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关于重庆大足石刻的研究报告
关于重庆大足石刻的研究报告
研究目的：
观察研究学习宋代民间岩石雕刻，以及其历史背景和知识，体会宋代佛教文化。 课题研究过程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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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旅行团，按团定路线乘旅游大巴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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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资料如下。 重庆大足石刻始建于唐永徽元年（650年），历经五代，盛于两宋，余绪延至明、清，是中国晚期石艺术的代表作品。其中，以宝顶山、北山摩崖造像最具特色。中国人生活中非常喜欢排序，四大石窟普遍的说法是：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收录中国境内的四大石窟，分别是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大足石刻。大足石刻最杰出的代表是宝顶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北15公里处，由宋代高僧赵智凤于南宋淳熙年间，历时70余年，以大佛湾、小佛湾为中心，有总体构思组织开凿而成，是一处造像逾万尊、在石窟中罕见的完备而有特色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场。宝顶山摩崖造像的表现形式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万余尊造像题材不重复，龛窟间既有教义上的内在联系，又有形式上的相互衔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容始之以六趣唯心，终之以柳本尊正觉成佛，有教有理，有行有果，系统完备而有特色。宝顶山石刻就像一幅幅石刻的连环画册，将深奥的佛学教义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曾经佛教史学界有一种定论，中国佛教密宗自唐开元三大士传入以来，一般认为只传了四代，第四代传的是日本僧人空海，由于唐末战乱，空海学成之后就回日本去了。他在日本弘传大法，成为日本真言宗（东密）的初祖。而国内在空海之后，则因会昌法难和五代变乱使密宗渐至绝响。但在四川一带，特别是在大足，却出现大量的密宗造像。北山佛湾有百分之五十都是密宗造像。在宝顶山出现的密宗大师的踪迹和这座独具特色的南宋密宗道场，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密宗在唐末以后并未绝响，相反，它在四川一带有了很大发展。两百多年后，出生于大足米粮的赵智凤来到四川弥牟游学，三年后，回到大足弘传柳氏密法并苦心经营宝顶山石窟密宗道场。可以明白地说，柳本尊、赵智凤都是通晓唐代正纯密教的一代密宗大师，他们在秉承唐代金刚界密法的基础上，对于宗教实践有了独特的创新和发展。这两代祖师的弘法事业，把中国密教史往后延续了近四百年，为中国佛教史增添了新的一页。尤为突出的是，赵智凤殚精竭虑营建的宝顶山石窟道场，不仅是中国宗教事业上的一件盛举，也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如果说柳本尊在唐末延续了密宗的传承，赵智凤则是把这一事业推向历史高峰的又一位伟大的佛学家、实践家。
在大足石刻群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北山，石刻造像以佛教人物为主，而和北山相隔不远的南山，则是道教的石刻造像。各教的造像有的独居一山，而有的又共居一窟，这是为什么呢？公元三世纪，一个叫帛远的和尚和一个叫王浮的道士，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争论佛教和道教的优劣短长，每次争论，王浮总是处于下风。王浮为了证明道教的正统地位，冥思苦想了几日便编出了一
本《老子化胡经》，讲的是道教始祖老子后来去了印度，并派他的弟子投胎变成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徒也不甘示弱，于是编印了一部《清静行法经》，加以回击。说佛祖释迦牟尼派了三位弟子下凡教化人类，一个叫“如同”菩萨，就是孔子；一个叫“光静”菩萨，是孔子的徒弟颜回；还有一个叫“摩诃迦叶”，就是道教的始祖老子。佛教在反击道教时也不忘记，把儒家当成自己的攻击对象。后来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参与和左右下，佛教与儒道两教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由激烈的论辩演变为暴力冲突。公元446年北魏朝的太武皇帝，崇信道教，公然动用武力，在全国诛杀佛教徒，焚烧佛教经，捣毁寺院，佛教界一片血光。像这样毁佛灭佛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四起。三教之间的每一次冲突，都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让教徒们诚惶诚恐，让百姓们不知所措。终于有人出面调解三教之间的矛盾了。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把儒道佛三教的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他请国士徐匡讲孔子的孝经，僧人慧诚讲释迦牟尼的心经，道士刘进喜讲道教的老子，并让朝廷大员陆明德分析讲评每个人理论阐述的优劣得失。这次调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教论坛。此后佛教为了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便采用了一种引儒援佛的态度，它承认儒家的忠孝思想，并把儒家的忠孝观念融汇到佛经教义之中，因此由孔子撰写的孝经便被刻在了大足北山佛祖造像的一侧。佛教主张出家人必须削发，而孝经中却主张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敢毁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能够在一座山头平安相处，正是佛教同儒家文化妥协的结果
实地调查参观：（部分专业资料来源于讲解以及网上资料）
宝顶山石刻的主题是佛教佛像大型石刻塑像。
宝顶山石刻的游览路线从大佛湾北沿西端尾部倒叙开始，第一个主题是柳本尊行化事迹图，又称柳本尊十炼图。唐光启二年(886)， 柳本尊在天池坝老家设道场，于佛前发愿盟誓，束香于指，以火烧灼，号称“炼指”，开始了他的第一炼，以示救世的誓愿。后经“立雪、炼踝、 剜眼、割耳、炼心、炼顶、 舍臂、炼阴、炼膝”，完成“十炼”之业，已是天复六年（906年）。柳本尊以其残肢解体、自我摧残的苦行修炼，惊世骇俗，弘扬密教，四川密教因之大盛。
柳本尊行化事迹图画面正中尊为顶戴毗卢佛化像的柳本尊像，坐身高52米，他戴帽着交领襟衫作居士打扮，右眼已眇、缺左下耳、左袖软搭于膝上作断臂状，右手举胸前食指、中指伸起，拇指与四、五指弯曲。主尊两侧各有一半身胁侍菩萨，下层两侧各有一顶化佛的侍者，右侍者手捧耳朵，左侍者手捧断臂。
柳本尊行化事迹图龛高246米、宽248米，全图分为三层。上层：五佛四菩萨，均结跏趺坐于小圆龛内。正中是毗卢舍那旨，左右是宝生佛、阿弥陀佛、阿佛、不空成就佛。五佛皆螺髻，金身，面相近似。五佛两边有文殊、观音、普贤、大势至四菩萨。四菩萨皆戴冠，著袍，双手合十。中层：正中莲台上坐主像柳本尊，肩部两侧，各有五组造像，此即“十炼图”。下层：为柳本尊的十七位文武仆从侍卫图及十大明王像。柳本尊行化事迹图东侧是地狱变相，龛高12.68米，宽19.95米，深2.44米，刻像133尊。中国的地狱观念形成于东汉佛教传入后，在古印度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鬼神灵魂思想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地狱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轮回转世、善恶有报、惩恶劝善。 栩栩如生的柳本尊文武仆从侍卫图，共有十七位人物。其中，有著朝服，戴展脚幞头，双手执笏的文臣；有着铠甲，戴盔，手持宝剑的武将；有厌恶尘世，欲举
刀削发为尼的女弟子；有穿对襟长衫，双手捧盘的优婆夷（女弟子）；有首戴方巾，着斜襟长衫，双手捧经书的优婆塞（男居士）。
柳本行化事迹图的局部。顶部为中层“十炼图”的“炼指、炼踝、 割耳”。中部为下层的柳本尊文武仆从侍卫图。下部为下层的十大明王像。 明王是菩萨的降魔化身，受密宗至尊大曰如来之命，现身维护佛法。其雕塑造像大多数遏怒无比，威猛凶恶。宝顶山“明王”被雕刻在大佛湾末尾岩壁上，想来当年主持僧人赵智凤的原意是借这三头四臂的护法神王的狰狞强悍，保护密宗道场的万余尊雕塑不受侵犯。然而元兵入川却使这组造像仓促停工，从此再没有继续完成。然而，七百余年前的遗憾却留下了宋代制作摩崖石刻完整步骤及技法，这在摩崖石刻中尚属少相的上方刻有十斋日佛，他们可为活人提供祈福免灾的机会，日念其千遍，可免坠地狱。下面刻了十大冥王，十大冥王的左侧刻有一速报司，右侧刻有一现报司，从而构成阴曹地府的十二殿。在十大冥王的中间端坐着地藏王。他手托摩尼宝珠，宝珠放出六道佛光，其中两道上天，两道入地，以示其智慧之心上至天堂，怜悯之心下及地狱，他在关注着地狱里的一切受苦众生。
地狱为众苦集聚之所，在地狱之门的右上方有一杆巨秤，秤钩上钩着一个“业”字，表示灵魂入地狱时要把生前所作的“业”钩在秤上称一称，看善业和恶业各做了多少。在地狱的左上方还刻有一面“业镜”，以示明镜高悬，量刑公平无私。下面是刑罚酷虐、阴森可怕的十八种地狱（由右至左依次排列）1．刀山地狱、2．油锅地狱、3．寒冰地狱、4．剑树地狱、5．拔舌地狱、6．毒蛇地狱、7．锉碓地狱、8．锯解地狱、9．铁床地狱、10．黑暗地狱、11．粪秽地狱、12．矛戟地狱、13．镬汤地狱、14．铁轮地狱、15．刀船地狱、16．饿鬼地狱、17．铁围山阿鼻地狱、18．截膝地狱。此图为截膝地狱，有一男一女持杯捧坛，正在劝一比丘饮酒。酒香诱人，比丘心里想喝，但又怕犯戒，所以侧着身子，手半伸半缩，想接又不敢接，其形象极为生动有趣。下面有一劝酒男子被反绑着，一鬼卒正抓住他的脚踝，举刀砍其膝；一沽酒女被拔舌，剜眼、砍手、截足，令人怵目惊心；另有一青年男子酒后乱伦，杀戮其父，淫匿其母，母与外人共通，又担刀害之。入地狱后项戴枷锁，枷上写着“三为破斋并犯戒，四为五逆向爷娘”，这男子指着一行字“不信佛言，后悔无益”。据《大藏经》言——佛告迦叶：善哉，不饮酒者是我真子，即非凡夫。善饮酒者，或父不识子，或夫不识妻……或姊不识妹，或不识内外眷属……旁边这组雕像便是据以上说法而刻的。工匠师们打刻这四组造像的目的是为了告诫众生：酒本无性，但酒后乱性，故当戒之。让人们在清醒时看到自己醉酒时的丑态，然后引以为戒。这些酒后昏乱，目不识亲的醉酒人都被匠师位刻画得神情恍惚，目光朦胧，醉态可掬。如果没有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高超的艺术手法，是很难处理得如此真实动人的。这四组情节，从人物表情动态、性格特征的刻画到动势关系的组合，以及刀法的洗炼概括来看，都堪称艺术佳品。人们称之为“戒酒图”。
父母恩重经变像。经变像就是指把经文的内容变成图像。《父母恩重经》这本经书出自中国，说的是父母哺育的恩重比山高比海深。这组像是宝顶山造像反映生活气息和中国伦理的重要龛窟，它的出现是中国哲学史上儒佛道三教经过长期斗争长期融合的结果。上面坐着的这一排佛，一共有七尊。他们就是贤劫七佛，谓过去庄严劫中三佛，贤劫中四佛。指释迦佛及其出世前所出现之佛，共有七位。即：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与释迦牟
尼佛。这七尊佛都有名有姓，有出生的时间和地点，说明佛到人世间来都离不开父母。下面共分为10组雕刻，从怀胎守护恩、临产受苦恩、生子忘忧恩、咽苦吐甘恩、推干就湿恩、哺育不尽恩、洗涤不尽恩、伪造恶业恩、究竟怜悯恩，全都是展示父母对子女的无上恩情。
父母恩重经变像通过展现父母含辛茹苦孕育子女的生动过程，宣扬了中国古代悠久的孝文化。片中金色的雕像自右至左为咽苦吐甘恩和哺育不尽恩。做左侧是伪造恶业恩，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为儿女杀猪宰羊热闹地办婚事。按佛教教义所说，杀生是造恶业。父母宁愿自己入地狱受苦，也不愿让儿女沾杀生之罪名。 孔雀明王经变相。孔雀明王是佛教密宗的一大本尊，在佛教所有的明王中，他是唯一以慈悲相出现的，其他明王皆以愤怒相出现。他以能驱除诸般毒术，禳灾去祸为特征。龛中的孔雀两翅张展，明王乘其背上，面容慈祥。龛右壁刻有佛弟子阿难手持经书念诵，旁边有一比丘俯卧在地，后面枯树中有蛇爬出。据佛经载，莎底比丘出家为众僧砍柴，被朽木中的黑蛇咬伤，毒气遍身，闷绝于地。阿难向佛说起，佛告阿难──“有佛母明王咒，能灭一切诸毒怖畏灾恼”。这组造像表现的是阿难正在为莎底比丘念诵明王咒，使其得以复苏。龛右壁还刻有阿修罗手执旗幡，他有美女而无佳肴；左壁刻帝释天有佳肴而无美女。他们相互嫉妒，争战不休。明王咒一诵出，战争立即平息。壁下刻有虎、狼、毒蛇等凶猛之兽，表示孔雀明王咒能驱赶他们，消灾免难。这龛造像由于清乾隆年间，猛风拔树，带下石檐，故有些残损。孔雀明王和千手观音这两大密宗本尊，加上中间的卧佛，便形成了大佛湾整体造像的核心。
释迦涅槃圣迹图，俗称“卧佛”，龛高7米，宽32米，深5米，刻像37尊，是大足石刻中体魄最宏伟的一尊造像，在大佛湾内占据了最显赫的位置。他横卧于佛湾东岩，为半身像。其造型比例恰当，体形丰圆壮硕。由于匠师们多采用圆刀雕刻，所以造像各部分的线条显得较为浑厚柔和，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佛主涅槃时的安祥之态。整个卧佛只表现了上半身，双脚隐入岩际，右肩陷于地下，左肩在五色祥云之中，以示释迦牟尼横卧于天地之间。
大佛湾全景，正下方是卧佛，右侧是孔雀明王经变相，左侧的大殿中是著名千手观音。常见的千手观音多数是造三十二只手或四十八只手，以示观音的三十二变相和四1愿，其他的手皆用背光的形式来表现，以达到“千”的涵义。而我们古代的艺术家却在这里打造了一尊拥有1007只手的，名副其实的千手观音，被誉为“天下奇观”。造像采用纵横交错，上下重叠，反侧相承，深涉错落的布局，在八十八平方米的石崖上，雕出这1007只手。这些手纤细修长，千姿百态，金碧辉煌，构成了一幅犹如孔雀开屏的绚丽画面，令人眼花缭乱，心摇目眩。这龛千手观音造像被誉为“世界石刻艺术之瑰宝”。千手观音目前正在维修保护中。
圆觉洞是一个深1200厘米，宽900厘米，高600厘米的人工洞窟，是大佛湾内最大的洞窟造像。在洞壁的正中刻着结跏而坐的三身佛：中间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左边是报身佛（卢舍那佛）；右边是应身佛（释迦牟尼佛）。在三身佛前跪着一合掌菩萨，以示十二菩萨轮流礼佛问法。在洞口的上方开了一小扇天窗，由天窗射入一束强光，如舞台上的聚光灯一般照在佛前长跪的菩萨身上。在洞壁的两侧俨然整齐地并坐十二圆觉菩萨。圆觉洞造像融装饰、排水、采光于一体，充分显示出古代雕大师的雕刻技艺。
正觉像是赵智凤的老师柳本尊的成佛像，佛像手结外缚印，头上有“平顶金刚印”，在佛头顶的两道毫光之间，刻有柳本尊的居士像。右侧有一通碑，名为《重修宝顶山寿圣寺碑记》，追叙了大佛湾石刻的来历，简介了赵智凤的生平事迹。外缚印是指交叉二手十指而作拳，以左手五指置于右手五指之上，使十指外现于掌外。这种拳印特用于胎藏界曼荼罗，表示莲花上之月轮，八指相叉表示八叶莲花。也有说外缚印是显十地圆满之形。
大足石刻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背景，更反映出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右下的四尊雕像自右至左依次是道教祖师老子与伏虎山君、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这里应是正序游览的起点。
圣寿寺位于宝顶山大佛湾右后侧，始建于南宋淳熙年间，乃名僧赵智凤主建的密宗禅院。现存寺院为明、清建筑。圣寿寺依山建造，殿宇巍峨，雕饰精美。圣寿寺在明、清时香火鼎盛，寺内刻有大佛湾造像雏形，当是大佛湾造像蓝本。
篇二：浅谈大足石刻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再开发利用
浅谈大足石刻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再开发利用
[摘要] 为传承了千年的宗教摩崖石刻艺术作品群，大足石刻的存在不仅仅彰显着我国古代时期壁画雕刻艺术的巅峰，更忠实地记录了几千年来大足地区文化发展对壁画雕刻艺术的影响，是不可再生的亟待保护的珍稀旅游资源。本文聚焦大足石刻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和现状，深入分析了大足石刻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了大足石刻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再开发利用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大足石刻；旅游资源；保护与再开发利用
文献综述
大足石刻是具有极高历史研究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早在大足石刻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前，国内学者对于大足石刻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例如在1996年，在全国第五届工程地质大会上，包括张赞勋、付林森、江东云、姚金石等在内的几名学者就以《大足石刻风化物可溶盐形成及破坏作用机理》1为题提出了自己对于大足石刻旅游资源保护现状的研究与担忧，在深入分析风蚀作用对于大足石刻旅游资源构成的破坏的同时，这几位学者从地质学专业的角度提出了保护大足石刻旅游资源的建议。
在相关的研究进入讨论阶段后，随着我国学者李永德和朱明（2001）关于FRP加固修复混凝土用粘结材料的研究成果的发布2，利用FRP加固修复混凝土用粘结材料对石刻雕像等艺术作品进行科学复原的可能性大增，而且，在敦煌等地壁画的修复工作在相关材料的支持下，有关利用FRP加固修复混凝土用粘结材料对大足石刻的艺术品进行修复和保护的研究正式展开。
事实上，为了更好地保护大足石刻旅游资源，我国学者不仅仅研究出了用FRP加固修复混凝土用粘结材料对大足石刻的艺术品进行修复和保护的方法，我1张赞勋.付林森.江东云.姚金石.大足石刻风化物可溶盐形成及破坏作用机理[C].第五届全国工程地质大会文集[A].1996.
2李永德.朱明.FRP加固修复混凝土用粘结材料的研究(2)浸渍树脂[J].化学建材.2001(05)
国很多学者还将研究的方向聚焦在艺术品保护的周边工作上，从治水3等角度谈了对大足石刻旅游资源保护和再开发的个性化观点。关于这一点，我国学者王庆煜（2010）在撰写《对大足石刻治水和维修的体会》一文时就曾对相关的观点加以阐述，引起了业界的普遍认同。
随着我国学者对于大足石刻的认识和理解的进一步加深，我国学者对于大足石刻的认识和理解从单纯的旅游资源拓展到人文历史资源和宗教发展见证等多个领域与方面。而我国学者郭相颖（2005）4就在其创作著作《心心心更有何心——谈宝顶山摩岩造像心法要旨》一文时，通过对佛法的研究而涉足对大足石刻的研究，并对大足石刻的历史价值和特殊意义进行了深刻而又生动的描述。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各种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我国学者眼中可以用于石雕石刻艺术作品保护的材质越来越多，我国学者罗晓东在创作《新媒体艺术挑战艺术品保存科学》5一文时，就曾提出利用液体蜡对石雕石刻艺术品进行封存的全新的石雕石刻艺术品保存方式。虽然这些研究本身并不是针对大足石刻艺术品的保护和再开发工作开展的，但是这些研究却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大足石刻旅游资源保护工作的进步。
正当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相关保存技术的发展势必将解决相关石雕艺术作品的保存难题时，2010年底《新京报》刊发文章指出《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像”受损严重 只剩37只好手》6这一则报道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于大足石刻保护与再开发利用研究的兴趣。
前言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唯一一处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旅游胜地。作为传承了千年的宗教摩崖石刻艺术作品群，大足石刻的存在不仅仅彰显着我国古代时期壁画雕刻艺术的巅峰，更忠实地记录了几千年来大足地区文化发展对壁画雕刻艺术的影响，是不可再生的亟待保护的珍稀旅游资源。对大足石刻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再开发利用工作不仅关系到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力保护，更关系到大足地区乃至重庆市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因此，深入研究大足石刻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再3
4王庆煜.对大足石刻治水和维修的体会[A].文物保护技术（1981～1991）[C].2010 郭相颖.心心心更有何心——谈宝顶山摩岩造像心法要旨[J].佛学研究.2005(00)
5罗晓东.新媒体艺术挑战艺术品保存科学[J].艺术市场.2009(04)
6吴曙良.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像”受损严重 只剩37只好手[N].新京报.2010.12.30.
开发利用十分必要。
一、大足石刻旅游资源分析
据考证，大足石刻始建于唐永徽元年，也就是公元650年，盛于两宋，延至明清，是中国历史上十分著名的石艺术代表作品。在大足石刻的石窟艺术作品中，不仅包括了佛、道、儒三教造像，还包括了多种风格的壁画、铭文，堪称“一座艺术精湛、内容丰富、独树一帜的艺术宝库”7。我国政府早在1961年就将大足石刻的北山摩崖造型和宝顶山摩崖造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大足石刻的石门山、南山、石篆山和北山等也相继并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得大足石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力的保护。正是在这样的保护基础上，大足石刻才能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作为一处极具吸引力的人文旅游经典吸引着源源不绝的游客慕名前来，具有着极高的保护价值和开发价值。
（一）地理位置与交通设施
从地理位置上看，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潼南县、铜梁县和璧山县一带。由于大足石刻所在的位置面积较大，可供旅游参观的景点相对较多，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从重庆市区通往大足石刻的交通渠道比较丰富。据了解，目前连接重庆市区与大足县的交通方式包括由重庆市区直接通往大足区的高速公路、城乡公路等，既可以乘坐城际大巴往返观景，也可自行驾车前往游览，交通设施的条件较为便利。
（二）大足石刻旅游资源的特征
从大足石刻旅游资源的现状来看，大足石刻旅游资源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个：第一，分布广。大足石刻虽然名为“大足石刻”，但是相关的旅游资源分布在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等五座山中，分布十分广泛；第二，景点多，大足石刻的艺术作品总件数数量丰富，其中仅石刻造像就有70多处，总计10万多躯，这些艺术作品分布在五座山中，造成可供观赏旅游的景点众多；第三，种类全，大足石刻的艺术作品包括了佛、道、儒三教造像，多种风格的壁画、铭文等；第四，保存好。据了解，因为大足石刻分布面积广，且普遍分布于7 郭相颖.心心心更有何心——谈宝顶山摩岩造像心法要旨[J].佛学研究.2005(00)
山中峭壁处，所以大部分艺术作品保存较为完整；第五，价值高。由于整个石刻建筑群的建造经过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发展，所以大足石刻艺术品的风格特点较为全面，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三）大足石刻保护对旅游业的影响
大足石刻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对于大足区乃至整个重庆市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据相关报道，大足石刻自从1999年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对当地大足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景区旅游接待人次从1999年的48.8万人次，增长到2011年的580多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从1999年的不足2亿元，发展到2011年的20亿。可见，积极保护和科学开发大足石刻旅游资源对于当地旅游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二、石刻被破坏的原因和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政府早在1961年起就将大足石刻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近些年来，大足石刻旅游资源还是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这暴露出在大足石刻旅游资源的保护工作方面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一）石刻被破坏的原因
从近几年大足石刻发生的损坏事件的调查结果来看，造成石刻被破坏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损坏
根据有关学者对于近些年来大足石刻发生的损坏现象的调查研究，风化、渗水以及石块松动等自然原因是导致大足石刻遭到损坏的主要环境原因。8具体说，由于大足石刻的艺术作品主要都是雕刻在硬砂质石英砂岩9上，所以从硬砂质石英砂岩的属性角度出发，当遭遇连绵的阴雨天气，或者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时，硬砂质石英砂岩的质地就会发生改变，由硬变软，相应的石刻艺术品的完整性就会受到影响而发生损坏。
2、景区管理制度缺陷导致的人为破坏 8 张赞勋.付林森.江东云.姚金石.大足石刻风化物可溶盐形成及破坏作用机理[C].第五届全国工程地质大会文集[A].1996.
9 王庆煜.对大足石刻治水和维修的体会[A].文物保护技术（1981～1991）[C].2010.
当然，除了自然气候条件的变化会给大足石刻艺术造成破坏，人为破坏也是近些年来的旅游资源管理中经常会遇到的棘手问题。由于在既往的开发中对于旅游资源持续性开发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足，导致部分景点的旅游资源被过度开发，游客数量的激增和游客对石刻艺术的好奇、触摸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给景区的部分艺术品造成了破坏。10更有甚者，在近些年来还曾发生过针对景区的偷盗事件，这些都给景区旅游资源的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给景观艺术品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破坏。
（二）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科学保护大足石刻旅游资源的角度出发，在大足石刻旅游资源的保护工作中，目前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有这样两个问题：
1、对保护不够重视
所谓对保护重视不够，主要是指对于自然气候的变化带给大足石刻的影响和破坏估计不足，所以在具体的保护工作中十分被动，常常只关注与修补眼前出现的问题，但是前期出现的问题暴露出的漏洞却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结果就造成受自然条件变化影响而破损的石刻艺术作品的损伤日益加重，但是相关保护工作的保护力度却迟迟无法得到有效加强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历经千年的战火洗礼大足石刻仍然保存较为完整，因此大足石刻的管理者对于大足石刻所在自然景区的天然景观构造组成的“天然屏障”过于依赖，相关的景区保护工作不够完善、细致，给违法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2、资金投入较匮乏
从大足石刻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来看，由于十分注重将外地游客吸引到大足区当地参观游览石刻艺术，所以重庆市区到达大足区观赏相关景点的交通条件比较优越，这就使得大批游客在游览完一个景点之后首先选择坐车回重庆市区做休息和调整然后次日再搭车赶往下一处景点继续参观的“短期游”现象比较显著，而对于大足石刻保护地的当地政府来说，由于游客在大足区的停留时间短，旅游产业的开发效果比较单一，除了景区门票收入外并没有创造其他旅游产业收入，导致地方政府始终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去完善、修葺和保护相关的景观艺10 吴曙良.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像”受损严重 只剩37只好手[N].新京报.2010.12.30.
篇三：大足石刻百年研究综述
大足石刻百年研究综述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16日
来源：不详作者：陈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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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大足石刻之研究，上溯清乾嘉时期之张澍，至1945年县人陈习删与大足石刻考察团将大足石刻研究推入科考领域；以后至1984年，大足石刻研究向多学科扩展；1985年后，大足石刻研究、宣传开拓领域向纵深发展，获得丰硕成果。本文对大足石刻百年研究梳理了一个线条，对主要成果进行了排叙综述。
作者，陈灼，1950年生，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副研究馆员。
绪 言
大足石刻位于中国西南的重庆大足县境内，计有七十五处摩岩造像五万余躯。
大足石刻造像始于建县（公元758年）前的唐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历唐、五代，至两宋达到极盛，明清两代仅有少许造像，现有75处石刻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北山摩岩造像（含南山、石篆山）、宝顶山摩岩造像（含石门山）二区五处最为集中，规模最大，且多为唐宋石刻，是中国石窟建设史上最后的一座大型雕塑群；以其技艺之精美，内容之丰富，题材之多样，代表了中国晚期石窟艺术发展水平，故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12月1日，又由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足石刻具备宗教造像三种类型，一为佛教类型，二为道教类型，三为儒释道三教类型。
晚清以前，大足石刻基本不见有研究。千余年来，仅知见有大足石刻首录入宋《图经》，但其书今已不存。南宋王象之著《舆地纪胜》，记有大足的《韦君靖碑》、《吴季子墓碑》、《高祖大风歌碑》、《古文孝经碑》、《画维摩诘碑》，并记载了：宝峰山（按即今宝顶山）在大足县东三十里，有龛岩，道者赵智凤修行之所。其后明万历年间曹学佺所著《蜀中名胜记》记有大足石刻，但多录自《舆地纪胜》和旧《志》。
一、1818年――1955年
大足石刻之研究，可说自张澍开始。张澍号介侯，中国甘肃武威人，清乾嘉时代有名的学者，著有《养素堂文集》和《蜀典》，主编了《大足嘉庆志》。他于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秋任大足知县不过半年，多次登临南山、两次畅游宝顶，写下了《游佛湾记》、《前、后游宝顶记》等十篇文章以及诗文四十余首。张澍在文章中，就大足石刻的历史源流，碑记历史事件、人物等进行了考证，在诗文中保存了一些今人难得的史料。但张澍的研究主要还是凭着直观和学识，就事论事。其后，清道光年间，大足人李型典撰有游石篆山、石门山、妙高山等游记、其内容、价值不过张澍。张、李的诗文，都分别纂入了大足《嘉庆志》和《光绪志》。道光以后，《续金石苑》、《金石苑》、《语石》著录有大足石刻一些碑记。
大足石刻虽然图文并茂，且有文献可征,但交通闭塞,清末、民国又迭遭兵燹,至其长期沉睡青山翠岭不闻于世。直到1945年(民国34年)大足人陈习删主编的《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在重庆北碚付印时,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在县志卷一《山脉》中见记述摩岩石刻造像、碑碣、题记甚多,查诸史籍又不载,引起了重视；继与大足联系应邀组织有当代史学家马衡,顾颉刚,何遂,傅振伦等计十五人参加的考察团赴大足,先后留足八日，对北山,宝顶山等处石刻进行了科学考察。考察期间,分工严密,计有:鉴定年代和龛窟命名,编定窟号，丈量尺寸，登记碑像,搜集碑记文字材料和拍摄影片,照片,绘制部位图和摩绘像饰,椎拓图文和考论其价值。事后又各撰写文章,在国内各报刊上发表；并在重庆举办展览,发表演讲。这些内容,辑为《大足石刻图征初编》,作为《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的首卷。当时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杨家骆《大足石刻考察记略》(三篇)[1]；傅振伦《大足南北山石刻之体范》[2]；马衡《宋范祖禹书〈古文孝经〉校释》[3]；朱锦江《从中国造像史观研究大足石刻》[4](讲演稿)；吴显齐《介绍大足石刻及其文化评价》[5],《大足石刻印象记》[6]；陈习删《大足石刻概论》[7]。他们论断:大足石刻多为唐宋雕刻。“从中国雕刻历史之延续上观之,其价值堪称无匹”。在中国雕刻艺术上“盖能尽力吸收外来艺术之优点,复能依据固有精神,而形成更优越之新艺术”；“以为堪与云岗,龙门鼎足立,而为中国佛教石刻之三大区域”;“实与敦煌相伯仲”。在中国造像史上“可算是硕果仅存”。其后，非考察团
[10]等等,分别对大足石刻作了介绍,述评。本来1945年的考察研究工作,还拟深入拓展下去,考察团成员还拟定了如《大足石刻摩绘选辑》,《大足石刻目录》,《大足石刻碑记选录》等十多个研究题目，因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人员星散,研究计划停滞未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拨巨款建设石刻保护设施；任酷爱家乡石刻的陈习删为大足石刻保管所副主任。1953年大足县政府明文公布保护北山,宝顶等十多处石刻。其后，石刻保管所更名为大足县文物保管所，会同四川省文管会
派员对全县文物进行调查,并对北山,宝顶山等13处石刻区造像进行登记、编号、椎拓碑刻和题记,为以后大足石刻研究铺奠了基础。1952年时,张圣奘发表了《大足安岳的石窟艺术》[11]指出:“宝顶山的造像,在大佛湾分十七段,(小佛湾一段),为宝顶造像的中心区域。此外,尚有小宝顶,龙头山,龙潭,毗卢寺等处,共构成大足宝顶石窟系统”。但张未明辩属什么系统。陈明达发表了《略述西南区的古建筑及其研究方向》[12],提出了独一无二的论断,说“宝顶寺,全部是明代的作品”。到1955年,已任省文史馆研究员的陈习删写成《大足石刻志略》[13],约十七万言,将大足石刻分系统进行了研究。全书分绪略,别略,论略三章、将大足石刻自宋以来之著录,专论加以排叙、指出:大足石刻自石刻考察团始分区,后经调查共为十八区。《志略》中惟取其中存像百尊以上者即北山、宝顶、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妙高山、半边庙(即舒成岩)七区，分二十七段,征之佛教典籍进行了考析,著录,并综合前代诸家之文,逐一辩证。最后在论略中对大足石刻的历史、宗教、艺术价值逐一论述；对镌造大足石刻的工匠进行了考证；对研究大足石刻之崇古、崇外及易被忽略之“雕刻绘画历史发展事件和唐宋给事蜀人最多最精事件”两件史实做了研讨。是第一部较为详细研究大足石刻内容的著作。从而,结束了自张澍以来大足石刻的前期研究。
大足石刻前期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大足石刻研究,进入了科考领域。如分区,鉴定年代,编号,绘图,摄影。第二,确定了大足石刻的地位,堪与云岗、龙门鼎足立。第三,大足石刻在国内报刊上首次出现,引起了学术界及有关部门的重视,打破了长期湮没无闻的局面。
大足石刻的前期研究,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前期研究还停留于介绍大足石刻内容和资料整理方面,从理论上探讨大足石刻的文章不多。
二、 1956年──1984年
从1956年起,大足石刻研究向多学科扩展并向纵深发展。
1961年国务院公布北山、宝顶山摩岩造像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了南山、石门山、多宝塔、石篆山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
年，国务院将南山、多宝塔、石篆山并入北山保护范围；石门山并入宝顶山保护范围）。大足县又陆续公布了石刻保护单位共计七十五处，并划有保护范围，定有专人管护，竖有保护标志，记有档案。陈习删《大足石刻志略》油印八十多册，分送省以上的文化、研究机关和一些有名的专家学者。这些有力的措施，大大促进了大足石刻的研究。
1956年底，中国美协组织了以大足石刻为重点的四川古代雕刻考察团，其成员温庭宽发表了《论大足宝顶石刻的一些特点》
[14]、《大足佛教摩崖造像的艺术价值及其现况》[15]，指出：大足石刻成功地运用了精炼的雕刻艺术语言，产生了令人信服的艺术力量，富有人民性。孙善宽、林家长发表了《大足等地古代雕刻给我们的启发》[16]，提出了宋代雕刻在中国雕刻史上不是衰落而是有所创新、发展；大足石刻显示了强烈的人民性，对当代雕刻创作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此后，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文艺理论家王朝闻，石窟艺术家李巳生来足考察，或拍照片，或翻塑雕像，或发表文章。1962年初春，北大考古系教授阎文儒一行六人来县，历时月余，对南山、北山、宝顶山、石门山等处石刻进行登记、测量、拍照，并对石刻内容进行了辩识、考证，有些是1945年考察团未做到的。尤其是1962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由四川美院雕塑系教授李巳生撰文的大八开《大足石刻》画册，为第一本最大较完整的大足石刻图集。
1956年中国美协古代雕刻考察团组织的专家来县考察，为建国后团体考察大足石刻之始。前苏联的克宁杜霍夫、日本的粟原益男、日野开三郎等发表有关大足石刻的文章，为建国后外国人研究大足石刻的开端。1956年至1984年底，据《大足石刻文献目录索引》，大足石刻之专著，图册达18种，书刊载文129篇，报纸载文99篇。1982年成立了大足石刻研究学会，收到论文20多篇。杨家骆指导陈清香著有《大足唐宋佛教崖雕研究》[17]一书，大足县文管所编印了多本《大足石刻》简介，大足石刻研究学会创办了《大足石刻研究通讯》，大足人还组办了《石刻之乡》，还在《大足县志通讯》上开辟了“石刻之页”专栏。1980年大足石刻试行开放到1984年正式开放，中外名人，游客络绎不绝，年达60余万人。瞩目、研究大足石刻的人日渐增多，且大足石刻研究学会的成立，为促进大足石刻研究的深入开展无疑将产生极大的作用。
从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内容来看，介绍性的文章和从艺术角度来研究大足石刻的文章仍占多数，但有的文章从多方面学科向纵深发展。
邓之金、陈明光《試述大足石刻的成因》[18]，从社会活动重心转移，蜀中无大战，统治者崇佛，密教兴起而论其促成之外因。刘长久《大足佛教石窟艺术审美片论》[19]、叶毓山《佛像人化》[20]，从审美的角度将大足石刻的“世俗化”、“人性化”、“民族化”研究向纵深发展，认为“其中蕴藏极为丰富的智慧和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民族精神”。李永翘、谢洪恩《从大足石窟看宗教艺术的二重性》[21]，以辩证对立统一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陈习删《宝顶雕像年代问题》[22]、东登（陈明光、邓之金）《再谈宝顶山摩崖造像的年代问题》[23]从实物方面一论再论宝顶石刻年代，认为全为南宋时赵智凤所创。胡昭曦《宝顶石刻浅论》
[24]从历史的角度探讨赵智凤修建宝顶的年代，认为不全为其所造。而李正心《也谈宝顶山摩崖造像的年代问题》[25]另出“五证”认为创立于初唐。龙晦《大足佛教石刻〈父母恩重经变像〉跋》[26]与敦煌变文联系起来探究。王家祐《柳本尊与密教》[27]探讨密教传法系统与宝顶密宗造像之关系。澄静《宝顶石刻》[28]从宗教角度来说明其内容。胡文和《大足宝顶“九龙浴太子图”及其表现艺术》[29]深究了印度佛经中的“龙”在中国的变化。张划《大足历史若干问题探疑》（一）、（二）、（三）[30]，草莱（陈明光）《大足石刻拾遗》（之一）、（之二）[31]，洪惠镇《四川大足宝顶摩崖造像的若干问题》[32]分别探讨了大足石刻中历史、内容的若干问题。日本人日野开三郎《唐韦君靖碑中应管诸镇寨节级的一点考察》[33]、粟原益男《论唐末土豪的地方势力——四川韦君靖的情况》[34]及重庆市中区教师进修校刘蜀仪《韦君靖碑考析一、二》[35]、李正心《唐末永昌寨遗址考察记》[36]探讨了晚唐川东的地方社会状况。日本人石川一成《中国大足石窟的石佛群》[37]、《江南最大的石窟》[38]论述了宝顶石刻的“儒家化”。其他如专谈大足石刻之特点，专谈一龛一窟之艺术性，专谈石刻造像中的科学技术，专谈大足石刻的维修保护工程等等，都是多学科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标帜。至1985年4月，刘长久、李永翘、胡文和三同志编成《大足石刻研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载《大足石刻研究文选》；中篇载陈习删著，胡文和、刘长久校注《大足石刻志略校注》；下篇载《大足石刻总录》。将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辑录、校注、整理，并第一次搜录了大足石刻较全面的总录――可称为大足石刻的简明“户口本”，陈典赞其为“是这一时期的里程碑，也是促进研究大足石刻的动力，为今后研究大足石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1985年――2000年
1985年，大足石刻研究宣传开拓领域向纵深发展，高潮迭起。1985年4月，大足石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轰动京华”；年底在成都展出“满城争相话石刻”；其后，又在桂林、深圳、佛山、重庆相继展出，关心、瞩目大足石刻者越来越多。四川省文管会主任张秀熟倡议在成都召开了座谈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要用考古和综合学科手段进行研究；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建议要做好每龛的科学调查记录。同时，在1984年四川省文化厅同意新建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与大足县文管所合署办公的基础上，重庆市、大足县1990年6月又将其更名为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业务由重庆市文化局按市直属单位对待。1991年10月，四川省社科院又批准成立了省社科院大足石刻研究所与博物馆合署办公。至此，博物馆下设办公室、研究部、维修部、保管部、群工部以及宝顶、北山二个文物管理区。1995年，大足博物馆、大足石刻研究会相继出台了发表文章，评选优秀作品的奖励办法，从机构设置、奖励机制上为大足石刻的保护、研究、宣传全面发展准备了条件。
1986年4月、1992年9月、1995年9月、2000年11月，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二、三、四、五届年会在大足召开，共收到论文180多篇；学会会员由开始的50人发展到200多人，会员遍及全国的专家、学者。1985年至2000年，据不完全统计，各种著述，各种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学会收到的论文，共计有专著、图册、简介、音像品、报刊文章等各种文献计1650余篇目。其中：书刊载文560余篇，报纸载文、图1028篇幅，画册14种，研究论著8种，科普读物15种，录音、录像带、幻灯片、VCD光盘、电影片、音像品22种，名信片、导游图及其它类计4种。此外，收集保存大足石刻调查档案资料254篇，照片资料6672幅，拓片资料3042张，《申报大足石刻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调查资料16本，大足石刻维修工程总结报告27篇。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大部集中到1986年《四川文物·石刻研究专辑》，1992年《大足石刻研究文集》，1995年《大足石刻研究文选》，1996年《大足石刻研究文集》（2）卷和即将编发的《大足石刻研究文集》（3）（4）卷之中。
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二、三、四、五届学术讨论会认为，80年代，大足石刻研究开拓领域向纵深发展，百花齐放；大足人群起投身研究，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撰写论文。到2000年底，已发表和收到的论文涉及历史、佛教、道教、儒家及三教合一、考古、图像学、美学、建筑、乐器、文保技术、摄影、电视、宣传教育等等方面。运用洞窟考古以及哲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及美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对石刻艺术进行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特别是洞窟考古成果，为建立档案――“订好户口本”打下了基础。兹将这一时期的研究归纳分述如下：
（一）概论方面
1、
大足石刻概论。19世纪80年代，宏观论述大足石刻越来越深入。1986年，陈明光发表了《略论大足石刻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和作用》[39]，以为可补唐至宋末四百年石窟造像之阙遗；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是宋史研究的实物资料宝库。胡昭曦《大足石刻与宋史研究》[40]认为，为研究宋代理学发展提供了佐证。李正心《宋代大足石刻》[41]从思想信仰的角度研究，认为大足石刻是渗透着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艺术。李永翘《略论大足石刻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42]从大足石刻分析研究中探讨古人的思维，论证其对中国思想史的难能贡献。赵树同《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的雕刻艺术研究》[43]、郭相颖《大足石刻艺术》[44]则从大足石刻艺术角度研究，认为大足石刻继承了前人艺术精华，有创新，有发展，论证石窟艺术唐盛宋不衰，形成了
艺术发展的高峰。其后，史苇湘发表《信仰与审美》[45]认为，大足石刻反映了民众信仰与审美价值观，反映了地方民众的思维感情。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识》[46]认为，四川特别是大足，是中国佛教史和造像史的重要发现。跨入90年代，大足石刻研究向着探讨诸教归流，世俗信仰深入发展。何代福《试论儒学对大足石刻的影响》[47]认为，大足石刻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佛教诸宗归流之历程，反映了佛教世俗化的历史风貌。黎方银《试论大足石窟的文化基础》[48]则致力探讨了宋代文化精神，人文性格，回归社会的宗教文化是现实人生，功用，务实，其基本动力是民间，民众是建造大足石刻的文化底蕴。赵锐涛《浅谈大足石刻艺术中展现的信仰习俗》[49]认为大足石刻中的信仰习俗极具功利性。郭相颖《从大足石刻看佛教中国化及民间信仰特点》[50]从哲理角度研究后指出，三教造像反映出民间“信神不信教”的特色。黄心川《“三教合一”在我国发展的过程、特点及其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影响》[51]研究了儒、释、道三教一致――三教独立――三教合一的发展轨迹及其对中国文学艺术包括大足石刻的影响。李巳生《大足石窟佛教造像》[52]从佛教艺术传媒到大足石刻内容、题材、艺术进行时空研究，认为大足石刻在中国南北汇流趋同与变异中达到了艺术之巅峰，进入华夏文化共同发展的新时期。
2、
宝顶石刻概论。90年代探讨宝顶石刻内涵的文章多了起来。1992年，郭相颖《刻在岩壁上的哲学伦理巨著》[53]从宝顶石刻内容研究反映佛教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和修持方法与儒家的伦理、理学的心性融合一体，论证宝顶山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基础理论教材。刘晓白《丰碑伟于奠基时》[54]认为宝顶石刻具有很强的摄服力，折服力，召唤力，感染力。胡昭曦《大足宝顶石刻与“孝”的教化》[55]探析了宋代佛儒道交融的影响以及认识“孝”的社会教化作用。谢生保《从睒子经变看佛教艺术中的孝道思想》[56]从孝道思想研究入手，认为“援儒入佛“，借此弘扬佛法，拯救宋代佛教的衰落，是赵智凤建造宝顶石窟的目的。到2000年时，陈明光《大足宝顶山石窟造像对中国石窟艺术创新与发展的贡献》[57]，认为宝顶石刻是佛教艺术化、中国化、世俗化、生活化的典范，首次提出了“柳、赵二人居佛位，是佛教转向人间宗教的象征。”
（二）石窟考古调查方面
1986年，阎文儒《大足龙岗山石窟》[58]对其从时代进行了简要分期。1988年，黎方银、王熙祥《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的分期》[59]采用考古排年法对北山石窟分晚唐、五代、两宋进行了分期排列。陈明光、黎方银、邓之金1988年起分别发表了《大足尖山子初唐石窟及其它》[60]，《大足县大钟寺宋代圆雕石刻遗址调查》[61]，《新发现宋刻灵岩寺摩岩造像及其年代考释》
[62]，《新发现宋代石刻十一处》[63]，采用实录规范的记录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其后，石窟调查研究更深入地发展。大足博物馆组织力量，搭架攀岩，1994年调查发表了《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祖师法身塔勘查报告》[64]，《大足尖山子、圣水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65]，《大足宝顶山小佛湾“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66]，《大足宝顶大佛湾“牧牛图”调查报告》[67]。均采用科考之手段，对石刻龛窟之形制，内容，进行照相、测绘、拓片，作了详尽的调查记录，并就其价值、时代特征作了研究，为建立科学的龛窟“户口本”趟出了路口。科考文献的发表，又引起了方广锠据以“扦格之处，豁然贯通”进行《四川大足宝顶山小佛湾大藏塔考》[68]认为其塔目据自《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复原拟目）；宋朗秋见解亦相同。接着，石窟调查持续不断。陈明光发表了《四川摩崖造像柳本尊化道“十炼图”由来及年代探索》
[69]，陈明光、邓之金发表了《四川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地藏十王·地狱变”铭文勘查报告》[70]和《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地藏与十佛、十王、地狱变龛勘查报告》[71]。另外，从考古调查入手的还有刘蜀仪、陈明光、梁洪、张划考察北山“永昌寨”，认为唐末“永昌寨”是城寨合一，军政一体，兵民结合的寨堡。胡良学、蒋德才、聂盛隆、陈静、童登金分别对大足石刻72处的地藏造像75龛87尊；57处观音造像28种358尊；3处药师经变相11龛；对石篆山、妙高山造像以及北山转轮经藏窟，宝顶六趣唯心图、西方净土变、圆觉道场进行了调查记录研究。
（三）大足石刻名称、年代、成因、教派方面
关于大足石刻一名，1992年学术讨论会时已为大多数人公认，但有的出版物或文章仍称大足石窟。陈明光《大足石刻兴衰史略》[72]历数从1945年杨家骆等《考察团》始定名大足石刻――后收入《宗教词典》、《佛光大辞典》称大足石窟――1999年申报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功，定名：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有纪年最早者为建县前尖山子唐永徽题年（公元650—655年）；北山石刻开创题年为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唯宝顶石刻无题年，杨家骆及考察团，陈习删、阎文儒、李巳生、胡昭曦、释性贤、陈明光、邓之金、张划、李正心、钟德望、陈灼等延续半个多世纪的讨论，现大多数认为是南宋时期的作品，是赵智凤营建的。
继陈明光、邓之金发表大足石刻的成因（外因）之后，张划《宋代大足石刻崛起内因探讨》[73]又从大足自唐中期以后“三百年安堵；四百年州治；场镇兴盛，土地集中；富家云集，竟相造像；一代教主赵智凤营建宝顶道场”等地理、政治、经济、社会、人物因素进行了探索，指出唯具上列五方面因素者只有大足，是大足石刻崛起的内在原因。
阎文儒《大足宝顶石窟》[74]、《大足龙岗山石窟》[75]引经据典考证了北山、宝顶造像内容，认为是以密宗造像为主。胡良学《试论四川密教造像的成因》[76]统计大足有9处密教造像，探讨了密教在四川兴起的成因、传播。通过对大足、安岳柳本尊化道“十炼图”造像、题刻和《唐柳本尊传》碑的比较研究，陈明光发表《四川摩崖造像“唐瑜珈部主总持王”柳本尊化道“十炼图”调查报告及探疑》[77]（与胡良学合著）认为，是柳本尊创立的四川密宗教派，南宋赵智凤将其宏扬光大。而在密教传播方面，王海涛《大足石刻密教造像源流述略》[78]则以密教、道教、云南巫教相适为条件，以云南大足造像相同以及其造像越往西越早为证据认为，四川大足密教之源在云南。石建邦《试述古代四川地区在早期佛教输入过程中的地位》[79]探讨了佛教南传路线，四川担当着主要的媒介与决定性作用，而形式上则是以低规格的无意识传播的。
宋朗秋、陈明光《试论宝顶山石窟造像的特点》[80]提出宝顶石窟是密教徒设造的曼陀罗。郭相颖《略谈宝顶山摩岩造像是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81]《再谈宝顶山摩岩造像是密宗道场及研究断想》[82]从佛教理义一论再论宝顶造像选材布局大类五组与密宗金刚界五部内容相合，论断其是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李巳生《大足石窟佛教造像》[83]考论，张划《全面观照综合考察——宝顶石刻年代和题材问题的再探讨》[84]从综合考察入手，陈明光《大足宝顶山石窟造像年代布局及内容》[85]从宝顶具有佛教教相、事相二门曼陀罗论证均认为宝顶属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释惟贤认为是显密圆融。胡昭曦认为是以密宗为主，但也是密宗与禅宗相结合的佛教道场。李哲良《我观大足石刻》[86]则认为大足石刻是以禅为特质的多元化的传统文化的历史画卷。吕建福《中国密教史》[87]认为，宋代四川大足赵智凤所造金刚界曼陀罗及其诸尊造像极不规范，说明其未得密法传授，只是出于一种承续密法的心愿和志向。邓之金考论，传法川西的柳本尊和建宝顶密宗道场的赵智凤分别为密宗的第六祖、第七祖。刘长久《大足石刻研究综论》[88]则通排了各家论点之后进行了研究，认为各种说法皆有不妥之处，期于通过讨论将研究引向深入。而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识》[89]认为，赵智凤作为一个虔诚的密教徒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改革者，大胆改革瑜珈旧规，终使宝顶山成为南宋的密教中心；宝顶山如果仅为单一的纯正密教造像，则赵智凤其人不可传世，宝顶也不会盛传中外。
（四）从碑题、比较、图像研究方面
从碑题、图像研究解决龛窟内容等成绩不断扩大。龙晦《大足石刻韵文与四川方音》[90]从“道摄”、“止摄”等十六个方面探索了四川方音的变化规律。陈世松《试论大足南山淳佑十年碑的价值》[91]认为可证史，补史、断限。刘豫川《?韦君靖碑?考辨》
[92]对碑文涉及的唐末川中若干史实以及韦君靖事迹进行了详细考辨。陈明光《唐?韦君靖碑?校补》[93]钩沉了可补《新、旧唐书》缺页的史碑。胡道修《从〈韦君靖碑〉将校题名看唐末巴渝地区州县的镇寨军队的家族化和韦君靖的主要主要控制地区》[94]研究了“韦君靖碑”中的节级将校，指出，唐末地方州县已为拥乡兵的豪强割镇寨而立，韦君靖控制的区域极其有限。
陈明光、邓之金，王熙祥、黎方银、洪惠镇均从比较研究角度对安岳、大足的柳本尊造像进行研究，认为两地造像互有联系，互有影响。唐成义、仇祖均《安岳石刻五代造像考》[95]考察了安岳五代石刻后认为，其为大足宋代石刻的繁荣作了酝酿和过渡。日本人武者小路
穰（黎方银译）《大足石刻四题》[96]比较了大足石刻与日本佛像之风格、内容，认为大足造像栩栩如生，而日本的称为“宋朝样”的作品，单就本质而言，同中国宋代作品近乎无缘。刘晓白《大足飞天试析》[97]、卢秀文《大足石刻背光与莫高窟背光之比较》[98]分别比较了敦煌、大足两地飞天、造像背光，认为大足石刻在借鉴敦煌造型的基础上有继承关系。董广强《宋代大足石刻与麦积山石窟发展比较》[99]认为麦积山与大足石刻同时代造像，环境、经济、文化背景不同时差异明显，相同时差异较小。项一峰《试论天水与四川佛教石窟》[100]则从天水麦积山地理位处南北佛传交叉线上及原属四川探论，认为实物可考四川包括大足受天水地区造像的影响很大，而且早于四川造像的中国化、民俗化、世俗化。
陈明光《大足石篆山石窟“鲁班龛”当为“志公和尚”龛》[101]、顾森《大足石篆山“志公和尚”辨正及其他》[102]均辩识石篆山鲁班龛当为志公和尚龛。陈灼《识孔雀明王龛“巨手”
》[103]考识宝顶孔雀明王龛巨手出自佛典“一手遮天”的故事；其《大足宝顶石刻“地狱变相·十佛”考识》[104]
又辨识宝顶“地狱变相”中十佛是十斋日佛。胡文和《大足宝顶〈父母恩重经变相〉研究》[105]认为“宝顶父母恩重经变相”出自唐代寺院壁画，其名可称《十恩德赞图》；而马世长《〈父母恩重经〉写本与印本》[106]则全面考察了《父母恩重经》后认为应定名为《报父母恩重经变相》。肖玲《浅析宝顶山石刻1号“护法神”像中的鬼神由来》[107]考证宝顶九魔护法佛据自《大集经》；其《关于宝顶山千手观音的第三只眼》[108]又辩认宝顶千手观音第三只眼不是慧眼是法眼。李正心《宝顶小佛湾造像考释》[109]研究宝顶小佛湾千佛是密教道场中“展示四面八方集会曼陀罗的情景”。郭相颖《大足宝顶小佛湾经目塔〈祖师颂〉解》[110]考证小佛湾祖师颂“一二三三，四五六六”为佛教了悟百六十心相，修持五位百法等心法。陈明光《大足“懿简公神道碑”考略》[111]考证北山《赵懿简公神道碑》上石为南宋孝宗之世；而虞云国《大足〈赵懿简公神道碑〉考》[112]研究其上石为北宋蔡京任成都府尹之时。龙晦《大足佛教石刻〈牧牛图颂〉跋》[113]认为宝顶牧牛图受禅宗杨岐派影响；而胡良学《也谈“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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