，我离开了高中，到清华大学来念书。当时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济南是我的老家，每年暑假我都回去。有一年暑假，我的同学李长之告诉我，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要我作陪。在旧社会，大学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们与大学生之间宛然是两个阶级。要我陪大学教授吃饭，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及至见到老舍先生，他却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大学教授。他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铿锵有致，听他说话，简直就像是听音乐，是一种享受。从那以后，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中国人民苦斗了一百多年，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春天。我在当时所谓故都又会见了老舍先生，上距第一次见面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有一天中午，老舍先生忽然建议，要请大家吃一顿地道的北京饭。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他讲的地道的北京饭一定会是非常地道的，都欣然答应。商议的结果是到西四砂锅居去吃白煮肉，当然是老舍先生做东。他同饭馆的经理一直到小伙计都是好朋友，因此饭菜极佳，服务周到。大家尽兴地饱餐了一顿。虽然是一顿简单的饭，然而却令人毕生难忘。当时参加宴会今天还健在的叶圣陶老先生、吕叔湘先生大概还都记得这一顿饭吧。
老舍先生的道德文章，光如日月，巍如山斗，用不着我来细加评论，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我现在．．．．
写的都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中见大，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豹窥一斑，鼎尝一脔，不也．．．．能反映出老舍先生整个人格的一个缩影吗？
10.结合语境解释下列词语的含义。
地道：
巍如山斗：
鼎尝一脔：
11.请各用一句话概括作者与老舍先生交往的几件事。
12.从全文看老舍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13.作者对老舍先生的思想感情怎样？
14.比较本文和《藤野先生》的异同。
试一试
15.看下面一段演讲词，邹韬奋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1936年10月19日，邹先生在上海各界公祭鲁迅先生的大会上只发表了一句话演讲：“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
参考答案：
一、1.D（A.ｆēｉ；B.ｊī；C.ｈｕì)
2.C(迭——叠)
3.（1）油光可鉴：指头发上抹油，梳得很光亮，像镜子一样可以照人。用来讽刺清国留学生的奇特打扮。
标致：漂亮。此为反语，用来讽刺。
（2）正人君子：反语，讽刺那些为军阀政客张目而自命为“正人君子”的文人。
深恶痛疾：厌恶，痛恨至极。
4.作者与藤野先生的交往 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 表现藤野先生的崇高品质 时间先后
5.： ！
6.某些日本人 例略
7.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
8.一心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启示略。
9.看电影事件促使鲁迅先生弃医从文。
二、10.略
11.①三十年代初，我陪老舍先生吃饭；
②有一天中午，老舍先生请大家吃地道的北京饭。
12.是一个和蔼可亲、谈吐自然，说话京味十足，广交各界朋友的大学教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文学家、语言大师。
13.赞扬老舍先生光如日月，巍如山斗的道德文章。
14.学生只要能积极思维，说到几点即可。
15.赞扬鲁迅先生在恶劣环境下战斗不屈的精神。
2我的母亲
作业导航
1.深入品味饱含对母亲敬爱之情的语句；
2.了解母亲的性格和教子的方式；
3.对作者的母亲作一点儿评价。
一、基础部分
1.下列加点的字注音有误的一项是( )
A.质问（ｚｈì） 广漠（ｍ?） ．．
B.野蛮（ｍáｎ） ．
C.掷钱（ｚｈì） ．
D.抽屉（ｄì） ．绰号（ｃｈｕ?） ．摹画（ｍ?） ．嬉戏（ｘí） ．
2.下列句子无错别字的一项是( )
A.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
B.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分。
C.她有时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污辱。
D.如果我能宽怒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3.结合语境解释下列加点词的含义。
（1）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 ．．
（2）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 ．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条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4.找出文中母亲是严师的例子，是慈母的例子，并各用一句话概括。
5.文中画线句体现了母亲的什么心理？行罚时“不许我哭出声来”，为什么？
6.“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在文中结构上有何作用？
7.概括上文的中心意思。（用原句回答）
8.评论作者母亲教子的方式。
二、提高部分
阅读下文，完成9~12题。
跟陌生人说话
刘心武
有一次，我和父母回四川老家探亲。在火车上，同一个卧铺间里的一位陌生妇女问了母亲一句什么，母亲就热情地答复起来，结果引出更多的询问，她也就更热情地絮絮作答。急得我用脚尖轻轻踢母亲的鞋帮，母亲却浑然不觉。
母亲晚年有段时间住在我家，有时她在附近街上活动，那跟陌生人说话的旧习依然未改。街角有个从工厂退休摆摊修鞋的师傅，她也不修鞋，走去跟人家说话，那师傅就请她坐到小凳上聊。他们从那师傅的一个古旧的顶针聊起，俩人越聊越近；原来，那清末的大铜顶针是那师傅的姥姥传给他母亲的，而我姥姥也传给了我母亲一个类似的顶针。聊的结果是那修鞋的师傅认了我母亲为干妈，而我母亲也把他带到我家，______（A.仍然 B.俨然）亲子相待。我和爱人孩子开始觉得母亲多事，但跟那位干老哥相处久了，体味到了一派人间淳朴真情，也就都感谢母亲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丰盈的乐趣。
现在父母去世多年了。母亲和陌生人说话的种种情景，时时浮现在心中，____（A.浸润B.滋润）出丝丝缕缕的温馨；但我在社会上为人处事，仍恪守着父亲那不跟陌生人说话的遗训，即使迫不得已与陌生人有所交谈，也一定尽量惜语如金，礼数必周而戒心必张。
前两天在地铁通道里，听到男女声二重唱的悠扬歌声。走近歌唱者，发现是一对中年盲人，我想等他们唱完最后一句再给钱。他们唱完，我向前移了一步，这时那男士仿佛把我看得一清二楚，对我说：“先生，跟我们说句话吧。我们需要有人说话，比钱更重要啊！”
我举钱的手僵在那里，心里涌起层层温热的波浪，每个浪尖上仿佛都是母亲慈爱的面容??母亲的血脉跳动在我喉咙里，我意识到，生命中一个超越功利防守的甜蜜瞬间已经来临??（原文较长，有删改）
9.根据文意，从文中括号内为它前面的空白处选择恰当的词。
10.“我”跟陌生人交谈时，原来是如何设防的？用原文中的3个四字词语作答。
11.本文有明、暗两条线索。明线是母亲跟陌生人说话，暗线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本文表达了作者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人际关系的呼唤和渴望。
试一试
13.阅读下面这首小诗，补写第二小节的空缺内容，使之与一、三小节保持连贯。
小时候，母爱融在乳液里，
吮着它，香甜甜。
上学后，母爱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长大后，母爱藏在枕头里，
枕着它，爱意绵绵。
参考答案：
一、1.D（ｔｉ ｘī）
2.A(B.份；C.侮；D.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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