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五四”时期婚恋小说中的觉悟女性研究
“五四”时期婚恋小说中的觉悟女性研究
汉语言文学专业林根指导教师：江震龙
【摘 要】 “五四”时期有关女性解放问题的讨论是非常活跃的,其中关于女性在婚恋生活中的自由解放是女性解放问题的核心内容，直接的关系到女性的切身利益。本文摘选了三位重要作家鲁迅、许地山、庐隐的小说作品，通过分析研究他们笔下的典型女性人物，来说明女性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不但是要在经济上独立，在人格、理念上也要完全的独立，才能彻底地摆脱女性在根深地固的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形态下不平等、受压迫的社会现象。
【关键词】 “五四”时期；婚恋小说；觉悟女性；研究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学）史上最为重要的革命运动，在一批从先进国家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的提倡与鼓吹之下，“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这个古老的大地上迅猛地扩展开来。其中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约束最深的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是最早被提到的。妇女解放运动包含有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家庭等各个方面的斗争，以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本文将摘选“五四”时期鲁迅、许地山及庐隐等三位作家笔下的各位典型的女性形象，来研究探讨在这个时期女性在婚恋中的思想觉悟。
一
首先“五四”时期作家笔下的觉悟女性大都受到易卜生主义的影响
在“五四”运动时期，一位年轻挪威女性的故事在风靡西方社会后飘洋过海的来到了中国，成为中国女性解放的标榜。这就是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在1879年创作的三幕话剧《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的女主人公 “娜拉”。这个有着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女性，对男权世界的背叛和摔门而走，着实让全世界渴望“平等”、“自由”、“民主”的人为之一震。她对丈夫说的那一句：“首先我是一个人，
[1]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应该算得上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最响亮的口号，由此拉开
了世界女性解放运动的大幕。这个战旗自然被传递到了对人性解放、女性解放思想无比饥渴的中国文学界，于是大量类似于“娜拉”形象的人物出现在小说中。在所有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婚恋自由似乎是与女性的关联最大的，关系到女性切身的利益“婚恋自主是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现实体现，是
[2]最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其中代表性的小说作品有鲁迅的《伤逝》；冯沅君的《卷葹》；许地山的《命命鸟》、《缀网劳蛛》；庐隐的《滨海故人》、《歧路》；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张资平《梅岭之春》及茅盾的《虹》等。总
[3]之，在1921年4月到6月之间的小说创作中“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百分之九八”。而在小说家笔下
的这些女性勇敢坚强，富有反抗精神，在恋爱婚姻过程中敢于向封建势力做斗争，对真爱她们丝毫不惧门第与世俗的牵绊，敢爱敢恨，令人敬佩。比如子君的大声宣告：“我就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
[4][5]涉我的权利”；镌华说出：“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这样惊世骇世的话语；庐隐《滨海故人》中那五位视真爱为生活中唯一内容的女性等等，无疑都是那个西方社会勇毅的娜拉在中国的替身。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受到了娜拉这个戏剧人物的影响，她的反抗精神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女性婚恋解放小说中得到了最大的体现与模仿，当然《玩偶之家》的结
局是开放式的，这就使得在小说创作上有了很大的灵活性。比如庐隐小说《胜利以后》中的沁芝对达到自己理想婚姻后的醒悟；凌叔华小说《绮霞》中绮霞对社会婚恋舆论的妥协；庐隐小说《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游戏人间的悲惨结局等等都是建立在娜拉出走后人物命运变化的思考上的。
其次小说家笔下的中国式觉悟女性又与娜拉在某些程度上有所不同，性格与经历更加的复杂
由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与传统现实和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中西方女性在相同的不平等状态下所面临的环境与问题也是有很大不同的：一、西方社会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或多或少的影响到社会和各个层面。女性的思想与觉悟大致上还是要比较长期受到封建不平等思想灌输的“认命”的中国女性来得先进。如《玩偶之家》里的娜拉，她本身就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思想里必然也会有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观念。所接触的朋友林丹太太就是在职场上生存多年的女性，从林丹太太身上看到的自食其力、用奋斗多多少少可以摆脱一些对男性的依附的现实，对娜拉来说产生的影响总是会有的。而中国的女性所面对的环境却是强大的封建宗法制度的氛围，就像在鲁迅的小说《离婚》中，爱姑所面对的以七大人为首的强大的封建势力。在这样的势力密不透风的包围下，使爱姑这样性格无比刚烈却还不能算是觉悟的，还没有想拿起武器抗争的女性都被骤然闷杀了。二、在结局上，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纯商品经济的社会，女性的出路还有一些渺茫的希望成为职业女性。而中国的女性在那个时期面对的是封建思想根深地固的社会，女性一般如果没有出众的才能不大容易成为职业女性，反抗的结局往往是十分悲惨的。比如鲁迅笔下的子君。在鲁迅他唯一的一篇爱情短篇小说《伤逝》中，子君这个人物无疑是个典型的人物。她果敢、坚定，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她不顾一切像娜拉一样喊出一句
[6]“我就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被赶出家门也在所不惜。然而同居后，她渐渐地
变成了麻木不仁、庸庸碌碌、无病呻吟，失去表达能力的人，一位进步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最终沦为了传统的家庭主妇。对于这篇小说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名目繁杂。在满纸的哀伤、压抑中，作者表现了一对受到“五四”自由思想熏陶的青年知识分子勇敢的私奔、同居的生活经历。这是一部出人意料的小说，一来是以擅长攻击性语言见长、无情揭露国民劣根性文章而闻名的作者突然间用第一人称写下了一部充满无助、绝望、哀伤的小说；二来这部小说“从在整体叙事上，在人物的塑造与情节铺陈中，存在着明显的叙事破绽与逻辑缝隙”，原本自豪地呐喊出高亢人生宣言的“四有新人”子君，却在同居后判若二人，原因是什么？经济上的原因？还是子君自身的性格原因？似乎都无法俱全。笔者比较赞同的是林丹娅女士的观点，即古典小说中“私奔”模式对鲁迅创作这篇小说的影响。鲁迅是在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他自然会觉察到传统小说中有关于大多数男女青年私奔后的悲剧结果。古典小说中的私奔情节，从深入的讲无非还是以男性为主导，为了满足情欲，终将止于情欲。而私奔中的另一方女性，完全是被动的，不过是男性情欲宣泄的用品，结局无非是始乱终弃。鲁迅把这种中国古典小说里的男女所追求的“私奔”及结局经过“混沌”式的加工后，移植到他的这部悲剧小说中。经济问题固然决定了妇女对男性的依附与束缚，但是作为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的子君来说，经济问题不是产生悲剧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原因。涓生在得到她后，情感上的厌倦以及潜意识中的男性控制权让他心灵内处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厌倦、失落、压抑的情绪占据着脑海，这是一种“自我婚恋”失去支配后的遗憾，加上工作上的失败，使他终日沉沦、郁郁寡欢，把心中的郁懑发泄到子君身上。而子君在私奔同居后，平淡的生活让她感觉到失去对人生的支配，整天都被框进了木偶式的家庭劳作中，这是她这样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在决定冲破旧式家庭，奔向自由婚姻时意想不到的。所以她变成了另一个模样，变成了自己都看不起的家庭主妇。在涓生充满贬损语气的请求宽恕下，在充满训导意味的忏悔之下，她只能无语的面对，直到压抑到再次离开家庭，又回到原来的封建式的家里去，当然回去的结局只能是在“无爱”和“冷眼”中死去。这是个女性解放的悲剧，也是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悲剧，原因很多让人费解。鲁迅把很多的因素杂糅一起，写在了一篇短篇小说中，所以显得非常的深刻。 [7]
再者中国传统的文化与宗教思想以及对外来文化宗教的包容，为小说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题材
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大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的影响，在描写妇女婚恋自由为题材的作品时充分地利用了传统文化与宗教思想来解决女性个性解放的问题。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许地山两部短篇小说《命命鸟》和《缀网劳蛛》。《命命鸟》以一对缅甸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男女青年最终在佛教
思想感召下双双殉情为结局。小说在写法上文笔细腻、节奏明快，文中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与语言描写，充分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敏明的聪明、果敢；加陵的善良、忠诚，都跃然纸上。在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的同时，安详、纯洁、轮回的佛教思想贯穿全文，整篇小说都充满着宣扬“涅槃是最快乐”的佛教精神。结局对于读者来说是悲剧的，可是对于微笑着、幸福着殉情的男女主人翁来说，却似乎还算是一种解脱与超然的结合。在这部小说里敏明的死与子君或其他作品中悲惨女性的死是不一样的，她是作为一个真正女性，为了尊严，向着自由去死的，安详而又充满了向往。许地山的作品似乎期望用宗教做解药，来解决那个时代渴望自由的人生。当现实充满黑暗，无法突然重重的包围的时候，宗教带给人们的虚无的希望，只能是人们唯一的归宿了。而《缀网劳蛛》这部短篇小说，就写得更加精彩了。通过女主人公尚洁的故事，作者充分的在小说中阐述了自己的人生哲理：坚韧自强的同时又顺其自然。从表面上看尚洁有一种“安命”的思想，她顺从命运的安排，不太符合娜拉那种刚烈的性格，也没有表现出反抗的精神。但是正如杨义所说：尚洁是用“爱的哲学、爱的宗教去感化她的丈夫的娜拉”。从尚洁与史夫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具有一种反抗世俗的精神的，并不惧怕所谓的流言蜚语，是一个勇敢的有觉悟的人。但是她坚相信人性本善，追求全人类的幸福要比个人的幸福来得更加崇高，“因此尚洁面对丈夫的误解与暴力，既不愤怒反抗，也不自暴自弃，而是努力用善的心灵去拯救他堕落的世界”
[9][8]。“许地山用尚洁的‘蜘蛛哲学’为女性做到内心的宁静与精神的自主明示了一条通径，即坚忍自强。女性的命运之网是脆弱的，敌不过外力的冲撞，但其自身应该是充满韧性的，既不被囚困住，也不会随之毁灭掉，而是要学会补缀，用内心的坚毅与自主的精神去选择如何组织它，让它闪烁耀眼的光芒”。[10] 最后我们来看看在五四时期一批女性作家，她们是如何站在自身角度来看女性解放的
这时期女性作家及代表作有：冯沅君及她的小说集《卷施》、庐隐的《滨海故人》、苏雪林的《棘心》、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凌叔华的《女儿身世太凄凉》等等。这些女性作家必然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感同身受的用女性的角度去描写出在反抗压迫的时候，应该会是怎样的情绪。这里举庐隐笔下的人物。作为与冰心、林徽因齐的“福州三大才女”，她自身的遭际也可谓凄苦悲凉，幼年的失爱、成年后工作、感情上的波折，给她的作品带上了浓浓的哀伤。在短篇小说《歧路》中，一群资产阶级革命青年经历了血雨腥风后，如释重负很快的投入到花天酒地的欢乐中。其中也有一些女性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们勇敢地冲破家庭的约束来到学校，参加革命运动而且反对包办婚姻，自由恋爱。张兰因就是其中一位，可是很不幸的，她成了她的革命同伴王子青的玩物。在被王骗上床后，没有经济来源的她，在房东妇人的胁迫与鼓动下沦为了妓女。小说借其中一位青年肃真的口，对张兰因的结局作了深刻的反省，严厉地斥责了学生运动中的某些人以革命为借口，欺骗、玩弄女性。王子青是一位革命青年，当以解放人类，为革命事业奋斗为己任，却“专门会勾引人，他一天到晚喊要破旧道德，自由恋爱，他再也不顾到别人的死活，只图自己开心，把一个好好的女青年，挤到陷坑里去”。并大声的疾呼：“同志们！我不怕你们怪，我觉得中国要想有光明的前途，大家的生活应当更忠实些，不然前途只有荆棘了”。而且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张兰因是勇敢冲破封建旧家庭，向往自由生活的女性，但是她却在房东妇人的几句话的诱导与压力下就丧失了连中国传统女性都不会放弃的原则，彻底的堕落。这是中国传统女性性格上的懦弱造成的，是一种解放不彻底、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原因。
小说从女性的角度有大量的心理与语言描写，细腻而又尖锐地指出就算是受到革命的熏陶，如果没有了经济基础，女性最终还是要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堕落”了。当然，还是要指出经济支柱只是一个支撑物，男女心灵深处正真的平等、自由的意识，才是女性解放的真正出路。因为就算王子青有玩弄女性、把女性当作玩偶的行为，但是张兰因自身也不坚定、对物质生活也充满奢望，所以也轻易地让房东妇人引诱与胁迫了。这篇小说思想很明显的看出是受鲁迅那场关于娜拉出路问题的演讲的影响，鲁迅通过《伤逝》告诉人们，女性出走后的道路其中一条就是回来，而回来就是死亡。而庐隐通过《歧路》告诉人们，鲁迅所说的另一条道路堕落是怎样的情景。
二
前述的三位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五四时期是影响力应该是很大的。独特的时代背景和人身经历，使得妇女解放特别是婚恋上的觉悟问题被他们通过小说的创作完整、深刻、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鲜活[11]
的人物形象、高超的叙事手法，对妇女问题清醒的认识，都对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作品之所以具有代表性的原因。
一、 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时期，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自由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口号。加上那个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走上了工作岗位，也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接受了教育，使得中国一部分的女性思想受到了启蒙教育，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加入到了反抗传统封建思想压迫的斗争中来。婚恋生活在妇女中所占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在她们所受到的压迫中是最残酷的，在“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指引下，女性在社会各个层面上都只能是男性的依附品，没有任何自主权。而这种压迫的长期存在，使得中国的女性产生了麻木的安命思想。司马光在他的《家范》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妇女到旅店中投宿，因为男店主无意间拉了她的手臂，她就认为这是一种污辱，是失节的行为，于是立即用斧头剁下了那只手臂。其刚烈的举动居然成为了众多女性尽相模仿的行为，并被后世所颂扬。而中国的男性无论他是多么的高风亮节、品德高尚，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因为封建等级观念的灌输，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不平等思想也成为了一种必然。男女关系中的主从关系，是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封建的残酷的道德标准必然会引起五四时期寻求“平等、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与抵触，让这些力致于改变中国人命运的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大声疾呼。他们经过了多年的留洋学习，积极地吸收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引进了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易卜生主义等思想，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传播了“平等、博爱、自由”的理念。让女性摆脱男性的束缚，自立、自强、自尊地生活工作，是他们替中国女性的权利诉求。从陈独秀到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无不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场合、各种文学体裁对妇女问题做了深刻的独到的见解。小说的创作不可能没有受到影响，一大批关于女性解放、关于女性在婚恋追求自由、自主的小说被创作出来了。但是在思想上、人物的形象创作上以及小说结构上大都是简单的模仿《玩偶之家》的故事情节，最多加上中国式的家庭背景，无非都是勇敢坚决地与封建家庭绝裂。而思想深刻的鲁迅、具有宗教关怀的许地山、悲惨人生经历的庐隐所创作的作品，努力地改变简单统一的文学套路，从人物形象、思想内涵、故事结局上都独具匠心，让人印象深刻。
二、三位小说家独特的人格思想与经历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首先，描写《伤逝》的鲁迅应该是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他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女性的命运与解放，早在1918年就在杂文《我之节烈观》中就揭露了男权社会历来对女性的不公平：“社会的公
[12]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他所创作的《祝福》、《离
婚》、《伤逝》等小说，都是深刻地反应出对中国各阶层女性悲惨命运的同情及对女性自身性格懦弱、思想愚昧等的批判。作为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兼职教师，他更加的关心受过教育的新知识女性的命运，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他针对想要模仿娜拉出走的女大学生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她还
[14]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对充满出走反抗热情的新知识女青年拨了一
盆凉水，影响了青年一代的思想。他专门创作了小说《伤逝》，其中描写了私奔同居的新知识青年男女涓生与子君，在情欲消亡之后所面对的苦闷与无助，最后以悲惨的结局提醒了读者生活的残酷。
鲁迅是同时代启蒙思想家中最深刻的一位，他的文学作品大多具体非常大的解读空间与深刻内涵。我们当从《伤逝》来说，子君这个女性形象的描述就非常的有让人思考的境地。首先我们必然要把她的结局与她同经济上的不独立联系在一起，有没有关系呢？应该是有的。但是却不是决定性的。我们看这部自述性质的小说，从头到尾都是男主人公的絮叨，都是从涓生的角度来说的，我们无法从子君的角度去看看她的想法。鲁迅通过这种以男性意识为主的叙述方式，告诉人们中国传统女性受压迫的核心问题在于以男权为主的宗法制度。女性在这种制度的约束下是没有话语权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被严重的剥夺了。从叙述手法这样的创作前提中就隐藏着非常深刻的道理与提示手段，不得不说鲁迅的深刻性。其二，子君的悲剧不在她本身，而是在涓生--她这个充满希望并与之同居的伴侣身上。无论从同居前的决定还是同居后冷对邻居的偷窥或者默默无闻地为这个家庭奉献，她都是心甘情愿都是快乐的，但是涓生在得到她以后的厌倦心理，使得她的所作所为都变成了涓生眼中庸俗如农妇般的厌恶。这种大男人主义的表现正是中国古典小说作品中“私奔”结局的悲剧性所在。在劝说女性私奔前，男性大多都对女性表现得 [13]
无比的关怀与爱慕。也许是没有欺骗也是真情的表现，但是同居后，男性在得到生理与心理上的满足后就无意识地表现出中国传统的男权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长期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在男性心中植根发芽的体现，这是一种始乱终弃的思想，这是一种对女性的歧视与不平等。涓生受过先进的启蒙教育，但是这种男性中心主义思想仍然无法去除。这是中国男性自私心理的一个方面，也是造成子君悲惨命运的最重要的原因。
另外，在这部小说的主题研究中还有人认为其中隐含着鲁迅自身与许广平的人生经历，虽然结局不同一喜一悲，但是鲁迅自身也是包办婚姻的主角或者说是受害者，他在朱安与许广平两位女性之间的复杂情绪，应当会杂糅到《伤逝》中涓生的情绪之中。是否有夹杂着对朱安的愧疚或者对许广平同居生活的一些忧患？以鲁迅写作的风格，应该是多少有一些吧。
其次，许地山作为“问题小说”家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也是非常的早。在许地山的人生经历中，祖母的不幸遭遇、慈爱姊妹被包办婚姻迫害致死的遭遇以及爱妻的早逝都使得许地山特别的关注女性的命运，同情女性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这在他的小说《醍醐天女》、《黄昏后》、《命命鸟》、《春桃》、《缀网劳蛛》、《玉官》中都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另外，许地山家庭中深厚的佛教氛围与他在学术上所做的宗教比较学研究都自然而然地把宗教思想写入他的有关女性问题的小说中去。前文所例的两篇小说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但是宗教的思想又大致上属于消极的、避世的，对于本来安命思想严重的中国女性婚恋思想的解放似乎没什么帮忙。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许地山非常巧妙的把宗教思想作为一剂良药来解决问题，在宗教的慰藉下家庭妇女可以坚强地面对自己的厄运，理性地处理情感上的难题。他在处理女性问题时独特的眼光与叙述角度，超越了经济问题、超越了社会自由问题，直接的从女性本身的精神价值上去寻找出路。而这种精神上的依托只能从宗教中去寻找。《命命鸟》中的敏明，虽然受到了家庭的阻挠不能与心上人结合，但是她通过宗教的指点，终与爱侣共登“极乐世界”，得到了快乐，内心也得到了解放；《缀网劳蛛》中的尚洁为什么能在多次的不幸中淡定从容？除了坚定的宗教信仰外，缀网劳蛛的人生哲学使得尚洁拥有看穿人世万物的智慧，拥有勇于面对困难，执着地战胜困难的坚韧。这不是我们所说的对命运的服从，不是所谓的“安命”思想，而是对苦难的人生的冷静面对和从容的气魄。只有在冷静和从容中，女性才能理性地找寻解决自身命运的办法。许地山的角度确实与众不同，独辟蹊径。
再来看庐隐，这是五四时期优秀女性作家的一个典型代表--身世坎坷、情感丰富、思想激进。她和其他女作家相比，没有留学的经历，从事的职业也是相对而言比较低层，所以她的作品是同时代女性作家作品中最贴近生活、最真实的。在她的小说里，几乎所有的主角都是女性，而且是知识女性。这其中必然是加入了作为同样知识女性的自己对人生的独特感想。在她的女性体裁小说中婚恋小说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象牙戒指》中的张沁珠、《归雁》中的纫青、《滨海故人》中的露沙无一不是对自己的爱情充满向往和主动追求。无论这些人物的结局是多么的悲凉，她们这种对不公社会制度的强烈反抗，对婚恋生活中女性地位的不懈争取都是很值得赞赏的，都是具有很强烈的时代气息的。当然，庐隐作为鲁迅的拥趸，对鲁迅所提出的“中国娜拉”的命运问题也必然会有所关注，对鲁迅所说的“梦是好的；否则，
[15]钱是要紧的。”说法也是很赞同的。前文所提的《歧路》正是这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她很明显地把鲁
迅所说的觉醒女性的出路之一“堕落”放在了张兰因身上，这个所谓的革命女青年，最终沦为了娼妓。庐隐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作为女性自身的性格懦弱，这种清醒地认识她通过肃真的话用最大的声音发了出来。张兰因表面上看是没有钱而在房东妇女的鼓动下卖身求生，但是作为新一代的女性，她完全是可以和肃真一向通过自身的努力工作至少可以安身立命，而不至于沦落到娼妓的地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她笔下的这些女性在用激情与生命反抗封建礼教的同时又陷入了迷惘之中，充满了无奈与困惑。这就使得我们很容易看到庐隐在表现赞同鲁迅“经济基础决定”论之外，她也认识到女性自身的虚荣心理、富裕家庭里出来的知识女青年的慵懒无知以及女性长期在男性羽翼下形成的依附惯性心理对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
三
这三位作家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人物，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粮食。
篇二：古代小说
浅论《西厢记》中的红娘形象
红娘是《西厢记》中的重要人物, 也是一个喧宾夺主的人物。作者用巧妙的艺术手法, 以老夫人、莺莺、张生作比较, 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了红娘富有正义感, 乐于助人, 勇敢机智, 冲破封建礼教, 促成了崔、张美满的婚事。红娘是中国戏剧史上一个成人之美的艺术典型。
王实甫的《西厢记》, 是元代杂剧中的璀璨奇葩, 是我国戏剧发展史上以爱情为题材的杂剧的一座高峰。《西厢记》的故事最早出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但是给它影响最大的是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莺莺传》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悲剧故事, 写张生遗弃了莺莺, 矛盾的双方是张生和莺莺,《西厢记诸宫调》却以莺莺和张生相爱、相许, 最终得到美满的团圆,矛盾的双方变为争取婚姻自主的莺莺、张生、红娘和以崔母为代表的封建势力, 确立了新的主题思想。王实甫在前人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了崔、张的故事, 使《西厢记》在情节、人物塑造上得到了精致的加工和再创造。红娘是剧中的重要人物, 也是故事中的一个喧宾夺主的角色。作为“ 才子佳人”故事的次角, 她的形象却较崔莺莺和张生更为鲜活逼真, 光彩照人。作者给她以很大的篇幅, 全剧共五本二十一折, 红娘主唱的就有七折, 可见作者在她身上倾注了满腔热情。红娘是崔家的婢女, 地位低下, 却有着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心灵。本文试对这一形象的思想性格的基本特征作一简略论述。
一富有正义感,
乐于成人之美红娘是《西厢记》中最活跃的人物, 也是平民百姓最喜爱的人物。她一上场就会出现欢乐的气氛, 带给人们艺术的兴奋, 作者出色地刻画了她某些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 首先是她富有正义感, 助人为乐。红娘的正义感, 被张生称为“ 擎天柱”。她同情崔、张的处境, 支持他们自主婚姻。但她对张生与莺莺爱情的态度, 是随着故事的发展逐渐明朗的。红娘是莺莺的贴身侍女, 她的任务, 不仅要照顾好小姐的生活起居, 而且还奉老夫人之命对莺莺“ 行监坐守”。在莺莺的心目中, 她有时甚至就是老妇人的影子。“ 小红娘付侍的勤, 老夫人据系的紧”。在张生初次向红娘打听莺莺的情形而遭到抢白,正是红娘在履行
自己的职责。红娘态度的最后明朗, 坚决地促成崔、张婚姻, 是在孙飞虎兵围普救寺, 老夫人许婚又赖婚后开始的。在她了解张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 目睹了老夫人的言而无信, 以及由此造成的崔、张两人的痛苦之后, 出于维护正义的目的, 她才挺身而出, 冒着“ 打下下半截”的风险, 坚定地站在张生与莺莺一边, 为张生出谋划策, 为莺莺传书送简。红娘这样做, 毫无利己的动机。张生为了表示对她的感激, 说:“ 小生久后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 她听了很生气, 觉得自己一片真心受到亵渎。她骂张生:“ 你个馋穷酸来没意儿, 卖弄你有家私。莫不图谋你的东西来到此? ”她拒绝张生的重酬, 并且严正宣称:“ 我虽是个婆娘有志气。”莺莺的装模作样和心口不一使她着恼, 但并不因此而减弱她那种关怀人、帮助人的热情。她不时对他们的软弱和作假加以嘲笑, 但目的是为了鼓舞他们。她把老夫人、莺莺和张生的性格和心理都看得明明白白, 凡事都处理得妥贴而又有分寸。她知道莺莺既钟情于张生, 又顾念着自己的尊严; 既要通过她与张生沟通消息, 又对她存在有戒心; 既在感情上愈陷愈深, 又在内心上有克服不了的矛盾。因此, 她小心翼翼地, 不露痕迹地帮助小姐。她明白张生心急如火, 却又好事多磨的尴尬处境, 也看准了他处事软弱, 常常拙于应付的性格。所以, 她坦率、真诚地为他出谋划策, 在他不知所措要寻死觅活时, 安慰他的心灵, 激发他的勇气。为了成人之美, 她几乎要挨老夫人的毒打, 并经受各种委屈, 但她无怨无悔, 充分表现了她高尚的情操和磊落的胸怀。红娘这种思想和行为, 实在难能可贵, 格外令人喜爱。
二勇敢机智, 智勇双全
《西厢记》第四本“ 拷红”一折, 最充分地表现了红娘的这种性格。这一折是整部《西厢记》戏剧冲突的高潮, 描写红娘在崔、张爱情面临毁灭的关键时刻, 勇敢机智地与老夫人展开斗争。表面上看, 这是封建家族主子与被统治的奴仆之间的矛盾冲突, 而实质上是以老夫人为一方的封建势力与以崔、张、红为一方的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之间的一次重大较量。作为奴仆的红娘, 面对堂堂的相国夫人, 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她摸透了封建主子的脾性, 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和要害, 转守为攻。崔、张幽会事发,“ 当事人”十分惶恐, 不知所措。老夫人气势汹汹审问红娘, 红娘却沉着对付, 她索性把崔、张两人“ 经今月余一处宿”的事和盘托出, 镇住了最怕辱没相国家谱的老夫人。然后指出这一事件发生的原
因:“ 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 乃夫人之过也。”接着历数老夫人言而无信、背义赖婚、酿成“ 丑事”的过错。置老夫人于被告的席位。她反奴为主、, 理直气壮, 晓以大义, 进而陈述利害:“ 若不息其事, 一来辱没相国家谱; 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 施恩于人, 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 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 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 岂得为贤哉!”句句打中了老夫人之痛处, 迫使老夫人不敢再加追究, 不得不承认“ 这小贼人也道的是”, 并接受了红娘“ 恕其小过, 成就大事, 撋之以去其污”的献策, 决定将女儿“ 与这厮罢了”。“ 拷红”本是老夫人拷问红娘, 向红娘兴师问“ 罪”的, 但红娘反奴为主, 制服了老奸巨滑、气势汹汹的封建主子, 结果以红娘的胜利和老夫人的失败而告终。这场斗争充分体现了红娘聪明机智和敢于向封建势力斗争的精神。第五本中, 红娘和郑恒的斗争, 是她性格的继续发展。纨绔子弟郑恒破坏崔、张的爱情, 他极端藐视张生, 口口声声“ 穷酸饿醋”。红娘出于义愤, 把郑恒狠狠地骂了一顿,说他和张生根本不能相比:“ 你值一分, 他值百十分, 萤火焉能比月轮? ”并驳斥他的谬论:“ 你道是官人则合做官人, 信口喷, 不本分。你道穷民老是穷民, 却不道‘ 将相出寒门’。”这更是有意为“ 穷民”出了一口气。她就这样为再次维护张生和莺莺的爱情而献出自己的力量。
红娘是一个充满反叛和斗争精神的人物。崔张的自由婚姻, 在充斥着封建礼教的社会背景下,是大逆不道的, 但红娘作为一位老夫人派出“ 看守”小姐的丫环, 不仅不揭开这层秘密, 或置若罔闻, 反而推波助澜, 牵线搭桥, 最终促成了崔张美满的婚事。在封建卫道者的眼中, 红娘的形象是叛逆的, 不光彩的, 是个“ 罪魁祸首”, 是辱没夫人家谱、败坏小姐闺范, 张生行止的“ 蝥贼”。但从“ 愿天下有情的人都成了眷属”的角度看, 红娘却是美的化身, 是美满婚姻的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没有红娘便没有张、崔爱情的成功, 句话说,正因为有了她, 张生和莺莺的爱情才能取得胜利。在《西厢记》中, 如果说崔、张、红结成了一条反封建礼教的联合战线, 那么红娘就是这条联合战线的组织者和优秀的指挥者。在这场反封建礼教, 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斗争中, 红娘表现出的智慧, 不仅高出貌似强大、实际虚弱的老夫人, 而且也高出于张生和莺莺。她的聪明才智, 使素有诗书教养的崔、张显得相形见绌。三伶牙俐齿, 妙语连珠
三伶牙俐齿, 妙语连珠
红娘是个聪明伶俐, 能说会道的乖巧的丫环。她说起话来就像她这个人一样伶俐俊俏。经常使用白描的语言, 大量使用“ 儿话韵”:“ 没意儿”、“ 倚门儿”、“ 纸条儿”、“ 情声儿”、“ 纸意儿”、“ 黄瘦脸儿”、“ 乖性儿”、“ 门扇儿”?? 这样的“ 儿化韵”能给人一种小巧活泼的感觉。有些语言是十分传神的, 如张生托红娘给莺莺送信, 红娘不敢, 唱道:“ 她若是看见了这诗, 看了这词, 他敢颠倒费神思”。这里有一段夹白。红娘模仿莺莺生气的样子:“ 她拽起面皮来绷脸发愁”; 模仿莺莺的语言说:“ 查到谁的语言你将来, 这妮子怎敢胡行事”; 模仿莺莺撕信的表情:“ 他干嗤嗤的扯做了纸条儿。”真是写得声情并茂, 毫无半点造作之痕。这些语言,看来顺畅自如, 却凝结着作者的大量心血。语言的性格化, 是由一字一韵的精心锤炼而来。作者通过红娘伶牙俐齿, 妙语连珠的语言, 充分展示了红娘的聪明机智。
综上所述, 剧作家怀着满腔的热情, 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 运用对比、映衬、烘托多种艺术手法, 出色地刻画了红娘富有正义感、乐于助人、见义勇为、机智勇敢、智勇双全、热情泼辣、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妙语连珠等思想性格特征。作家将这些性格特征赋予了这位地位极其微贱的婢女,使她不仅不同于历来戏曲作品中处于陪衬地位的丫环, 而且成为下层社会中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急人之难、成人之美的艺术典型。红娘形象的成功塑造, 深化了《西厢记》反封建礼教和封建门第观念, 讴歌青年一代追求个性解放和美好爱情的主题思想, 显示了王实甫的高度现实正义成就, 为中国戏剧艺术的长廊留下了一个成人之美的不朽的典型; 同时, 促进了《西厢记》的广泛流传, 在艺术上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
篇三：唐传奇小说论文——男不如女
暨 南 大 学
本科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浅谈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的原因
学 院： 人文学院
学 系： 中文系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课程名称：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学生姓名： 汤小莲
学 号： 2009052621
2011年6月28日
浅谈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的原因
摘要：在唐传奇的爱情故事里，有主动争取爱情的莺莺，美丽多情的霍小玉，为了爱情不惜牺牲生命的非烟这些光彩照人的美丽女性形象。但在另一方面，读者却看到的是对莺莺始乱终弃的张生，对霍小玉的薄情寡义的李益，虽有豪气，但在功名利禄面前却显得异常卑微的淳于棼等软弱的，消极的，黯淡的，远不及女性那样吸引眼球的男性形象。本文通过对唐传奇文本的解读，结合唐代士人的社会生活背景、当时士人的价值观、整个社会的爱情观，以及当时妇女的生存状态，阐释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的原因。
关键词：唐传奇；男性形象；女性形象；唐代社会；原因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是空前统一的王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门户开放，民族和睦，言论自由，文化政策比较宽松，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诗歌创作达到顶峰，民间小说也毫不逊色。鲁迅先生说：“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
［１］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而这“有意为”在唐人小说即
唐传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虚构的情节，华丽的语言，抒情色彩的浓厚，情调的缠绵含蓄，情节的浪漫都是其表现。在唐传奇其中，读者可以看到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主动争取爱情的莺莺，美丽多情的霍小玉，有个性有缺点的李娃，为了爱情不惜牺牲生命的非烟，这些美丽的女性光彩照人，令人过目不忘。然而，唐传奇中的男性往往是懦弱的，一事无成的，抑或是热衷于功名利禄无法自拔的，甚至是粗俗的。看到对莺莺始乱终弃的张生；对霍小玉的薄情寡义的李益；虽有豪气，但在功名利禄面前却显得异常卑微的淳于棼等只会让人扼腕叹息，怒其不争。然而，像柳毅、李靖、虬髯客有着侠骨柔肠的男性却寥寥无几。为何会有如此状况，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谈起。
首先，从社会生活环境上看，唐代的士人生活在一个十分宽松的环境里，狎妓冶游成为他们的生活风尚。《子夜四时歌·春歌》曰：“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2]。冶游是嫖妓的同义词。娼妓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公开行业，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二《风流薮泽》曰：“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土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3]。在《霍小玉传》中李益年方二十，进士擢第，至长安，居新昌里，博求名妓，后经媒婆鲍十一娘介绍与霍小玉相识，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如胶似漆；《李娃传》中荥阳生应举进士，其父给其两年的资费，他却流连平康里，与李娃过了一段恩爱生活后，因为囊箧匮乏而被驱逐出门。
唐朝时的一些大城市中妓家繁盛，艳帜高张，尤其是上文所说的首都长安的“平康”娼家，更是红袖连绵，珠翠耀目，狎客步入其间，恍如走入仙境[4]。孙棨在《北里志》中写道“平康，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卢照邻诗《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士香车”；元稹和白居易这对金兰好友更是同有声妓之好，自他们青年登科开始，即与妓女过从甚密，时常偕访北里。唐代进士狎妓，甚是平常：“诸妓皆居于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5]。 同时，在唐代一些妓女的文化造诣很高，有的甚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满
腹锦绣，出口成章。“文人与妓女的诗来诗往，也似乎使他们的交际有了某种风雅的内容”[6]，两者可能会惺惺相惜，油生相见恨晚之意，并产生强烈的情感。这种士与妓产生真挚的爱情的几率就非常大，可是这种爱情的结局都是悲剧的。正如恩格斯说：“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7]。因为在士人们眼里眠花宿柳终归短暂，如同过眼烟云。新进士长期的幸福还须寄托在豪门权贵上，即与豪门贵族之女联姻。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社会呈南北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 ，一曰婚。二曰宦。凡婚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耻。”所以，“舍弃寒女，
[8]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李益为何与霍小玉过了一段
恩爱生活之后，不顾小玉卑微的“八年之约”，转而娶表妹卢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在科举制度与门阀制度下，男性受理性的指引，奔波仕途，执着于功名，仕与妓的爱情注定以悲剧收场。然而爱情在女子身上表现得特别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她们执着于纯洁真挚的爱情，在婚恋上常常显得比男性果敢、坚毅，形象上大为后人赞可。相反，那些玩弄女子情感的负心汉理所当然的为后来者所不齿。
其次，从士人的角度来讲，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他们获得良好物质生活的保障，所以考中进士成了他们努力的目标。官至宰相的薛元超说：“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终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9]。唐代的科举制度成为寒门士子得以跻身庙堂，位列朝纲，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最主要的途径。为了实现理想，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当时的社会名流，权贵高官行卷，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而平步青云。唐传奇中《王维》一篇，王维为了得到太平公主的推荐，以第一名进士擢第，不惜将自己装扮成伶人向公主献艺，他自降身份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考中进士。可见唐代士人对功名热衷程度之高。《南柯太守传》中卢生也是个热衷于功名之人，其认为“士之生世，当建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同样《枕中记》中的淳于棼虽是“吴、楚游侠之士”，能够“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甚至还可以“使酒忤帅”，却仍抵挡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当梦见二紫衣使者来接他到“槐安国”去时他“意颇甚异之，不敢致问”，等到面见国王时更是诚惶诚恐，礼仪周全，不敢说一句话。与之“不守细行”的个性完全不符。中国常有“物极必反”一说，过分的追求，结果却相去甚远。对于这些贪恋功名利禄的人来说不可能给人一种积极正派的感受，相反而是一种贪婪猥琐，士气不振的形象。
恰恰相反的是，传奇中的女性都是 “容色姝丽”，“妍姿美质”，“举措皆艳”的美好形象。霍小玉是“姿质秾艳，一生未见”，“若琼林玉树”；李娃是“妖姿要妙，绝代未有”；莺莺是，“颜色艳异，光辉动人”；非烟是，“容止纤丽，若不胜罗绮”。同时，她们也是才能兼备，让人拍手叫绝。小玉能歌善舞，精通诗词；莺莺更是才貌双全，红线善弹阮，通经史；非烟善秦声，好文墨，尤工击瓯??她们的形象堪称完美，是当时世人眼中的理想情人。
第三，从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看。如前所述，唐朝国家富强，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文化开放，女性的地位比较高。女性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如武则天当政；维护家庭权益；社交娱乐活动；接受文化教育；还可以自由恋爱和主动离婚[10]。唐律赋予唐代妇女一定程度上的婚姻自主权。她们可以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求佳婿”。《唐律·户婚》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从这条
法律条文中可看出，唐代青年男女有一定的择偶权[11]。不仅如此，当她们对婚姻生活不满时，可以提出离婚要求。《唐律户婚·义绝离之》云：“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也就是说双方不能和睦相处，协议离婚，可以不追究双方的法律责任，其中不少离婚事件是女方主动提出来的[12]。在唐代这种开放的社会里，女性不再是受歧视的对象，男性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美丽女性，他们对女性“失节”的情况根本不在意，女性也可以在离婚之后再嫁一个更好的丈夫，而且丝毫不受到歧视。因此，我们在唐传奇里才会看到这么多美好的女性，比如红拂、红线、无双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唐代已有丈夫怕老婆的情形了，最典型的就是唐高宗怕武则天。另外，由于唐代士人娶妻喜欢攀高门，妻子出生豪门贵族，自然养成骄悍善妒的作风，男性不敢娶妾，就形成现代社会的一夫一妻制[13]。在婚姻上的劣势地位，让男性彪悍伟岸形象大打折扣，逊色于女性独立自由的形象。
综上所述，在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的原因是有其社会和政治原因的，唐朝的森严的门阀制度和等级制度，是许多爱情悲剧产生的根源。同时也不排除某些士人负心薄幸，另觅高枝的嫌疑，还有作家的创作需要，把男性描写得比较灰暗。唐传奇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后来的戏曲、小说都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希望后人在阅读唐代传奇中慢慢领略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1】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P41，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康正果：《风骚与艳情》P225，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3]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304，中华书局，2005年
[4] 蒋建平：盛世风云——探秘大唐帝国，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5] 康正果：《风骚与艳情》P226，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6] 康正果：《风骚与艳情》P227，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7]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324，中华书局，2005年
[8] 康正果：《风骚与艳情》P232，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9]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P163，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
[10]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第四章 仕女）》P179-P189，中华书局，2005年
[11]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187，中华书局，2005年
[12]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189，中华书局，2005年
[13] 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P182，中华书局，2005年
参考文献：
【1】《试论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光辉的原因》
http://wenku.baidu.com/view/4701f723192e45361066f52d.html
免费论文网友情提示：本网站所有内容为共享上传提供，不涉及任何商业利益，本站对此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Copyright © www.csmayi.c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共享时代 共享你我他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