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2016年青海教师资格人音版小学音乐教材中国作曲家(11)
2016年青海教师资格人音版小学音乐教材中国作曲家（11）
32.顾冠仁(1942—)：生于江苏海门，1965年肄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历任上海民族乐团团长、艺术总监，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现为上海市广播影视艺术创作中心签约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民族音乐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荣誉会长。顾冠仁的作品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是要作品有：琵琶协奏曲《花木兰》、《王昭君》、合奏《东海渔歌》(与马圣龙合作)、《春天》组曲、《星岛掠影》、《将军令》、《大地回春》、《梅花引》、《在那遥远的地方——西部民歌主题组曲》、《可爱的玫瑰花——西部民歌主题组曲II》;乐队协奏曲《八音合鸣》;二胡协奏曲《望月》;中阮协奏曲《塞外音诗》;合唱与乐队《妈祖香赞》(黄莹词);弹拨乐合奏《三六》、《驼铃响叮当》、《喜悦》;江南丝竹《春晖曲》、《绿野》;小合奏《京调》、《苏地漫步》;重奏《激流》、《江南风韵》;乐队与朗诵《琵琶行》、《兵车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 顾冠仁还活跃在民族乐队的指挥舞台上，先后指挥台北市立国乐团、香港中乐团、新加坡华乐团、澳门中乐团、台湾实验国乐团，成功地各种类型的专场音乐会，还指挥上海民族乐团完成了各种重要演出任务;2003年，顾冠仁受聘为台湾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客座教授。
教材中的作品：五年级⑩第六课聆听《京调》。
33.臧云飞(1952-)：着名音乐制作人，军旅作曲家，编曲配器大师，北京军区臧云飞政治部战友歌舞团一级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代表作品《一二三四歌》、《当兵的人》、《珠穆朗玛》等。山西省太原人，1969年入伍，1979年起在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从事音乐创作，创作的多首歌被多位名家唱响。
正式发表的第一首歌，是韦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边舞边歌的《一二三四五六七》。 阎维文热情高歌《一二三四歌》(获第三届解放军文艺奖);
刘斌在首体高唱《当兵的人》(获第四届解放军文艺奖);
国庆45周年节日的天安门广场十万人欢歌《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彭丽媛在抗洪大堤上高唱《我的士兵兄弟》，在西藏布达拉宫前高歌《珠穆朗玛》(获国务院文化部文华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宋祖英和战士们一起演唱《东西南北兵》(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刘小娜载歌载舞《士兵小唱》(获全军创作一等奖);
张薇薇、张丽丽迈着正步和女战士们一起唱《军中姐妹》;还有《女兵》(获军歌大赛金奖)、《驻香港部队之歌》、《驻澳门部队之歌》、《听党指挥歌》和《爱军习武歌》等等。
教材中的作品：五年级⑩第七课《友谊》中的聆听《我的朋友在哪里》。
34.郭峰(1962-)：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艺术家庭。父亲郭科会，山西原平人，着名军旅作曲家。从小受父亲影响开始学习音乐，3岁学习钢琴，13岁考入四川艺术学校(现在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钢琴系，18岁毕业留校继续任教，经历了18年钢琴演奏生涯。他14岁发表了第一首创作歌曲《月光》，18岁时便成为中国音乐家学会中最年轻的会员。1983年任职
于四川省电视台、负责音乐、作曲和编辑工作。1985年调入东方歌舞团任专业创作，1988年东渡日本，1991年赴新加坡，1995年回国继续音乐事业。从《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让世界充满爱》《地球孩子》《恋寻》到《心会跟爱一起走》《永远》《甘心情愿》《不要说走就走》，一首首金曲铸造了经典。
中国原创音乐开路人，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发起第一人，2008北京申办奥运会音乐第一人，被“东方时空”誉为东方之子的流行音乐第一人，集词、曲、编曲、制作、演奏、演唱、策划、导演于一身的全方位音乐人。
教材中的作品：五年级⑩第七课《友谊》中的歌曲《让世界充满爱》。
作曲家郭峰一直把自己的创作与体育紧密相连，他以“让世界充满爱”为标题，创作了一组歌曲，共三首，都是以“和平”、“友谊”为主题，反映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对友谊的珍爱，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信念。
35.刘欢(1963-)：流行歌手、着名歌唱家。1963年8月26日出生于天津的一个教师家庭;1981年至1985年就读于北京着名的政治外交类高校国际关系学院，攻读法国文学专业;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主要教授《西方音乐史》等课程。1985年夺得北京首届高校英语、法语歌曲比赛双料冠军。也从此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进入流行乐界后，刘欢每年均有畅销单曲推出，如《心中的太阳》、《弯弯的月亮》、《亚洲雄风》、《花落花开》、《人生第一次》等歌曲，均以其磅礴之气势、炙热的演唱情感与技巧，带给听者绝大的震撼与感染，也表达了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广大听众的共同情感。他大量的作品成为了街知巷闻，人人会唱的百姓歌曲、时代之音。其中《弯弯的月亮》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流行音乐最具经典意义的作品之一。他演唱的很多歌曲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其创作和演唱的作品多次获奖。主要歌曲有《少年壮志不言愁》、《千万次的问》、《弯弯的月亮》、《好汉歌》、《从头再来》等，深受广大群众喜爱。早在1987年的抽样调查中知名度就已达87%，自1985年夺取首都高校英语和法语两项歌曲大赛的冠军以来，一直屹立于歌坛之巅，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流行歌坛“大哥大”。北京2008奥运会开幕式上，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主题歌《我和你》。
刘欢多次荣获全国各地电台、电视台举办的各种评比及排行榜“最佳男歌手”、“最受欢迎男歌手”、“最有成就男歌手”等称号;应邀先后出访过法国、新加坡、日本、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奥地利、美国、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厄瓜多尔、摩纳哥、罗马尼亚、香港、韩国、俄罗斯、德国、英国、希腊、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应邀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首都着名高等学府进行音乐专题讲座。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刘欢的媒体曾经毫不吝啬地为他冠以各种各样的美名：“中国歌王”、“中国流行歌坛第一人”、“中国主流音乐的教父级人物”.“中
国流行乐坛的一面旗帜”.“流行乐坛的常青树、不倒翁”“着名歌唱家”、“流行音乐家”等等，多年的磨砺使刘欢历久弥新，他甚至成为“确保演出品味和档次提升的标志”。
教材中的作品：五年级⑩第三课《幻想》中的聆听歌曲《天地在我心》(刘欢词，郑方、刘欢曲)。
36.段时俊(1925-)：中国作曲家。1925年11月5日生于四川省井研县。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艺系音乐理论作曲专业。先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化部电影局音乐处、电影音乐创作所、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任职。曾为五十余部美术片及多部纪录片作曲,其中《风筝》、《渔童》、《人参娃娃》、《金色的海螺》、《东海小哨兵》、《鹬蚌相争》、《熊猫百货商店》、《怕羞的黄莺》等影片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还创作了几十首儿童歌曲。
教材中的作品：一年级①第四课《可爱的动物》中的管弦乐《快乐的小熊猫》。
37.史真荣：中国福利会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儿童音乐作家。他的作品形象鲜明、旋律优美。其代表作品《龟兔赛跑》是为儿童编写的一部童话故事音乐，并由作者编写了说明词。这是一部由大管、单簧管主奏的管弦乐作品，完成于1959年，并在1960年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首次演出。演出后，深受儿童们的喜爱和欢迎，于1962年出版总谱并灌制了唱片，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国少年儿童管弦乐欣赏教材的主要曲目之一。
教材中的作品：二年级③第九课《美丽的动物》中的管弦乐《龟兔赛跑》。
38.叶佳修：台湾校园民谣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创作的青春校园歌曲，深受广大中小学生的喜爱。在台湾，叶佳修被称为“乡村田园歌谣始祖”，是上世纪8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之一。1979年，由他作词、作曲、主唱的首张专辑《叶佳修》，在“民歌时代”首开流行乐坛全能派歌手的先河。从叶佳修歌曲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的音乐风格，很多作品都在写乡村、写风景，而且叶佳修笔下的田园风光是如此的美，美得令人心神俱醉。代表作有《乡间小路》《外婆的澎湖湾》《踏着夕阳归去》《思念总在风雨后》等。
教材中的作品：五年级⑨第四课《可爱的家》中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
中公讲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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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高雅艺术进校园
“高雅艺术进校园”
——记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走进海大演出 本站讯 “走近大师，感受经典，陶冶情操，提高修养。”11月2日晚19：00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走进海大专场文艺晚会在体育馆精彩上演。市委领导、中国海洋大学各级领导、中国东方演艺公司领导代表出席了本场晚会。晚会是由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共同举办的“2010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青岛站专场演出之一，本着提高学生艺术修养，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宗旨，呈现了一台视觉盛宴，在海大学子中引发强烈反响。
晚上19：00,伴随主持人游晴、淮子伦款款走上舞台，晚会正式拉开帷幕。首先，中国海洋大学党委副主任张静教授和中国东方歌舞团团长徐丽桥女士分别为晚会致辞。张静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海大的历史，介绍了海大校园文化的建设成果并表达了对东方演艺公司促进大学生文化素养所作出贡献的感谢。徐丽桥女士在致辞中阐释了本次活动的意义，并为海大献上了美好祝福。
在象征和平与欢乐的舞蹈《五洲畅想》中，演出正式开始。演员们伴随着各大洲不同风格的音乐展现了各大洲不同的风土人情。“中华民族豪情万丈??”东方歌舞团的年轻歌唱家纪红的一曲《吉祥颂》引来台下的掌声阵阵。东方歌舞团的一支特色乐队“三加一乐队”演绎了世界各地不同风格的乐器以及特别的演唱。当萨克斯歌曲《回家》想起，熟悉的旋律的旋律惹来台下阵阵欢呼。而三种乐器模仿清晨竹林的鸟叫声更是惟妙惟肖。当主持人淮子伦演唱个人全新单曲《爱你，
在你离开以后》时，全场观众用手机充当荧光棒，随音乐挥舞，舞台上下的互动营造了温馨的氛围。以演绎亚非拉歌舞著名的东方歌舞团也为海大学子带来了印度舞蹈《蒙格尼》及朝鲜舞蹈《铃铛》。当胡雁演唱的《Time to say goodbye》的前奏刚刚响起，全场顿及爆发热烈的掌声，她的高音更是博得台下的惊呼。随着一曲《蝴蝶泉边》，舞蹈《吉祥孔雀》凭借舞姿，服装、灯光的配合，使得台下观众掌声连连。据悉，该节目是东方歌舞团为07年中俄文化年特意编排并为中俄领导人演出过得经典之作。歌舞团著名男歌手崔京浩的《烛光里的妈妈》声情并茂，在演唱过程中，崔京浩走下台来，与观众互动，引得全场欢呼。一曲结束，他更表示了对天下母亲的感谢。
压轴节目是由东方歌舞团副团长郭蓉带来的《长江之歌》以及她的代表作《红旗飘飘》，激情的小题琴演奏、台上台下的齐声演唱都将晚会气氛推向了高潮。
伴随着中国海洋大学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互赠礼物，晚会渐渐落下帷幕。精彩的晚会虽然短暂，但它在提高大学生艺术修养、弘扬民族文化方面的贡献定将长期存在。
校会新闻部：王景 2010-11-2
篇三：纪念那些年的摇滚老炮
《记念那些年的摇滚老炮们》
作者: 蚊子大师 整理：文丰山居士崔健篇
说起国内摇滚乐，崔健是个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人物，被奉为大陆摇滚之父，就如台湾的罗大佑一样是开启一个音乐时代的风云人物，不同的是罗大佑以前是牙科医生，跟音乐没一点关系，崔健则是在北京交响乐团吹小号的，有过从业经验，起码没有跳出一个圈到另一个圈，同样是搞音乐，如果崔健没有那么一颗不肯安分的心，可能现在还在体制内吹小号，如果安分守己，可能级别是团长或者更高级别的管理层人员，那么很多人就听不到那首著名的《一无所有》了。相对于普遍对这首歌的认知，《一无所有》其实是一首西北风，西北风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音乐流派，带有强烈的陕北山西一带的信天游风格，特点就是嗓音高亢，歌词比兴色彩浓烈，而信天游狭义上又属于更广大地域大西北的源远流长的“花儿”,这么讲着可能有点远了。但《一无所有》的面世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个跟风的产品，那时候西北风的歌曲太火爆了，范琳琳《我热恋的故乡》、、杭天琪《黄土高坡》（其实原唱是范琳琳）、胡月《走西口》等等。这么说吧，那时候电视台少，而娱乐节目如果出现了以上那么几个歌星来唱一首，那简直比现在的春晚还热闹。《一无所有》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创作出来的，你说它是实验产品也罢，说它是跟风凑热闹也罢，《一无所有》无可救药地火了。不同于其他西北风歌曲就地取景般歌词，《一无所有》几乎就是直抒胸襟：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噢~噢，你何时跟我走？噢~噢~噢，你何时跟我走。西北风在这样直白现实的歌词里显示出来了一点摇滚意味。
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是：唱歌嘛，一定要字正腔圆，起码咬字要要得很清楚，鼻音不能重，起码能唱到两个八度上去。很显然崔健大部分特质都不大符合，他的歌曲里似乎超过两个八度的音也很少。最主要的是他的咬字太不清楚了，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把歌词唱的这么不清楚的歌手为什么还要红，再如周杰伦，吐词也是很含混不清，而且依旧很红。仿佛音乐开了很多听众的玩笑，其实呢，这就像吃饭一样，大家吃惯了家常便饭，偶尔来盘“猛料”便会使人眼前一亮并且变得乐于接受。但这也只限于在大家吃惯了的情况下，如果现在每个歌手都是一副周杰伦般的唱腔，恐怕这将是华语乐坛的一场灾难，世界音乐历史发展的重大挫折了。于是乎，崔健在最恰当的时间出现了，并且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其实更多人忽视了这个摇滚萌芽出现的历史背景，《一无所有》首次公开出现在1986年的北京首都体育场上，那是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手演唱会上，崔健一袭藏蓝色长衫打扮，其实就是个罩袍，是他乐队队友父亲冬天套棉袄穿的，上台时候即兴穿了上去，而且有一只袜子还套裤脚上了，让人看上去仿佛是故意把裤腿弄得一高一低似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完全是没注意，那时候还没戴棒球帽，以后戴棒球帽估计是因为严重谢顶才戴的，发型是原生态的长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找崔健早期的照片，当时的发型也是那样的，如果一个月不洗估计效果更好。崔健上场顺序比较靠后，共108个歌手，他是当晚30个歌手里倒数第三个上台的，本来节目送审的时候，有人就担心这首歌是否会带来不良影响，当时负责演出的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看了看歌词，觉得还还不错，比较向上，就
拍板同意演出，这样崔健才上了大名单，但一上台那造型就引起很多观众注意，那时候没人认识他，但行头特异，套用鲁迅的话就是站着唱歌而穿长衫唯挎着吉他一的人，再吼完你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后，看台上一片寂静，继而开始了寥落的掌声，仿佛那种期待已久的声音终于出现了，一曲终了，观众掌声雷动，热烈而持久掌声让崔健格外满足，险些又唱了一首。但是现场观看演出的一名高官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荣高堂先生就不乐意了，吹胡子瞪眼地说:怎么把这些牛鬼蛇神都请来了！然后愤然离场，陪坐的其他领导也陆续退场表达了对大领导的支持。按说这回该王昆坐不住了，把领导都气跑了那还了得，结果人家王昆很淡定，因为她老公当过文化部代部长，比那体委主任高了不只半级的水平，即便是体委后来改为体育总局级别仍旧赶不上文化部。之后崔健曾在多个场合都对王昆的提携和帮助表示十分感激，这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崔健在有了点名气之后，已经起了了很多有关部门的关注，按说唱歌这个事应该是文化部或者相应级别的文化管理部门管理，起码起个指导和规范作用，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该管的、不该管的、主抓的、捎带手抓的、甚至一点边挨不着的各种部门，对这种新生事物戒备心理很强，总之，仿佛总有一双黑手在抓着崔健的衣襟，不让他随便折腾，各种演出申请就开始频频被拒，有说法是在87年的一场演唱会上崔健唱了首摇滚版的《南泥湾》，还删减了部分歌词，引起有关部门的严重重视导致的。也有说法是92年天津演唱会上集体斗殴事件导致的，总之在92年后一直到2005年在首体的与老东家北京交响乐团联袂献艺，这14年期间， 虽然也有过小规模的，比如大学校园内、小剧场里，但是大型的演出基本绝迹。
其实崔健本人从未接到过任何形式的禁演通知，就仿佛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禁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放似的，崔健又平稳着陆，坊间传说一个事是:在这十几年间的某天崔健的经纪人去北京市级的演出审批部门申请演出，办公室里茶水、报纸一应俱全，办事员同志一本正经地告知：瞧见了吗？这有文件呢，崔健这事成不了。同时用手使劲地往桌子上戳了戳，桌面玻璃下面赫然压着盖着鲜红大章的文件。其实这个办事员也是崔健的歌迷，私底下还去听过好几次崔健的演唱会。但是这种禁止也仅限于帝都地区，出了帝都便是广袤的群众海洋，各地的演艺机构往往对来自帝都的文化艺术从业者都是仰角看人的，所以崔健得以在除了帝都地区以外的广大演出，传播他的摇滚文化，演唱着《解决》《让我在这片雪地上撒点野》等吐字不清之集大成者作品。但是外围演出也不是那么好混的，那时候还是要向当地申请许可证，有时当地政府领导被那些高大上的演唱会名目迷惑而派若干领导去参加，本以为是公益性质宣传正能量的演唱会，结果到了现场才知道，那叫一个乱，而崔健又是个极能煽动歌迷情绪的歌手，那氛围热闹起来，踩坏几排椅子还是小事，闹不好都能打起来，让现场维持秩序的安保部门和主办方叫苦不迭。现在我们看演唱会总会看到很多穿制服的真警察在维持秩序，你不能随便站起来，站起来就能带动更多人站起来，后面的看不到了就容易往前挤，都挤前面去了又容易发生踩踏，当初在北京开演唱会时，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张良基亲自挂帅，说以前没有这种任务，要搞试点。是啊！那时候观众很老实，让坐着看没几个站起来看的，更没有使劲往前挤的，崔健那演唱会就不行，搞不好事态就不好控制，所以亲自挂帅，台前几个人，观众席几个便衣，后排几个人，出入口几个人，很正规，有站起来又情绪很高涨的，如何有技巧地按下去，有突发时间怎么处理。安排得很细致。但是民警们白天忙了一天了，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抵触情绪很大，所以演出方很自然地提出要付费，这样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从此也开启了商业演唱会有偿安保的先河，一直到现在。所以说，崔健的演唱会也对我国的商演安保的
规范化、系统化和商业化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那是在1990年，崔健以为北京亚运会筹集资金为名义在全国八个城市进行巡演，那届亚运会资金需求在25亿元左右，而北京当时各项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又很薄弱，这时崔健就找到了主管部门说这样，我去巡演，赚的钱给你们，你们给我开路条，也就是演出许可证，主管部门一听还有这好事，就同意了。演唱会名字依旧很高大上，就像现在，一个办公室的人要出去下顿馆子，总得有个名目，比如说小刘考驾照科目二顺利通过要出去吃，小李新租了个房子，带暖气且房租还比原来要便宜也要去吃，再比如小张喜得千金更要去吃，虽然以为会生个男孩。终极目的就是吃一顿，但形势上还得有个名目，不然吃喝无名，不但浪费了钞票，报销也成了问题。崔健的为亚运募捐巡演就是这样，唱的歌跟亚运没一点关系，崔健唱到动情时依旧号召台下的人站起来听，但是演到第四个城市武汉时出了问题，那时候每一个城市至少要演上两场的，有的还是三场，在武汉的第三次演出时，票都售罄了，临到开演了，突然接到通知说不让演了，当然对观众不能这么解释，只能说什么天气原因啊、设备故障啊之类的。当然票是一定要如数退还的。在中国这个地界，一旦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那是相当严重的事，首先主动注意你了，然后再强势介入，简单的问题就复杂了，崔健一行人回到北京，有人告诉他上面不让演了，然后又神秘兮兮的走了，连赚了多少钱的事都没问，后来还是崔健他们自觉，主动把演出所得的30来万上交了，更诡异的是，这30来万被当做税费给收缴了，既然都是税，那么收入哪里去了？崔健后来自己都觉得很诡异，说起来都十分好笑。以后时局更加艰难了，演出许可十分难以申请，很多次都是‘今不能详说的原因’才申请成功。其实也很好理解写那些回忆文章的乐评人，如果要详说，必然涉及到当事人，这些当事人里定然有那些拍板决策的吃皇粮的，既然要求人办事免不了迎来送往，也免不了吃拿卡要，虽然事办成了，其中的曲折、辛酸，恐怕也只有那些当事人才说得清楚，既然人家帮忙了，你也总不能过河拆桥，反咬一口，更不能把细节公诸于众，你不要影响，人家还怕影响呢，这样以后办事谁还敢帮你？国人的人情世故可窥一斑啊。连向来以独立、敢于向一切事物死磕的摇滚圈也不能免俗。所以当有朋友说国内的摇滚跟国外的没法比时，我是坚决反对的，固然国内的摇滚乐队的水平、造诣、影响力、商业化跟国外一些有名气的乐队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你要看它的生存土壤，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那么摇滚乐队何尝不是？他们的师承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受国外各种音乐流派影响，国内在这之前有什么现代音乐吗？似乎只有歌剧白毛女和各地方戏曲吧。再往前推似乎也只有那些如周璇、阮玲玉、上官云珠之流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吧。80年代中期，国内能接触到国外摇滚乐、爵士乐、流行音乐的也就曹钧、曹平兄弟俩、栾树几个人，能拿到国外原版的唱片、磁带、音乐书刊，都不是一般人家，那时候北京的曹氏兄弟那都是第一手的音乐资讯集散地，因为没别的地方能搞到这东西。栾树也是在初中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这些东西，关于他的故事我会在后篇讲到。也就是说，能得到这些资讯的人家都是不简单的，至少都有点海外背景或者亲戚啥的。在这么贫瘠的音乐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乐队，其艰难情况可想而知，除了自身的音乐信仰、过硬的的专业素质、个人对音乐的不同理解和解读，在严重缺乏资讯、主流社会的不认可、群众土壤并不深厚的当时，一直发展到94香港红勘中国摇滚新势力演唱会这个里程碑为止，说句老实话，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多少乐手在那个阶段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去参加个演出只能借两块钱连吃饭带坐公交竟然够了，钱还不能多借，多借人家不一定同意，自己能也不一定有偿还能力，少借就不用还了。管谁借呢？管那些粉丝借，一者那时
候粉丝很多是学生，有点生活费，二者，他们也乐于借给乐手点钱拉近关系。所以当年摇滚圈里借钱基本都是这样的，都穷成这样了，还能再去要求他们点什么？ 所以我们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即便再不入您法眼，他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土音乐，虽然成长得不那么规范，但是那股子顽强生长的韧劲儿着实让人钦佩。
曾有记者问崔健是否是这种禁演才成就了他今天摇滚音乐教父的地位，崔健说他从未收到过任何形式的禁令，也否认了是被禁导致他的大红大紫。个中因由，恐怕也只有崔健自己才能体会出来。但是作为观众或者听众，这个记者所问的问题，往往又是第一手印象，或许崔健的否认是一种世俗的妥协，又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作为从部队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一如和王朔、姜文、冯小刚等人一样最终都走到了从事文艺创作这个道路上来，而他的歌从8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影响了几代人。
崔健最早的乐队是七合板乐队，那是在84年11月正式成立的，最初其名成员均是北京交响乐团的成员，成员也从三人发展到七人，当然全部是乐团的人，后加入那几个大部分是搞民乐的。如果去考证崔健何时开始在交响乐团供职的话，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信息，比如，在七合板成立前的1984年春，崔健就发了一盘专辑了，那盘磁带完全跟摇滚乐没一点关系，用当时他的制作人的话来说就是扒磁带。在当时的北京交响乐团的崔健是乐团里吹小号的，所以我们有时看崔健的演出视频，经常会出现他眼罩红布，手拿小号站着鼓着腮帮子吹号，这几乎是他的标志性动作。弹吉他应该是自学的，技术咋样，因为非专业人士，笔者不予置评。不同于其他接地气自然生长出来的乐队，崔健一开始的音乐道路，充满了体制的味道，七合板乐队的七名成员都是交响乐团的成员，乐团搞器乐的人才最不缺。一般来讲，一个乐队起码要有主唱、吉他、鼓。规模更小的主唱兼吉他，然后一个鼓手就俩人就能组个乐队，没有鼓手的那叫组合，比如羽泉、水木年华、动力火车等等。键盘、贝斯、辅音吉他、单簧管、萨克斯风、长笛、民乐都不是必要充分条件。从此这七个人，各司其职，就开始了演出生涯，当初都是以翻唱为主，原创的作品很少，而且乐队风格也不是摇滚乐，基本是翻唱流行乐、奥斯卡金曲什么的，乐队没有统一稳定的风格，完全是市场自由导向，哪首歌好听就翻唱那首。期间崔健又出了第二盘专辑《浪子归》就是这个类型的。后来乐队的演出多了，有了一点影响，几个人在工作上也出了点问题，起码考勤就不行了。有时候排练晚了或者演出超时了就会影响休息，影响休息就影响上班了，然后领到就不愿意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几位体制内成员，整天放着班不好好上外出去搞三产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那个年代还不是停薪留职的高潮，住个宾馆都要开介绍信，偶尔出现个别现象都是有着极大的私人原因的。后来领导发话了，要么好好上班，要么失业，几个人妥协了，崔健选择了不妥协，当然后面的事有很多版本，有的说崔健是被开除的，崔健后来承认自己是被劝退的，也就是名义上比开出的好听点。总之崔健离开了他赖以生存的交响乐团，1986年夏，他和几个同事的七合板乐队也寿终正寝了，整个乐队的存在时间只有两年半多的时间，但是还是出了一盘专辑，这也是崔健承认的自己的第一盘专辑，以前的都不算。 七合板解散后崔健来到了ADO乐队，同来的还有七合板的刘元，崔健的同事，也辞了职，跟崔健一块搭伙。刘元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在国内爵士乐领域他敢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他多少年了，除了跟崔健跑东跑西，还在北京开了个爵士乐咖啡馆叫CD club，这个地方堪称中国爵士乐的绝对现场，也就是说这里的爵士乐不一定是最好听最正宗的，但绝对是最火爆的。刘元经常还自己上去吹个萨克斯风、单簧管什么的，近期似乎又有新店开张。前一阵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上来一个挎着贝斯的歌手，他就是1994年到2004
年间任崔健乐队贝斯手的张龄，谢顶已经很严重，不得不戴个帽子上去，一个1967年生人的摇滚老炮，现在对爵士乐情有独钟，上台唱了几句，惹得周华健和刘欢就蠢蠢欲动了，杨坤也一惊一乍的，几乎在同时三人一块拍响了红按钮，刘欢立马就愣住了，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是你？然后就边摇头边笑，笑完了摘下黑框眼镜擦泪，张岭在台上还是很恭敬地喊了声刘欢老师，刘欢连连摆手说不要叫我老师，不要叫我老师，然后对着麦克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介绍，说张岭是国内最好的贝斯手之一，那时候刘欢是不自觉地就占了起来，惹得其他三位导师也站了起来，连没有按红按钮的蔡健雅也站了起来，算是对这样一个摇滚老炮的致敬，周华健是国民歌王，还是说了几句客套话，而杨坤则很知趣地选择了三缄其口，因为他知道，在张岭面前他还是小字辈。这个ADO乐队很有意思，有两名乐手是国际友人，是某大使馆的两名雇员，一名是来自匈牙利的贝斯手巴拉什，一名是来自马达加斯加岛的吉他兼主唱艾迪，崔健来了之后由他担任主唱兼辅音吉他，乐队其他成员还有鼓手刘效松，刘效松呆了很短的时间，后来换成张永光（即著名的鼓手仨儿，很多摇滚现场都曾有他的身影），刘效松和仨儿都是国内顶尖的鼓手，不光是架子鼓，笔者还在《我是歌手》节目中见到刘效松现场打奏康加鼓，很有那么点鼓贯中西的意思。（现场还有著名的香港贝斯手单立文，其实他更为人熟知的是几部香艳电影角色，不知芒果台很少给他特写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仨儿是国内知名的sessiondrummerproducer和arranger，具体什么意思，笔者英文水平浅陋，就不献丑了，估摸着就是什么鼓乐器编配专家什么的。仨儿还是女摇滚乐手姜昕的现任老公。刘张两人在现在的中国乐坛均是知名的打击乐手，打击乐手可不仅仅是会打架子鼓，通俗意义上讲，基本上各种鼓、敲打起来带响的乐器都可以称之为打击乐。有朋友问那扬琴算是打击乐吗？笔者郑重的告诉你那是民乐，具体来说是弦乐，跟琵琶、二胡、三弦、阮是同一大类的本土乐器。贝斯手后来换成了刘君利，现在也是个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在北京也有一家爵士乐酒吧，似乎影响力没有刘元的CD CLUB大，原贝斯手巴拉什不知是不是回国去了，自此杳无音讯，不像艾迪到现在还是崔健乐队的主音吉他手。笔者分析认为，因为两人所供职的是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艾迪是马达加斯加人，巴拉什则是如假包换的匈牙利人，这就涉及到一个工作关系或者合同编制的问题，艾迪可能真是雇员，也就是临时工，但是巴拉什就真有可能是正式职员了，属于体制内成员，当然了，肯定达不到参赞、大使那个级别，应该是个低级文职人员，不然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搞音乐，或许是某一天他的祖国传来召唤说巴拉什你驻外工作期满可以回国了，巴拉什就回去了，相反艾迪就没那么多限制了，不是匈牙利人，没正式编制，职务没准就是个司机或者大厨，合同到期了就留在北京了，一直到现在二十来年了，依然是老而弥坚。乐队键盘手是庄飚，这个人背景那是相当深厚了，他爸就是著名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也是中美乒乓球外交的排头兵，就是庄则栋在大巴里把一块杭州织锦送给了来搭便车美国运动员科恩，继而打破了两国外交坚冰，这一举动在当时国内还处于文革时期的背景下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如果说没有有关部门或领导的首肯，我想庄则栋即便是再古道热肠也不敢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当筹码的，后来庄则栋回国后任国家体委主任，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退下来，还被关了好几年审查才放出来。庄飚的的母亲是当时著名的钢琴家鲍慧荞，著名到什么程度呢？在1956年，时任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到访中国，在有周恩来总理作陪的音乐会上就是鲍慧荞弹奏的著名波兰作曲家肖邦的代表作《降B小调谐谑曲》，一般水平的组织部门能让他上吗？所以庄飚打小的生活环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四岁开始练琴，当然是电子琴，钢琴太高够不到，而电子琴和那时候乐队的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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