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朱德为何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
朱德为何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
朱德，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天下无人不知。
后来又有人说：这个总司令是个空的。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天安门，休息室内的军队领导干部见朱老总进来，纷纷起立。一位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学生首领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
什么总司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有这个疑问。尤其对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的很多后辈来说，除了井冈山的那根“朱德扁担”，对总司令便知之不多，更何况当年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位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意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肖克将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是总司令威望和地位的起点。
但南昌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起义的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后来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在起义中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八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六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所以南昌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起义部队南下，当时滇军遍布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他后来回忆说:“我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朱德率领的不是战斗队。周恩来后来谈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
朱德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结局的时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四千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剩两千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二百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分头撤离了。
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朱德带出来的九军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师长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
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把他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通过异乎寻常的执着和坚定，为这支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从了他的话。
10月16日，队伍走到福建武平，还有2500人；17日击退追敌，便剩下1500多人了。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缘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但局面不会因一两场战斗而改变。情况仍在继续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
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的联系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当时那支队伍的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1927年12月22日，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在上海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描述部队到达天心圩的状况时说:“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军在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
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那是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但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中，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
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
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儿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
这点家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队伍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曾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存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
谭震林1927年秋就在井冈山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这番话，无疑是对南昌起义的最高评价，对保存这部分力量而不溃散的朱德、陈毅等人的最高评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陈毅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排除在某些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天心圩留下来的那支八百人的队伍中，没有几个人能想象到共产党人22年后能够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
1927年10月底，南昌起义诸领导者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最后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溃散了，更难想到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又正因为历史难以预测，所以才充满机遇。面对难以预测的历史和难以把握的机遇，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质与信念。
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
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永远无法获的。
篇二：揭粟裕终生难忘一战
揭粟裕终生难忘一战：令朱德获全军拥戴成主帅
1927年10月，在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山区，在南昌起义溃退的人流中，20岁的警卫班长粟裕遇到了比他年长6岁的团指导员陈毅，从此开始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
在乱军人流中，与他们同时邂逅的还有朱德和林彪。四人共同经历了人生第一次低谷。
他们被硝烟熏黑的脸上，流露的虽然都是愁苦，但面临的问题却各有不同。
朱德，最大的愁苦是“光杆司令”，棘手的难题是如何掌握住这支陌生的、士气涣散的部队。南昌起义前，朱德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起义后任第九军副军长，在南下途中两次带兵，指挥的都是临时拼凑的部队。他在自述中回忆，第一次带兵，撤离南昌，向潮汕进军，“我被举做在暴动中成立的新第九军副司令，带了一部分兵，还有教导团的学生以及零七八碎的散兵向东出发”。第二次带兵，是在三河坝。“这时分为两路，一路是主力，叶挺、贺龙带着走，占领了潮汕。另一路归我指挥，为一个支队，到大埔……（后来）主力在那面失败，我们也就撤了下来……收容了潮汕撤下来的残余部队，即刻向福建、江西退却”。
两次带兵有三个共同点，带的都是偏师，担任的都是牵制任务，所辖部队均为临时搭配的。朱德形容前者为“零七八碎的散兵”，后者为“撤下来的残余部队”。
在四面围攻的逆境下，朱德所部官不识兵，兵不信官，处境堪忧。陈毅直爽地说：“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陈毅，最大的愁苦是背负“五皮主义”讥讽，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官兵中树立威信。南昌起义后，一介书生陈毅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指导员。
周恩来有些不好意思：“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陈毅倒是爽快，“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下到连队，他才明白，既有干不干的问题，又有能不能干好的问题。这个团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的战役中打出威风，号称为“铁军”“铁团”，是中共最早建立的、也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尽管担任“铁团”的最高政治长官，但他新来乍到，没有树立起权威，遭到官兵漠视。有的厌恶地叫他“五皮长官”。“五皮”指围皮带、穿皮靴、背皮包、戴皮手套、拎皮鞭，基层士兵瞧不起这种高高在上、满嘴政治说教的长官，称他们卖“狗皮膏药”。
林彪，最发愁的是如何免遭“丢饷”追责。撤退途中，他带领的第七连发生军需官携款潜逃的恶性事件，偏偏军需官又是他一向亲信的表弟。
第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下令绑人，他认定林彪“治军不严，纵弟逃跑”，欲呈报上级处分。
林彪辩道：“我知道军饷关系连队安危，所以特地叫我表弟携带，谁知这个狗杂种半途开溜了，这叫我怎么办？”
朱德闻讯阻止了黄浩声执行军法，叮嘱林彪“一定要记取教训，重要文件、军饷细软一定要亲自收藏，不要随便交给别人”。
粟裕，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负重行军。南昌起义前后，身为班长的粟裕，承担着警卫和运输任务。起义后，他所在的警卫队负责押送在南昌缴获的大量军用物资，每个士兵除随身携带的驳壳枪和子弹带外，还要身背2支步枪、200发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盒、铁镐、铁铲等物件，超过60斤。另外每位士兵还照管着一位挑担的民夫，如果途中民夫逃跑，士兵要挑起民夫撂下的担子。南下瑞金、会昌时，主力打了胜仗，缴获6000余支枪和大量辎重，粟裕带领一个班受命将这些枪支弹药用船运向东江。潮汕失败后，他又负责将弹药送往三河坝。毒辣的日头、崎岖的道路、沉重的行李和苦涩的汗水，给粟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10月上旬，这是四人聚齐的时间。当时，从潮汕撤退下来的残余部队与从三河坝撤离的朱德支队在饶平会合，官兵合计两千五六百人。部队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政委李硕勋，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团，陈毅任第七十三团指导员，林彪任第七十三团七连连长；二是朱德直辖的第九军教导团；三是从潮汕撤下来的第二十军教导团，粟裕在其中任班长。
三支部队的建制和师、团以上领导都在。论实力，周士第带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最强，周邦彩带领的第二十军教导团最弱，仅200人。论名头和官衔，朱德最大。
当时，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支新败之师。首先是敌情如山。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多达5个师，共约2万余人，以十比一占有绝对优势。其次是军心涣散。骤遇主力覆灭和最高领导机关转移，部队无论在组织上、思想上还是心理上，都处于混乱、茫然的状态，官兵缺乏统一意志。更加严重的是，行动方针出现严重分歧。
10月7日，在茂芝全德学校，来自三支部队的20多位团以上指挥员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危局的方法。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起义军十失其九，又陷入合围，上策是解散部队，隐蔽转移，保存实力。另一种主张保持部队编制，穿插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山区去。
朱德态度最鲜明：“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
接着，朱德指着地图分析道：“从最新情报看，敌人正从南、西、北方面逼进，我们向东北方向穿插，直奔湘南。”
在骤遇重挫、惊魂未定的情况下，只有朱德能拿出一个完整的方案，令大家刮目相看。这位滇军名将开始发挥主心骨的作用。
会后，部队急行军，经麒麟岭，过柏嵩关，进入福建，然后沿闽粤边界北进。在经过武平时遭到国民党一个师的围攻，部队伤亡千余人，后夺路向石迳岭突破。
粟裕清楚记得，这是10月17日。这天，他在战斗中负伤，这是他一生6次负伤中第一次，也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大部队撤出武平城时，朱德命令留下一个排占领城西高地，负责断后。粟裕就在这个排里。激战中，粟裕受到枪击，当即倒地。一颗子弹从他右耳上侧的头部射入，穿脑而过。他事后回忆道：
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下了，动弹不得，但心里却还明白。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我的驳壳枪，丢下我走了。
等到粟裕苏醒过来的时候，身边已空无一人。粟裕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要停下，一定要赶上部队。”这时，后面来了几个掉队的战士，发现了粟裕，替他包扎好伤口，搀扶着一起追赶部队。
当粟裕赶上大部队时，发现全军被阻石迳岭隘口。扼守隘口的虽然是民团，兵力不多，但是据守的地形险要。两峰夹峙，中间留出一线窄谷，窄谷两边为悬崖峭壁，无法攀援。民团集中火力封锁隘口，部队连续发起猛攻，无法靠近，隘道前堆满士兵的尸体，鲜血汩汩下流。
这时，武平城方向传来密集枪声，国民党追兵正朝石迳岭急速逼进。如果部队不能迅速攻占隘口，将面临首尾夹击的厄运。
又是朱德站了出来。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绕至石迳岭侧后，发起攻击，令民团惊惶失措，纷纷逃窜。朱德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指挥部队迅速冲过隘口。
这一幕令粟裕终生不忘。几十年后，他追述当时的感受：
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了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经过这次石迳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此战过后，朱德完成了从客卿到主帅的飞越。
如果说朱德是以笃定和勇猛获得全军拥戴，陈毅则是以坚韧和执著建树自己威信。
10月下旬，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大部队的追击，但仍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危机并未解除。
人数最多、编制最健全和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五师，团以上干部纷纷离队。经军委会同意，周士第、李硕勋离开部队，到香港寻找党组织，请示部队下一步行动。李硕勋转移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从事白区工作和军事工作，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慷慨就义。周士第赴香港，向广东省委汇报工作，后一度与党组织脱离联系，赴马来西亚治病。对此，
他非常内疚，解放后在《自传》中解剖说：“这是在革命受挫时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
继师首长离队后，第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第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相继离队。张启图在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当时的情况是“师长、团长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时任连指导员、被誉为解放军“后勤之父”的杨至诚上将用“孤军”和“二无”形容当时的困局：“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军，应当怎么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一天，林彪带着几个连长来找陈毅：“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他们反映的是部队的实情。陈毅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伤感地说：“像七十三团这样坚强、这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思打仗。到了大余，2000多人只剩下900多人。”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他几个连长都是林彪黄埔四期的同学，随声附和。
“我不走。”陈毅态度鲜明，“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怕我们。离开了部队没有了枪，土豪劣绅就杀我们。我们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林彪当晚离开部队，过了几天，他又回来向陈毅报到。
“根本走不了。”林彪话说得坦直，“我走到了梅关，到处是地主武装搜查，抢夺，杀人。这样送命太不值了！”
行军途中，每天都有人离开，只要遇到岔道，军官、士兵就三三两两地往岔路上跑。
在离队潮中，整个部队团以上干部，走得只剩下第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和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了。他俩的坚守，赢得了官兵的尊敬。对此，陈毅感受很深：
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靴、皮带、皮鞭、皮包、皮手套。……失败后，到了大庾，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
粟裕事后说：“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生路与活路，挑战与机遇，绝望与希望，历史经常通过极端的形式，用考验和转换来完成。
大浪淘沙，狂风吹金，经受的是磨难，吹走的是浮尘，留下的是瑰宝。
10月底，在安远天心圩，朱德召开军人大会，发表演讲。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
陈毅开导大家：“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会后，部队采取去留自愿的政策，又有300军官和士兵离队，部队只剩下800余人。部队取消军、师、团建制，统一整编为一个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纵队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陈毅任政委，王尔琢任参谋长，形成了以朱、陈、王三人为核心的领导班子。
在这次整编中，粟裕任第三连政治指导员，林彪任第七连连长。对这次整编，粟裕给予高度评价：“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领袖，我们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的道路。”
对于带领部队渡过危局的朱德、陈毅，粟裕终生敬重，视他们为真正的英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创始者之一”。这是他们跨越将近半个世纪亲密交往的起点。
军史有句广为人知的话，叫“陈不离粟，粟不离陈”。有人统计，粟裕与陈毅真正“形影相随”的时间不到3年，即新四军时期的1939年8月至1941年1月和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1月至7月。曾任三野第九兵团政委的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说：“由于工作需要，陈、粟之间有分有合，而且分多合少。”其实，这句军谚的真正含义，一是指他们共事期间的亲密关系，二是指他们终其一生不离不弃的真挚友谊。
粟裕的秘书鞠开在回答社会上关于“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疑问时，这样解释老首长对陈毅元帅的关系：
从1927年10月下旬粟裕认识陈毅的那天起到全国解放，在粟裕的思想上是很明确的，他一直把陈毅看成是他的上级，对陈毅是钦佩的。十年内战是如此，八年抗战是如此，三年解放战争也是如此。他还说：他长期在陈毅领导下工作，心情是舒畅的。
天心圩整编过后，这800余人，再也没有一人离队，他们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绝大多数牺牲了。到1955年共和国第一次授衔时，走上受衔台的只剩下4人——朱德、陈毅、林彪、粟裕，3位元帅1位大将。
经过失败的考验，陈毅也对粟裕产生了信任。1952年6月14日，他在回忆时说：
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光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这八百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还在的，林彪、粟裕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这些同志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篇三：三河坝分兵保留下的火种
三河坝分兵保留下的火种
——历史偶然中的必然
李谷川
09级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
摘要：南昌起义的失败，三河坝分兵被认为是因素之一，但这“错误”阴差阳错的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正是这支殿后的部队在朱德的带领下“上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偶然中却有革命必然胜利的必然。
关键词：三河坝分兵 朱德 游击战 革命火种的保存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的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真正的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到，而是拿起枪杆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路。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南昌起义失败了，但三河坝分兵留下的部队却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在黑暗中点燃希望的火光。这星星之火最终燎原。
意义重大的三河坝分兵却是周恩来检讨失败因素的第一条，这又是为何？先来回顾一下三河坝分兵的过程。
背景：1927年4月，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亦决定“清党”。一方面解聘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8月1日，在周恩来、刘伯承、叶挺、贺龙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从2时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8月3日起，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而后再攻取广州。沿途与钱大钧部激战。９月１９日，起义军占领三河坝。
三河坝分兵：按前委决定，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随后与国民党钱大钧一万多人的军队，进行了三河坝战役。3天3夜的阻击使部队伤亡很大，原有4000余人的部队，撤出三河坝时只剩2000多人。
与此同时，主力军攻占潮汕后，在汤坑与陈济堂、薛岳激战，毙敌三千，伤亡也达二千，且弹药将尽，无力再战。向揭阳退却，准备向潮汕撤退。正当主力军与敌在汤坑激战时，黄绍竑以两师的兵力沿韩江左岸进攻潮汕，抢占潮州之后，继续向汕头猛攻，汕头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夤夜撤出了汕头，而到流沙。主力军向揭阳退却，闻潮汕失败，遂奔海陆丰。行至流沙正与汕头撤出的起义军会合，却又遭敌人的袭击。流沙河遭遇战，遭到覆灭性的失败。 这样南昌起义就悲剧的结束了，但三河坝走出的部队在朱德的带领下还有很长的路。 先看一下，当时对三河坝分兵的认识。
主力军起义军首脑部聚集在流沙河的天后庙里开会。周恩来这时正发着疟疾，他在会上检讨了失败的因素，第一条认为三河坝分兵是导致失败的决定，让敌人得到了居高临下的形势，集中兵力来把我们个别击破了 。当然还总结了其他因素，暂不叙述，再来看三河坝分兵。
三河坝的部队由朱德领导，无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没有朱德。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朱德在起义中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6个团，是贺龙的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南昌公安局2个保安队，500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所以，南昌
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而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再看此时这支部队的处境，局面困难且严峻。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自然没有太多人能对其给予很高的期望，也不会想到这支部队在坚定的信念凝聚下，通过“上山”打游击，开辟了新的道路，在井冈山朱毛会师，从此星星之火开始了燎原之势。
可是这中间的道路却异常曲折。
首先，部队需要人指明道路。
南昌起义失败了，保存下来的这点儿火种在四周敌人的围追下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如果坚持南下广东“上海”，等苏联的援助，或是继续攻占坚守城市，那几乎一定会像主力军一样越打越少，全军覆灭。而且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
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在这异常严峻的时刻，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从了他的话。
但革命的道路是艰苦的，并不有了方向，就走上了康庄大道，还需要革命者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领导以及必要的牺牲和努力，才能走向胜利。
成功突围后，局面并不会因一两场战斗改变，沿途受地主武装和土匪袭击，情况仍在继续下滑。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情况糟到了极点。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们穿着单衣，饥寒交迫，人困马乏，战斗力越来越弱。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走到江西安远的天心圩，从师、团级主要领导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最后，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下朱德、王尔琢、陈毅3人。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此时，朱德挺身而出。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黑暗是暂时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陈毅后来说，朱德讲了两条政治纲领：一是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二是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纵队下辖一个士兵支队，辖3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家底。但是留下的是真正的革命人，燃烧着革命的火种和激情。在朱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游击战法指导下，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下面，反思以下这个被认为是错误的三河坝分兵，为什么最终保留了革命的火种？ 三河坝分兵有失误的一面，除周恩来流沙河会议上提出外，解放后，也有这种观点“三河坝分兵，是一个导致失败的决定。如果不分兵，我军集中在一起约有十五，六个团，而军阀部队可以集中的也不过十七、八个团，力量相差不多，而我军的战斗力却强过他们，是可
以将他们击破的; 但是分兵却把部队的主力分散了。”（艰苦转战，杨至诚）。对军事策略上的问题，本文不加论述评价。
但三河坝分兵留下的部队对革命胜利功不可没是毋庸置疑的，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此后，这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从表面上看，这又很大的运气成分，和个人能力的因素，但是我认为其中有许多历史必然值得我们思考。
先考虑运气，美国作家布赖恩·克洛泽在《The man who lost China》中写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这也就是说，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同样，他的错误也的确是不可估量的。”在人主观决定外，运气被视为很重要的一条。
但是仔细想想，三河坝分兵时，革命军的运气也很糟。本来要到港口依靠苏联援助，但路走不通，即使走通了，援助恐怕也没有之前支持北伐时给蒋介石的援助多，反而会有不少不合实际的指令。在看周围白色恐怖下，不少不坚定的人都纷纷声明退党。即使是参加起义的部队，中途有叛变的。到了天心圩，朱德的这支部队，从师、团级主要领导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四面有军阀围剿，沿途是土匪袭击，前途渺茫，军心动摇，几乎是四面楚歌。但是朱德在这时站出来讲话了。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O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我们该怎么办?……”人群里一个人低声地问。“打游击呀!”朱德同志向着发问的方向望了一眼，弯下身来对大家说，这一带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站不住脚哟，反革命天天跟在屁股后头追……”“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这一番讲话稳住了军心，指明了打游击的出路，指出了革命必将胜利的前景。朱德同志的讲话，既平易，又简单，却讲出了很深的革命道理。在这革命失败后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他的讲话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大家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革命信念。大家觉得心里开朗多了。
能如此力挽狂澜，又怎么能归结为运气呢？ 这是人们对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状的不满，对一个强盛统一自主的新中国的渴望，为此革命，必百折不挠。当然，革命者结合实际开创新的革命道路，指明方向也尤为重要。
可能有人认为这是一两个人的决断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三河坝分兵保留火种全仗朱德力挽狂澜。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保留革命火种，首推朱德，这毋庸置疑。面对不可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朱德能力挽狂澜，自与他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身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分不开，也只有这样才获得这样深刻的和敏锐的历史自觉。但是历史自觉并非依赖某几个英雄而成为自觉的，否则就成了唯心的英雄史观。我们在回顾一下革命火种在三河坝分兵后，保存下来的过程。其中几点关键的决策，朱德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采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游击战法。这与日后闻名世界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游击战、运
动战不谋而合。而在天心圩存亡关头，朱德的讲话中说“这一带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与毛主席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又是英雄所见略同。朱德讲话时回答下面人“站不住脚哟，反革命天天跟在屁股后头追……”的问题时说的“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又于后来毛主席在《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的“第一条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有删节）如出一辙。而第二条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第三条全国革命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也能在上面的讲话中找到相似的部分。这说明，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以朱毛为代表的杰出革命者，经过艰苦探索，已经对革命的前景，方向和方法，有了新的认识。结合实际，得出不同于之前世界上任何国家而适于当时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所以说，历史自觉是历史发展到某一时期，当时杰出人物通过自身努力奋斗，自身的素质与信念自然融入历史自觉之中，以领导者的角色完成历史使命的必然事件,而并非几个英雄的个人表演。
好了，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认为三河坝分兵，这支部队保留下南昌起义的火种，虽然有一些偶然因素，但是革命火种的生生不息却是历史的必然。同时，革命先辈坚定的信仰，百折不回的气概，尤其是在困难中不断摸索创新，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论和深刻敏锐地对事物的认识分析，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回顾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我们也应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今天，努力在历史、社会的大背景下，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坚定个人信仰，让自己的意识融入历史自觉中，为我中华伟大复兴，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附：由于条件所限，没有亲身调查采访，无第一手资料，文中多处引用他人材料，未能一一注明。现将主要参考材料列于下。
主要参考材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
《苦难辉煌》 金一南
《铁血回天》
《艰苦转战》 杨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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