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国50年代-70年代的文学
第一编 50年代～70年代中期的文学
一、50～70年代中期的文学思潮
1．本时期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与时代偕行的中国当代文学，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由革命战争时期向和平建设时期的转变，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社会历史背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展开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召唤和吸引着作家去体验新的生活、讴歌新的时代、表现新的人物。质朴、明朗、热烈、高昂、激情澎湃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构成了本时期的文学基调和主导风格。
本时期的文学发展，既承续了“五四”的文学传统，又有着特定的思想背景，这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五四”以来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出和阐发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原则，推动新文学运动走向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新阶段。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的解放区文艺因充分地表现了“新的时代新的人民”，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直接发端和本时期文学发展的楷模。1949年7月在北平举行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确认：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发展的。
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呈现出思想方面高度的统一性（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队伍方面高度的组织化（作家由自由职业者转变为中国作家协会及下属各级作协或各种文化机构的干部）、艺术方面高度的规范性（以革命现实主义为艺术规范）的特点，这也就决定了本时期的文学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的主导趋势，并同“五四”以来多元化的文学格局形成显著的比照。
社会历史的转型和党对文学的要求引出了关于文学发展的一些列新问题，这主要有：如何正确估计国内外形势和作家队伍状况，如何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作家的世界观改造和文艺创作的关系，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如何解放文艺生产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精神需要等等。在本时期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诸多文艺论争，为求得思想上的一致，许多文艺论争又经由行政的干预进而演变为文艺批判、文艺斗争和文艺运动。由于党对文艺实行的绝对领导，因此党如何正确领导文艺，就成为解决上述问题以及文艺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本时期，党的文艺政策正确与否同文学的兴衰起落结成了对应关系，并制约着文学思潮的基本走向。党和政府在不同阶段曾对文艺的方针政策作出过若干调整，如50年代中期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下简称“双百”方针）和60年代初期进行的文艺政策调整，都曾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兴盛，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左”的思想路线，致使“左”的思潮愈演愈烈、恶性膨胀，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极大损害。
2．第一次文代会和文学规范的建立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帷幕，从全国各地会师北平的2千名代表同党的领导人一起为新中国文学艺术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周恩来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这样概括了各路文艺工作者的会师：“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①。
第一次文代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经验，确立今后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方向和任务，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把来自各方面文艺工作者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文艺方向上来。如周扬所指出的：“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确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
第一次文代会对50年代初期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后来文学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以解放区文艺为新中国文学的楷模，继承和发展了解放区文艺的精神内核：以工农兵为文艺工作的服务对象，以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从属于政治为文艺工作的性质和地位，以“普及第一”为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为文艺创作的主导风格，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以作家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为实现上述任务的保证。毛泽东的《讲话》和解放区文艺的精神内核经过文艺领导人和理论批评家的反复倡导与阐发，逐渐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文学规范，并得到文艺工作者的认同，因此它们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思潮包孕的主要内涵，贯彻在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实践之中。
新的文学规范具体表现在创作上，则以“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为目标。根据周扬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就是要选择新的主题，使“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塑造新的人物，写“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采用新的语言、形式，要使“语言做到相当大众化的程度”，“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密切的血肉关系”。在这一目标的引导下，本时期的文学倾向于写重大题材和主题，以塑造英雄形象为首要任务，追求语言、形式和风格上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这三者构成了本时期文学创作的时代特色和总体风格。
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若干文艺思想原则适合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克服了“五四”新文学未能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的弱点，引导作家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同时，满腔热情地深入工农兵、熟悉工农兵、表现工农兵，使文学创作在主题、题材、人物、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片新面貌，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新中国文艺的接受和介入也使得当代的文化和思想启蒙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些成就和影响足以使第一次文代会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开端，并逐渐形成新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 ① 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3页，新华书店1949年版。
②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第5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第一次文代会也存在诸多缺陷，并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不可忽略的消极影响。 首先，由于对新的形势、新的环境估计不足，对建国后和平时期文艺工作的新特点研究得不够充分，以至于简单地照搬了战争年代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政策、经验和作法，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致使文艺工作产生简单化、教条化的毛病。
其次， 由于沿用了解放区文艺的作法，因此对毛泽东指明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作出了狭隘的理解，具体说来就是由文艺服务于政治，到文艺服务于政策、服务于当前中心任务，这种教条主义倾向在忽略文艺自身规律的情况下，提出了“写政策”、“赶任务”、“写中心”等不正确的口号，导致创作中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再次，由于把解放区文艺作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楷模，相形之下对于国统区的文学艺术成就估计偏低，尤其突出的是不能正确对待从国统区出来的广大作家，把他们一概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待，严重地挫伤了这些作家的积极性。再加上文艺队伍中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派主义情绪未能清除干净，甚至有所发展，因此不免影响到作家队伍的团结，削弱了新中国的文学艺术生产力。
第一次文代会后文学思潮的主要走向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讲话》所提出的理论原则进一步系统化和具体化，贯彻到整个文学事业中，把建国初期芜杂的文艺思想引导和统一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轨道上来。因此，相对于现代文学多元化的文学背景而言，第一次文代会也是促使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一体化的开端。在这里，文艺批评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和工具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它借助于行政干预的力量，结合着“文艺整风”，把许多正常的文艺论争转变为文艺批判和文艺斗争，使本时期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接踵而来，试图通过这些批判运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排除歧见，为新中国文艺思潮的一元格局奠定基础。
首先是1951年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传》是编导孙瑜根据山东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改编而成的，摄制于1948年，解放后对剧本作了修改重新拍摄，编导者希望通过该片“歌颂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1950年底，随着影片的上映，在全国几大报刊上掀起了一股“武训热”，赞誉之声鹊起。不久，对《武训传》的宣传与赞扬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文化界严重的思想混乱，《文艺报》等刊物组织了文章对《武训传》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主要段落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社论的发表使“讨论”随即转变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为配合运动，《人民日报》连载了《武训历史调查记》①，有关部门还要求颂扬《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党员干部作出反省。8月8日，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以《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为题，对《武训传》批判作了总结，判定《武训传》“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终结了任何持不同意见的声音。这场批判运动就其初衷而言，包含了用历史唯物论去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积极内涵，但是简单的政治表态和一边倒的批判除了让人感觉到政治的压力，并不能让人冷静而深入地思考《武训传》的思想文化内涵，正确地评价《武训传》的得与失，反而开启了用政治斗争方式处理思想文化问题的恶劣先例。
与《武训传》批判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对萧也牧小说创作倾向的批判。萧也牧是从城市① 《人民日报》1950年8月23－28日。
来到解放区作家，又是在建国初期创作颇丰的作家，解放后进城的短短一两年间就发表了近十个中短篇小说，其中《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等作品被一二十家报刊转载，并改编成电影、话剧、连环画，有些作品还被省市团组织推荐给团员和青年作为思想教育材料。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最先把萧也牧的创作概括为“小资产阶级倾向”，继而《文艺报》发表署名“李定中”的读者来信，把萧也牧称为“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其理由就是因为作家在《我们夫妇之间》中对工农出身的干部给以了“丑化”，而抬高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这种倾向被认为是“对《讲话》的某种程度的抗拒”，也就是“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在复活，正在嚷叫③”。这些尖锐的、上纲上线的批评意见很明显地表现出，不论是题材、主题的选择，还是人物、情节的设置，都不允许越出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思想和创作规范。恪守着这些规范，简单化的批评波及建国初期的一批作品，如长篇小说《腹地》（王林）、《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碧野）、《战斗到明天》（白刃）、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关连长》等；就连建国初期被列入“文艺建设丛书”的一些现代文学作品，如《王秀鸾》、《我的两家房东》、《尹青春》等作品也受到无端指责。霸道、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批评一开始就蛰伏在新中国的文学批评中，这自然对作家的创作热情是一种伤害，也是影响本时期文学创作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4年开展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波及面更广的批判运动。俞平伯研究《红楼梦》30多年，与胡适等是“新红学派”的主要代表。1952年他将旧作《红楼梦辨》增删、修改后更名为《红楼梦研究》出版，还将新写的论文辑成《红楼梦简论》出版。这些研究成果将来自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同中国传统的考据、评点结合起来，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和文学上的承继关系进行了大量去伪存真、核实正误的工作，并且吸收了西方现代人文精神与美学观点对《红楼梦》的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作出了富于创见的批评、阐释，推倒了“旧红学派”的虚妄臆测和索隐附会，开创了红学研究的现代格局。俞平伯的观点和方法受到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和蓝翎的质疑与批评，他们写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投稿于《文艺报》未获答复，后在母校学刊《文史哲》发表。此事经中央有关负责人过问，同年第18期《文艺报》转载了该文，但主编冯雪峰在其撰写的按语中有保留地指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和《文艺报》的“冷淡”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在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中称，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④”。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这场学术讨论的性质，发展成波及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大批判运动，俞平伯提出的“自叙”说、“钗黛合一”说、“怨而不怒”说、“色空”说、“承继传统”说等等，统统遭到否定和批判，由此进而引申到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场思想“清算”的运动在人文学科各个领域有组织、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文艺报》编辑部也因“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① 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② 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第2卷第5期。
③ 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艺报》第4卷第8期。
④ 毛泽东的信件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其主要精神在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人民日报》10月23日）中得到传达。后在“文革”期间公开发表于1967年5月27日《人民日报》。 ②①
气的批判文章”而被改组。这场批判的初衷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取代“资产阶级唯心论”，然而简单粗暴的教条主义批评不仅损害了文艺和学术的健康发展，而且否定了“五四”以来卓有成就的现代学术积累，使“左”的倾向得以滋长蔓延。
《红楼梦》研究批判余波未息，胡风文艺思想批判风声再起。1954年12月，周扬在中国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就《红楼梦》研究批判作了定调性发言，在这个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中，专列一部分提出了“胡风的问题”，指出胡风的“许多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根本的分歧的”，而且“历来就存在着分歧①”。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可以追溯到30年代以来左翼作家内部的一系列文艺思想论争，只是在当时还仅仅限于正常的理论论争。当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达到国统区以后，论争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有组织地发表了多篇文章，对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提出批评，胡风一派的主要文艺观点如“主观战斗精神”、写“精神奴役的创伤”等被认为是背离于《讲话》精神的。在举行第一次文代会时，由于意见不合，胡风拒绝参加关于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报告的起草工作，茅盾在报告中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文艺思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随即在报刊上对胡风一派的理论和创作给与批判。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首次点明“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的存在，胡风文艺思想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在此之后有关部门多次召开有胡风本人参加的文艺思想座谈会，向他明确指出其文艺思想是和“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并于1953年初在《文艺报》相继发表林默涵和何其芳的重要文章，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了较全面的清理和批判。为了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指责，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提交了经他和友人们长时间酝酿而成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后来所称的“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在逐条反驳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的同时，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文艺思想。1955年初，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论的批判已近尾声，对胡风的批判则掀起了高潮。《文艺报》破例将“意见书”中的部分内容选编成《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作为批判的靶子，随第1、2期合刊附发，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运动就此展开。为时不到半年，又因为胡风与朋友间的书信往来被披露，而被毛泽东亲自定性为“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人民日报》将胡风等人的私人通信作了摘录，辑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③分三批发表，都加有点明问题性质和按语的序言和按语。至此文艺思想的批判完全转变为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运动和政治上的对敌斗争，以一场牵连千百人的政治冤狱而告结束。1980年9月，中央发布文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1988年6月，中央有关部门又对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复查，撤消和纠正了以往一些不正确的错误提法。
较之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规模更大的运动是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反右派”斗争开展的前提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中央开展的整风运动。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引苏联①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报》1954年第23－24期合刊。
② 分别系林默涵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文艺报》1953年第2、3期。
③ 此时公布的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和第二批材料的题目是《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 ②
篇二：50年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一、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
当时的形势是：抗美援朝战局早已稳定，和谈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新中国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不久可望结束；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大规模土地改革的任务，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尽管受战争的影响并有紧张的社会改革相伴随，由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进行得比较顺利，原来设想“三年五年恢复”，现在三年就实现并超过了预计的目标。
以上说明，我们已经获得了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党及时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当然是国家的工业化，并根据国内国际形势，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计划同落后、分散的个体农业，同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发展重工业的资金积累在我国相当大部分是来自农业，并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对粮、布和副食品的需求也将大幅度增加。而我国个体农业的状况是：经济力量十分薄弱，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根本无力扩大再生产；农民生活艰难，购买力很低；个体农业商品率低，基本上是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这样落后的农业难以满足工业化发展的需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只能是把个体农业改造成为集体农业以增加农业生产。
从体制上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当时，客观上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靠行政手段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就必须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改造成国家完全能够控制的、执行国家计划的经济组织。
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三大改造”同步进行，从而决定了“三大改造”的必要性。
当时形势的另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又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需要党有明确的方针和系统的政策来逐步加以解决。在农村，土改以后，贫富分化开始出现，这使******人不能不去考虑个体经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小农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任其自由发展，它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就必须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城市，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时伏时起，阶级矛盾愈加尖锐。资产阶级实施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性和资本主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消极作用，“五反”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冲突仍然日趋紧张。”
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引起这些矛盾的加剧，使党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所以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这时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已经发展成熟。
第一，我党这时已对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有了新的认识；在国民经济恢复中已经开始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这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
一。但是，由于没收官僚资本，全国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的80%成为国营资产，全国银行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这样巨大的经济力量集中到国家手中，使这个没收同时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过：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对民族资本开始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恢复过程时期，在同资本主义经济反抗国家限制的不法行为和消极作用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合理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国家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些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不但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和限制，也必然加深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的联系，引起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从而也就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对它们的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
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已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改造的道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简单协作的互助组已经较为普遍地建立起来，土地入股的初级合作社也已经开始发展，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高级合作社（集体农庄）也有了若干典型试验，为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开辟了道路。
以上表明，既然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不断壮大其力量和扩展其范围的因素，那么，原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同时也就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第二，在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有了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怎样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方面，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找到了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样，党从总结经验中确立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继续扩大和提高，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
在农业方面，我党通过互助合作运动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党认为这些互助合作形式，不仅是帮助贫苦农民克服困难、增加生产的有效形式，同时也是防止农村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引导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适当形式。
第三，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国营经济，有了空前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依靠力量和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代表和保障人民和社会的利益，是支持国家财政、稳定经济局势的主要力量，是现有基础工业的主体，到1952年底，国营工业在现代工业中的产值所占的比重已增加到56%，国营商业的批发营业额已占批发营业额总额的60%。国营工业大多技术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职工在国营企业中主人翁意识强，生活稳定，享有各种权力和福利，劳动热情高涨。总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当时明显地表现出对于其他经济成份的优越性，是一支欣
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生力量，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相对强大的因素。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后，人民民主专政得到空前巩固，社会秩序安定，广大人民群众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革命热情高涨。这一切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和社会条件。
第四，从被改造的阶级对象来看，民族资产阶级上升性、革命性的一面和个体农民有互助合作积极性的一面，为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对广大群众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都为向社会主义转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国解放前，民族资本受官僚资本的吞食和美货倾销的冲击，濒临破产边缘。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困难，当时对于许多私营工商业来说，没有国家的扶植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有接受******领导的一面，在经济上有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面。同时由于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使私营工商业丧失了独立经营的能力。这样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在农村，土改以后广大农民固然有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也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约有60－70%的农民生产生活仍有困难，他们为了提高生产、改善生活，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否认这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错误的。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这表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然而，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使后期的改造工作过于急促和粗糙，在一些方面存在着失误和不足。这些失误并不是总路线带来的，而是属于实际工作中的失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几亿人口参与的大规模的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存在着许多困难，因而工作中不可能十全十美，毫无差错的。同时，由于我们党这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处于孩童时期，理论方面不成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存在着绝对化的信念。又因为没有别的经验可以借鉴，受苏联经验影响很大，这种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性是任何人、任何党派都难以跨越的，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前人是不现实的。
应该看到，在几亿人口的大国，消灭私有制这样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一方面是在保证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另一方面是在得到人民群众普遍拥护的前提下完成的，这是很难做到而确实做到了的事情，从这点来看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
总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党的光辉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页。
篇三：中国50年代十大建筑
中国50年代十大建筑 1、 人民大会堂
特点：
人民大会堂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北部有可
容纳5000人坐席的宴会厅,中部是万人大
礼堂,南部是全国人大常委办公楼。建筑
平面呈山字形,整个建筑庄严雄伟、朴素
大方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和风格。
风格特征：
典型古罗马建筑风格。
2、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特点： 形成了“两轴一区”的建筑特点；改扩建完成后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展厅
总面积达6.5万平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建筑面积
最大的博物馆。
风格特征：
博物馆的西、南、北三面整体保留，进行加固改
造和维修。新馆部分镶嵌在老馆中间并向东扩建。
建筑风格与老馆保持一致，建筑体量比现在老馆略高。改扩建工程完成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主要由文物保管区、展陈区、社教区、学术研究区、公共活动区、休闲服务区、行政业务办公区等部分组成，各项设施进一步完善、配套和现代化。无论从文物藏品、展览规模、硬件设施还是从人员组合上都达到了与其相配的规模和水平，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博物馆。
3、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特点：
军事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大型综合性军事历
史博物馆，占地面积８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６万多平方米，陈列面积４万多平方米。主楼
高９４．７米，中央７层，两侧４层。大楼顶
端的圆塔，托举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
徽，它直径达6米，经周恩来总理特批500两
黄金，采用鎏金工 艺制成它凌空高耸，金光闪闪。高达４．９米的铜门，是用福建前线参战部队送来的炮弹壳熔铸而成的。正门上方悬挂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金字铜底巨匾。大门两侧竖立着陆海空三军战士和男女民兵两组英姿勃勃的汉白玉石雕。全馆有２２个陈列厅、２个陈列广场。陈列厅高大、宽敞、明亮。沿所有展览场地绕行一周，长达１２公里，就其规模而言，为国内外少有。伴随着国家改革和建设的脚步，在它的周围，建立起了中华世纪坛，中央电视台和西客站，把它衬托得更加雄伟壮丽。 风格特征：
平面呈山字型，东西两翼各为四层，中央七层。七层顶上有塔座，托着金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自底层至军徽通高94.7米。总建筑面积60557平方米，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 4、 中国农业展览馆
特点：
中西合璧的建筑典范，整个建筑的工程主体设计将综合馆、南北农作物馆、青年馆和妇女馆组成一个规模宏伟的建筑群体，群体两侧分别布置畜牧馆、畜牧棚、优良品种展览场以及水产馆、气象馆等。总体布局以综合馆为主题，形成较严谨的不对称中轴线，并以中国建筑传统风格为主，琉璃瓦屋顶、重檐、亭阁、柱廊、栏杆等宫殿和庭园处理手法巧妙地结合了展览建筑空间大和体量大的特点，形成融中国建筑传统形式与现代功能于一体的民族风格新建筑。
风格特征：
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展览馆，馆区树木成荫，繁花似锦，湖波荡漾，与回廊亭台、碧瓦黄檐古典建筑群交相辉映，环境十分优美，是北京唯一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园林式大型展览馆。凡来馆办过展览的客商一致认为，全国农业展览馆是举办大型展览不可多得的好地方。
5、北京火车站
特点：
使用方便，功能分区明显
北京火车站的设计，首先考虑广大旅客的使用
方便。对人、货、车的流线组织，采取了进站
人流通过中央大厅上至高架厅而下到各站台
上车。出站通过地道接到出口大厅疏散，同时
由地道直接与规划的地铁连接。此外，北京火
车站将近郊旅客流线、行包流线、车站职工出入流线、贵宾迎送流线等明确分开，互不干扰，顺序前进。
从北京火车站当初的设计看，功能分区明显，体现了良好的功能效果。火车站将大量候车面积设在二楼，这样便于旅客通过高架厅到各个站台。国际列车和特快候车室以及贵宾室均靠近宽阔的第一站台设置，为迎送贵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三楼为车站的行政管理和职工工作用房，便于站内职工工作联系和休息。
在车站平面布局的设计中，设计者结合城市规划、流线组织和功能分区等要求，采用了以中央大厅为中心、左右分设两个内庭院的对称布局形式，并按照客流量大、流动频繁的特点，采取主体交叉的流线组织形式，使各方旅客不会出现互相干扰的情况。
风格特征：
民族与现代技术相结合
北京火车站的建筑风格主要是探索和采用了民族形式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手法，并能反映内部大空间的交通建筑面貌而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首都大门。
例如后退的中央大厅设计采用了当时的先进技术预应力双曲扁壳屋盖，它与前部立面中心的琉璃三大拱窗及其左右对称的两座钟楼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了大楼的中央主轴，并以东、西两翼顶部设置的两座塔楼作为次轴。同时，在塔楼与钟楼之间以玻璃幕墙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这样不仅使整个立面主次分明，并能反映出我国民族风格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新颖协调的建筑艺术效果。
在车站平面布局的设计中，设计者陈登鳌先生结合城市规划、流线组织和功能分区等要求，采用了以中央大厅为中心、左右分设两个内庭院的对称布局形式，并按照客流量大、流动频繁的特点，采取主体交叉的流线组织形式，使各方旅客不会出现互相干扰的情况。
而将传统的玻璃瓦顶钟、塔楼、两边琉璃女儿墙，中间琉璃马头墙与中央大厅上35米×35米的预应力大扁壳相连接等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处理，充分体现出了民族传统的现代建筑风格。
6、北京工人体育场
特点：
工体曾经是北京最大的体育场，是承接大型运
动会和文化活动的首选
风格特征：
乳白色的体育场外墙采用现代化新型雕塑喷
涂工艺装饰，大块茶色玻璃和铝合金门窗点缀
其间，庄重典雅。
7、北京民族文化宫
特点：
它的建立，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是中
国56个兄弟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繁荣的象
征。
风格特征：
民族文化宫展览馆致力于为社会各界营造一个优雅、高档的展示环境。树立您的形象，实现您的理想。
8、民族饭店
特点：
北京民族饭店地处首都的心脏位置，矗立于长安街西侧，
至今已经有51年历史，是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
北京民族饭店具有显著的地理优势，步行数分钟即可到
达天安门广场、国家大剧院、故宫博物馆、劳动人民文
化宫等北京标志性地标；毗邻西单商业区，汇集了时尚
与现代的多家商厦和中心；与西城金融街仅隔几条街区，各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汇集于此，为您的商旅之行提供极大的便利。 风格特征：
这在
50
年代末堪称中国"五星级"饭店。在建筑技术上是北京第一个采用预制配式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的高层建筑。
9、钓鱼台国宾馆
特点：
钓鱼台原是北京著名的园林古迹，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清
乾隆时将玉渊潭疏浚成湖．乾隆皇帝命修台座．并题写了
"钓鱼台"三字。1958年在此兴建国宾馆时考虑到历史情
况．研究后决定将国宾馆冠以钓鱼台之名。国宾馆内15幢
相对独立的宾馆建筑。与服务楼．小礼堂等辅助建筑．共
同坐落于花坛、草坪之中。与修建的人工湖、小桥、亭台
相互映衬，依托。成为一座具有传统园林风格的艺术精品。
风格特征：
钓鱼台国宾馆环境幽雅清宁，楼台亭阁间碧水红花、林木石桥，是中国古典建筑情趣与现代建筑格调的完美融合。
10、华侨大厦
特点：
改造后的大堂富丽堂皇，高贵典雅，极具现代风格。
15米高的落地玻璃，使大堂格外明亮透彻，大堂顶部蓝天白云设计自然协调。十层皇都会为酒店的行政楼层，有“店中之店”的美称，它以超一流的专用设施和个性化服务为客人办理进离店手续， 提供贵族酒店的私人贴身管家式的服务。
风格特征：
原来的华侨大厦建筑面积13343平方米，新华侨大厦建筑面积42000平方米，是原来的3倍，主体结构采用了现浇框架支撑，客房非常宽敞明亮，变身为充满现代味道的五星级酒店。在建设过程中，也采用了新方法——原来的砖混结构，改成了混凝土结构，采用现代化、机械化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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