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读《安提戈涅》有感
自以为是的“道德者”
读《安提戈涅》有感
姓名：郑增辉 班级：青少系一班
《安提戈涅》是索福克勒斯所著的一篇著名的悲剧，在政治学和伦理学等诸多领域有着影响。全书以城邦刚经过两位王子内乱后克瑞翁获得王位为背景，安提戈涅不顾克瑞翁的禁令，将自己的兄长，反叛城邦的波吕尼刻斯安葬，而被处死，而一意孤行的国王也遭受了妻离子散的命运。全书情节连贯，人物栩栩如生，性格饱满，塑造了一个伟大的女性和一个可恶且可怜的独裁者。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激烈的冲突一直都在，但是全书中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两人都是自己为是的“道德者”，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是为了城邦，是遵循了众神的意志。在后世的评论中，可以看到大多数人将安提戈涅看作维护“神律”，即自然法的女英雄；而将克瑞翁视为反面人物。其实从现代角度而言，两者都是遵循自身内心道德规范的人，却和他人的内心道德诉求发生了冲突，属于道德冲突的范畴。在另一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克瑞翁拥有现实权利将安提戈涅处死，所以导致了人们对于克瑞翁的谴责，而并非是安提戈涅真正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从以赛亚柏林《两种自由概念》中所提出的两种自由概念而言，他们两者的行为都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也正是从这种角度而言，他们迫不及待的希望自己的道德诉求会得到他人的认同和执行，他们都是自以为是的“道德者”。看看当安提戈涅的妹妹拒绝她后，她近乎歇斯底里：“尽管告发吧！你要是保持缄默，不向大众宣布，我就更加恨你。”这是怎样的一种态度，令人感到心寒。
最近在招远麦当劳内发生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当这样一段视频在网上广泛流传时，我看过后，实在不忍心听那个女性的惨叫声，并且开始慢慢在心底里开始谩骂，那些男人、那些围观者都哪里去？为什么不救救这个可怜的女子？我内心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唯恐自己遭受同样事件时，没有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当我关掉视频后，冷静下来，不由得想到，如果我在现场，我会去救她？反复思考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答案竟是否定的，或者至少是看情况再说。首先，我无法判断他们的关系以及事件的真实过程；其次，我不知道我重伤打人者后自己是否会判刑，社会和国家是否会给予自己亲人足够的补偿；最后，我有一万种理由将自己从这件事件中脱离出去。我发现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以为是的“道德者”，仿佛我一高喊“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奉献出你的生命和热血吧。”，别人就应该听我号令、前赴后继一般。道德之所以是道德而非法律，就是因为它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不能以社会主体
的暴力力量来作为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循的守则。
道德，看是是一个高尚的词汇，却往往必须依靠现实发展的实际状况来进行不断补充、删除和解释。道德是人们的美好愿望难以同现实进行融合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妥协的产物，人类作为自私的生物，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吸收现有社会文化，最终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合格品”，但是人们有着更高的利益诉求，诸如无私、奉献、忠诚等等，并且他们开始发现他人的道德认同感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处境，所以他们希望自身的道德诉求得到他人的认可；道德在这层意义上而言，不仅是自身内心精神世界的产物，也是一种自身对于他人的希冀和要求。
道德只能是道德，它决不能进入强力坚决执行的准则范畴内，不仅是社会和国家无法负担将其纳入监管体系所造成的严重负担，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导致个人和群体打着“道德”的名义进行妨碍甚至是直接侵害人类基本权利的危险之中，这种危险要远远大于人人都不是“道德者”的危险。道德是一种社会的软意志，就以现实中各国政府而言，从来都会提倡爱国、忠诚、团结、相互协作、关爱他人、帮助弱下，但是却没有见过哪一个国家会因为你看见一个乞丐没有救助他而将你投入监狱的。
道德，我们应该怀着敬畏之心去看待，但却不可当做准则看待，更不能将其当做是对他人的准则进行看待。我们深深畏惧一个人人内心没有道德的社会，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更加提防社会成为一个人人都是自以为是的“道德者”的危险，这种危险更甚于前者。《安提戈涅》无疑是一部很好的悲剧，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解读，正如名言所言“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中也有一千个安提戈涅，无论是从女权主义、自然法还是家庭伦理等方面进行解读，都有其独特意义所在。
篇二：外国文学作品读后感
外国文学作品读后感
读完《伊索寓言》，让我自然地想起《古希腊神话与传说》这本同民族的著作，两者都是古希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将其进行比较，发现《古希腊神话与传说》介绍的主要是关于神化了的人的伟大故事，更多涉及的是战争、人与命运抗争等宏伟主题，突出表现英雄人物形象，传达一种至高的古希腊民族和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及表现当时的客观现实生活，作品往往触动读者对生命本质、人性等具一定高度的抽象问题的思考。而《伊索寓言》是一些关于拟人化了的动物及农夫、牧人、渔夫等普通底层人民（有少许神）的小故事。从生活中抽取出的那些短小精悍的故事传达一种容易为人们理解的朴素处世哲理。《伊索寓言》不及神话、史诗等能表达将许多特征统一化了的民族精神及较宏阔、全面的社会生活画面，只是于字里行间揭示古希腊早期人类的一些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和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普世道理。读神话、史诗觉得有点严肃、理解上倾向归于历史的真实，读寓言则觉生动、通俗、有趣，对寓言蕴含的意义的理解可以是开放的、多元的。两部作品尽管有一个用神话，一个用寓言各自讲述古希腊人们的故事方式、内容上的不同，从另一方面看，也正体现古希腊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和立体感。
从《伊索寓言》中看出古希腊人是善于从日常生活事例中总结经验的，这三百多个故事就是他们积累起的生存技巧和生活智慧。如《驴子和买主》教人“从其交友知其为人”的道理，《大力神和马夫》告诉人“自助者，天助之”等等。由于处在较原始的特殊生存境遇，与自然、命运抗争的时代里，古希腊人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应的价值观。我觉得故事中就表现出了生命贵于一切，试图保持生存；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强者具有优势，但也不能因此轻视弱者；赞誉机智、诚实、狡黠，讽刺虚伪、贪婪、恩将仇报；提倡着眼于现实，少幻想，追求眼前现世的幸福等涉及多方面的价值取向。也发现寓言不仅从正面宣扬古希腊人信奉的处世原则能带来的好处，也从反面揭露人类贪婪、虚伪、爱被奉承、好逸恶劳等劣性给自身带来的恶果。
总体感受是：《伊索寓言》将动物拟人化，使作品趣味性、讽刺性增强，并获得更多话语自由。虽然写动物是为表现人类，作者也很好地把握了动物的
固有本性，如狐狸的狡猾，驴的愚蠢。寓言虽是几千年前的古人的智慧总结，于今日，大部分也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正因为人类本性中来自兽性的那部分还未被文明很好地“驯化”，需要智慧来给以警醒。想成为生活的智者，不一定要历尽沧桑、冷暖，在文明刚刚开化的时候，往往有大智慧的闪现，正如《伊索寓言》的出现。
【古希腊】索福克勒斯 著 罗念生译 《俄狄甫斯王》、《安提戈涅》（电子版）
读后感：
剧本题材虽是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不是自我创作，但把神话通过戏剧表现出来的想法是很值得肯定的，剧作家意识到了戏剧能使故事更具张力和感染力的功效。《俄狄甫斯王》同样也是选择了故事最具冲突的一部分，并做了倒叙结构的处理。人物间的对话使矛盾更加清晰、具体、生动及更加强烈，使我们看到俄狄甫斯在发现杀父娶母事实逐渐明晰时心里的直接的矛盾和挣扎，这与其之前的坚定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最近在看黑格尔的《美学》，一时受其中很多内容的影响，所以想结合黑格尔的一些观点谈谈对这个剧的看法。黑格尔在谈戏剧的时说到：“若干人一起通过性格和目的的矛盾，彼此发生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形成了戏剧性存在的基础。”俄狄甫斯（简称俄）的父亲企图保全自身，将俄抛弃，显示出其自私的性格；俄发誓一定得找到凶手，彰显着性格中的正义凛然；斯芬克斯不食言，奖励猜出谜语的俄娶一王后为妻，为人诚信。三者间独立来看，并不构成冲突，却还是通过一些奇妙的力量发生了一定联系，而就是这种联系导致悲剧的发生，这种力量就是所谓的命运，也即一种神性的伦理的力量。剧中俄的命运和多神世界及神的决断、意旨和行动交织在一起，但同时人和神保持各自独立的自由。这使得命运虽是必然，俄却仍然需要抗争，命运出其不然，而人类又带着问题或许能够解决的侥幸心理，采取一定行动。我想也许就在这种命运的必然和行动的偶然的碰撞中呈现出悲剧的爆发力。这也如黑格尔所说“悲剧人物性格和情节动作所遵循的目的是一种神性的伦理的力量在人世现实中的体现。”
篇三：观《荒蛮故事》有感
政治正确，太正确了
──观《荒蛮故事》有感
陈军 中国戏剧出版社
政治正确，太正确了──观《荒蛮故事》有感
《荒蛮故事》（Wild Tales ）是2014年戛纳电影节参赛作品，达米安·斯兹弗隆导演，阿尔莫多瓦兄弟监制。影片由六组简短而颇富戏剧性的小故事组成，分别是：引子《帕斯特纳克》（Pasternak ），"卢瑟（loser）"加百列·帕斯特纳克悲摧一生，驾驶飞机满载"仇敌"同归于尽；《老鼠》（The Rats ），善良姑娘偶遇"杀父"仇人，左右为难间同事为其两肋插刀；《归西路》（Road to Hell ），俩"路怒症"患者公路上互不相让，先羞辱后撕打终双双殒命；《小炸弹》（Bombita），爆破工程师一根筋踏上维权不归路，丢工作被离婚转又成人民英雄；《账单》（The Bill ），富二代酒后驾车撞死怀孕妇女，老爹拿金钱耍手段保儿子转危为安；《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Till Death Do Us Apart），新郎官婚礼现场与情人打情骂俏，新娘子欲报复却与新郎热吻收场。这六组故事的人物及事件互不相关，把它们放在一起的理由，用台湾的译名来解释可能比较恰当：《生命中最抓狂的小事》。
影片一经推出，上便引发热议，有友评论说它是搞笑版的《天注定》。这个评论很准确地抓住了两者的一致性，即强烈的代入感。在《天注定》里，我们很容易辨识出影片的人物情节与当下中国底层老百姓以及热点新闻的关联。《荒蛮故事》说的尽管都是外国人的奇闻趣事，但它居然也同我们的生活互为映照。尤其是《天注定》的山西村民大海和《小炸弹》的爆破工程师西蒙，这两个人物的维权故事对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毋庸置疑，影视作品能够引发即时的讨论，往往是由于它们反映了我们急切关注的当下问题，触碰到了我们当下的现实焦虑。值得一说的是，《荒蛮故事》的六个短片在介入现实这个问题上有深有浅，程度不一，在艺术层次上，它们是有差别的。在《帕斯特纳克》《老鼠》《归西路》和《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这四个短片中，导演介入现实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他像上帝一样镇定自若，以因为全知所以冷静的心态，把那种遭受侮辱后"抓狂"到觉得对方该死恨不得弄死对方的心情娓娓道来。而《小炸弹》和《账单》则太介入现实，尤其是前者，导演在此失控了。我所说的"失控"并不是说导演在技术上（比如画面节奏，剧情衔接等）的失控──在技术上，导演一直稳定在很高的水准；而是说，导演因为过于介入现实，被急切希望政治应该尽快正确起来（法律清明、个人权益得到维护）的这股子意气给捕获了。于是导演从上帝的位置降下来，介入了人间的纷争，并开始像那些遇到"抓狂"小事的主人公一样意气用事。
《小炸弹》的维权故事颇富浪漫色彩。工程师西蒙由于违章停车，被要求去指定地点支付违章费后取车。西蒙坚称违章地点并无禁止停车的指示牌，是相关市政工作没有到位，而不是自己违章。收费员反驳说，他只根据违章罚单来办事。西蒙无奈交钱取车，改天来到投诉处申诉。在投诉处，西蒙据理力争，工作人员反诬西蒙是不懂法还要反抗法律的罪人。西蒙一怒之下当众发飙，砸烂了工作台，结果第一次蹲进监狱。被保释后，西蒙丢了工作，妻子提出离婚。一无所有的西蒙索性意气用事，在收费站引爆了汽车表示抗议。这一炸虽让西蒙再次蹲进大牢，可他却成了维权的城市英雄，还赢回了妻子的心。这则小故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西蒙在公共场所引爆汽车是一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影片却美化、浪漫化了他的意气用事。危害公共安全的做法之所以能被美化和浪漫化，一方面是因为西蒙在业务上敬业出色，业务外还算兼顾家庭，绝对算得上新时代的好男人，一开始他就获得了我们的同情。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从市政服务部门理应服务到家方便百姓的角度来说，西蒙的维权合情合理。然而相关工作人员对西蒙的投诉毫不作为，一概官僚做派。换句话说，好
男人西蒙是被权力巨大而又不负责任的市政部门逼上了维权道路，他的炸弹是冲着不人性化的市政服务部门去的──这是多少被逼上维权道路的老百姓想做而不敢做的。面对这样的维权，有过坎坷维权经历以及同情维权者的人们（当然包括导演）多多少少都会对西蒙的行为表示理解甚至敬佩，我们几乎很难把西蒙丑化、罪恶化。
在一定程度上，现代社会就是在公民各自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形成的妥协社会，维权几乎是现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项内容，尤其是，当公民向比自身强大得多的权力机构或政府部门维权的时候，维权往往还会被描述成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小炸弹》美好浪漫的大团圆结局（大受欢迎，妻女回归）既廉价且次要。想想《人民公敌》，同样是维权，一旦维权的内容与人民利益冲突，人民英雄分分钟被打成人民公敌。重要的是，一旦剧情预设了无辜的个体和权力巨大又不人性化的政府的相互冲突，无需多说，维权者的政治正确就有了保障，哪怕你成了狼狈不堪的"人民公敌",维权者仍然极易被想象或塑造成浪漫的英雄形象。更何况，导演还在紧跟《小炸弹》的短片《账单》中为我们描述了特权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时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些手段。两个短片一关联，无论导演主动也好，无意也好，一旦做出类似个体是无辜的及政府是肮脏的这样的预设，他就只能从上帝"高冷"的位置上降下来，把作品的控制权拱手交给政治正确的激情，否则，怎么向历史和人民交代？
如果导演总想着要向历史和人民交代，把创作权交给政治正确，这样的创作状态，可以用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对荷马的评价来描述："轻松"和"轻率".然而，正像荷马的"轻松"和"轻率"反倒正好抵消古希腊人过于"激奋的情绪",《小炸弹》导演的"轻松"和"轻率"及其结果（快意恩仇的维权方式，浪漫团圆的维权成果）的的确确为我们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让我们追求正义的意气获得了发泄。
话说回来，《小炸弹》带来的爽快到底是意气用事。意气用事后，我们可以冷静地问个问题，《小炸弹》足够让人解气，在政治上，它相当正确。若作为诗，它正确吗？
怪问题！难道政治正确不够代表诗的正确吗，诗还想怎样？当然够，政治正确的诗当然可以作为诗的一种，它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想问的是──用政治可能不太正确的话来描述就是──可不可以有这样的诗，无辜的个人照例还是无辜的个人，而向来为所欲为的政府有一些时候也正确了起来，然后两者起了冲突？比如说《安提戈涅》。我们常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安提戈涅是一个勇于向强权政府对抗的女性英雄（歌德、瓦格纳、别林斯基等均有此说）。安提戈涅与强权政府的对抗倒是不含水分，但其政治正确性和英雄性还不算无懈可击，因为她反对政府（克瑞翁）的理由恰恰是因为政府做了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伟大的黑格尔已经做了极为有说服力的阐释。如果说忒拜城被敌国攻陷并且颁发了禁葬令，或者克瑞翁完全出于一己私欲而颁布禁葬令，那么安提戈涅的政治正确性和英雄性才算板上钉钉。但索福克勒斯没有去编织或者寻找这样的素材。写一个政治正确的故事，并且用政治正确来打动观众并不是他的追求。为什么？是因为索福克勒斯天真到认为克瑞翁代表的政府永远在做政治正确的事情，还是说索福克勒斯看不见克瑞翁式的政府官员的私欲、腐败和暗箱操作，抑或是索福克勒斯没有一颗诗人该有的悲悯的心？绝无可能！原因只有一个，索福克勒斯摆脱了政治正确的诉求和宰制，追求一种比政治正确高得多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是懂得索福克勒斯的，按照他的说法，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描述了人的"可能性",是具有"哲学性"的作品。亚里士多德说的"可能性",当然不是指现实中的将来的可能，而应该被理解为从理论分析上说的、哲学上的可能，即它是上帝全知视角对人性的一种全面的理解，这种全面性、整体性就是哲学家渴求的事物。哲学家欲求上帝的全知，是的，索福克勒斯这样的诗人也欲求全知。
然而，诗人本性多愁善感，哲学家式追求全知的激情很容易被因为悲悯情怀泛滥而生出的追求政治正确的意气所取代。特别是在关于人的权利这一问题上，自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的主体性早已成为西方社会以及当代世界最大的政治正确。受此干扰，裹挟其中的诗人几
乎遗忘了迈向哲学全知高度的欲望和能力。远的不说，近两年在上十分红火的韩国电影《辩护人》，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正确的电影。《小炸弹》的西蒙还只是向官僚的市政部门维护自己的权益，导演已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意气。《辩护人》中的主人公律师宋宇锡主动维护无辜学生和无辜市民的权益，而维权的对立面恰恰又是腐败黑暗透顶的专制政府。面对如此一正一邪的故事及历史背景，导演的失控更是无以复加。影片最让人惊讶的地方是，受宋宇锡维权意气激发从而出庭作证的军人最终被害，但导演在渲染主人公的英雄性上太过意气用事，连反思军人被害这一笔都略去不谈，大概被害军人也被导演当作英雄给打发了。再说一遍，政治正确的诗当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诗，比如，在个体权益还未被充分尊重的地方，高扬个体权益的作品尤其具有意义。而在维护个体权益已然成为共识的地方，《小炸弹》《辩护人》这样的作品则具有反思和记取教训的意义。我这里只是指出，这些作品是一种政治上正确的诗。由于诗人把创作权交给了政治正确，他们无能也无意于追求哲学的全知。
顺带提一笔，说到政治正确，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是最难处理的。比如说《色·戒》。革命者王佳芝是否可以爱上汉奸易先生实在是当年影片公映后最大的热点话题。一种依附在民族主义立场的强有力的批评是，革命者爱上汉奸属于政治不正确。另一种持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立场的更强有力的观点则指出，王佳芝固然是一个革命者，但她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她有权利爱上任何一个人，哪怕对方是汉奸。因为在人的权利面前，民族、国家这些宏大而虚无缥缈的事物都是次一等的，甚至是不重要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立场，都属于政治正确的立场，"手撕鬼子剧"属于民族主义立场支持下政治正确爆棚的作品，《色·戒》（也包括陆川的《南京！南京！》）虽然挑战了民族主义立场，但在绝对个体价值、普世的人道主义这些所向披靡的价值上，太政治正确了。能够在这两个政治正确的立场上保持较好平衡的作品是罕见的，尤其在中国。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电视剧《悬崖》在这一点上做到了极致，它在
很长的时间里会作为影视界的标杆而存在。
最后说一遍，政治正确的诗自有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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