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贵的一生3000字

篇一：福贵的人生观

《活着》的奇迹不在于主角的坎坷命运，而在于血泪坎坷之下，主角永不放弃的人生观。福

贵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这周的主题是余华的《活着》。大家的讨论涉及到了几个问题（我去得晚了，前面的讨论没有听到）：1）余

华是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2）福贵周围的人都死了，为什么他能一直“活着”？3）福贵这样的“活着”是不是

真正意义的“活着”？顾老师的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在那个年代中，只有福贵这样的人才能活下来。执着

追求的人，早就死了。”

顺势而为，是生存之道。做个小人物，不去追求生存范围以外的东西，才能在那个时代活下来。至于这么“活

着”是否有意义，则是见仁见智的了。在我看来，“活着”的意义本身只是来自每个人的选择。每个人赋予生

活的意义，成为了他自己人生的追求。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能有“选择的自由”。

余华的《活着》自问世以来，反响强烈，获得过国内外多项大奖，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赢得

了各国读者的广泛好评。这部演绎“未知生，焉知死”①的作品，脱离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表层，进而探讨人人都要面临的生死问题。余华通过主人公福贵在经历了一系列不幸后对生

死的超然态度，揭示了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同样是讲述福贵面临生死问

题的同名电影，张艺谋则把审视人生的重心放在了时代的社会背景，从而淡化了福贵的不幸，

使之人生际遇出现了活着总是有希望的憧憬!

一 小说中的福贵，历经了亲人死亡后大彻大悟

在余华看来，“活着”的力量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

的幸福和苦难、无聊与平庸。”②追求史诗性叙事的作家，致力于战争、革命和朝代的更替，

注重的是生活的宽度；而着力营构历史背景下小人物命运的作家，关心的则是个体生命的存

在。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沧海一粟，每个人都处于历史的边缘，都必须面对生与死的问

题。余华自创作以来，与现实的关系颇感紧张，“常常会感到难以承受”。然而，本着“为内心

的需要而写作”③的他，在《活着》中还是义无反顾地直面了生活的真实。

《活着》的叙述框架就是福贵的活着和他亲人在他面前的死亡。

不管每个人认为的有意义的生活是怎样，那种永不放弃、不断挑战自己命运的人，总是让人尊重和认同的。

故事中，徐家人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史交织同行，由解放战争、建国、大跃进，一直到文革。

当然，其重点主要是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作者很明显地要把许多角色的命运终点定格在被

主流，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小说作者余华本人）视为“浩劫”的文革，以此把小说

推向高潮，因为当活在世上是最艰难的时候，就是小说反映的中心思想——“活着”最为被反

映的时候。

徐福贵是一个带有悲剧人生色彩的城镇小居民，他出生在没落的地主阶级家庭，年少轻狂时

沉溺于赌场浪荡。他作为纨绔子弟的轻浮性格加上赌博对手龙二的算计使他面临倾家荡产的

第一个人生转折，阶级身份的转变令他的处事态度渐然改变，他在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后，

看清了生活的残酷面目，痛改前非地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向龙二借来皮影，开始了卖

戏的谋生生活。可惜好景不长，他与同伴春生被国民党抓去充当壮丁，从此，他的人生便与

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福贵后来被解放军俘获，并在军中表演皮影，而这段历史也为他日后

成为一个城市贫民出身的平凡劳动群众的身份奠定了基础。当福贵回乡后，虽然获悉了母亲

病逝、女儿因疾病变哑的家境变迁，但他还是与妻子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家庭，在其后的数十

年中，福贵这个只把全体家庭成员“活着”、活好视为最高目标的小市民始终谨小慎微地维系

着家庭的幸福。

面对着春生在有庆坟前的道歉时，他虽然悲愤，说的也只是“我就那么一个儿子，你知道

吗？！”而不是失去理智和发泄似的狂怒，这些都反映出其谦和、宽忍的性格。但是，我们

也不能说福贵就是值得赞扬的人物，因为其身上并没有体现出翻身为主人的劳动人民高尚的

阶级觉悟，他只是做到安分守己。因此，即使福贵身上有着劳动人民的朴素品质，但其精神

世界在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依然并没有实现质的突破，他关注的最高点也不过始终局限于斗室

之内的家庭喜乐，而非更高远的目标。所以，对这个人物的过高评价也是不合适的，如果我

们能以中正持平的理性而非饱含同情的感性作为衡量尺度，就应该承认，福贵的哀情人生存

在着他自身小我世界的自我促化。

福贵的“活着”思想是一种任何生物都具有的“苟活”本能，人的存活本是为了追求更灿烂的人

生，更高的层次就是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融合升华，但《活着》宣扬的确是一种为“活

着”而“活着”的苟活观念，它不强调活着的意义，不拷问庸庸碌碌的活着与积极进取、有所

作为的活着谁更有意义的问题，仅是通过毫不加工地摆出人的内心最原始的生存本欲达到激

起观众和读者共鸣的目的，从导向性来说，这宣扬的其实还是一种蝇营狗苟的低层存活价值，

而非历史的发展方向：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对于历史，他所采取就是这样一种看上去“毫无城府”的态度，作为一个“无辜者”随遇而安。

他被抓壮丁来到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里，后来又成了共产党的俘虏，唯一不变的是身边的

皮影。待到回家时，正赶上公审龙二，五声枪毙龙二的枪响将他吓得尿了裤子，因为他意识

到如果不是将房子输给龙二，被枪毙的就是他本人。继而在大跃进的年代，他失去了唯一的

儿子，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他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对所有这些损失，他最终都能够处之泰

然，因为他的生存哲学是：活着比什么都强。需要添加一句的是，他本人活着比什么都强。

即便是儿女的早逝，也丝毫没有触动他“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观世界观[15]。

福贵那样一种苟且的人生态度,并不是一个普通人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提取出来的,而是由一个

没落公子的颓丧玩世发展而来,

三、福贵为何不死——再论《活着》

2007-10-3 10:15:00 王达敏�� 来源：易文网

在1998年的一次访谈中，余华说：福贵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这句话指出了一个事实，作出了一个判断。

一个事实：福贵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然而他活着。《活着》是一个名叫福贵的老人对其苦难一生的叙述。在近四十年里，他经受了人间的大悲大难，亲历了一家四代所有亲人的死亡，是一个倒霉透顶的人。他是乡间不大不小的财主徐家的阔少爷，父亲指望他光宗耀祖，重现上辈的辉煌，同时也祝愿他一生既福且贵。徐家对儿子的全部希望都浓缩在“福贵”二字上，这也是乡土中国最高的人生目标。

期望儿子既福且贵，偏偏他是既苦且悲，如此天壤之别的反差构成的悲剧命运正是福贵一生的写照。四十年前，阔少爷福贵醉生梦死、荒唐至极，终于遭报应而命走背字，从此，苦难与灾祸频频降临于他，将他一次又一次地逼上绝望的境地。

他的人生厄运是从他的堕落开始的，按照民间的说法，他的遭难与受罪，全是他自作自受的结果。他是远近闻名的败家子，自小顽劣，无德无信，父亲恨他“不可救药”，私塾先生断言他“朽木不可雕也”。长大后，创业理财的本事他一点没学会，倒是无师自通地承袭了其父恶劣的遗风，钻妓院，迷赌场，整日沉溺于嫖娼与恶赌之中，终于将祖产祖业输得干干净净，父亲为之气急攻心从粪缸上掉下来摔死。自此，苦难与厄运像一对难兄难弟紧紧地伴随着福贵：先是母亲病死，接着是儿子有庆被医院抽血过多而死，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致死，妻子家珍病死，女婿二喜遇难横死，小外孙苦根吃豆子被撑死。一个个亲人相继先他而去，他却依然活着。

福贵为何不死余华论死亡是极其悲惨的厄运，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柔弱的福贵竟然在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的打击下，一次又一次地在死亡的边缘止步，于苦难悲伤的极限处善待生命，默默地承受着生命之重而无怨无悔地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越活越通达。这就不能不让人在对他不幸的命运产生深深的同情之时，又油然升起敬意。为余华把脉，想必他正是从这种情感中赞叹福贵是“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因为在《活着》的中文版（1993年）和韩文版（1997年）的序言里，余华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

但这个被客观性坐实的指认实则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判断，它既是情感判断，更是价值判断。有了这样一个打通了自然伦理主义和生命本体论的价值定位，福贵的“活着”就不是“赖活”，而是“好活”了。但是，如果说福贵本人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明确的生命意识，那确实是抬举了他。福贵是全凭一己之力，依靠生命的本能并接受中国古老的生存智慧的启示自然而然地活出境界的，即使到了大彻大悟的晚年，他也没有获得这种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生命意识。相反，我们倒是从他的人生感慨中品出了“不谐音”：

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挣这个挣那个，挣来挣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

这才是福贵的人生观，既宿命，又自慰。借助“精神胜利法”，说到底，还是乡土中国的一种普遍的人生观。用现代的观点来看，福贵的人生顿悟中确实包含着过多的消极因素，但对于在漫长的艰难中苦苦挣扎的中国底层的弱小百姓来说，实在很难否定这种人生态度的合理性及存在价值。

我曾感叹：如果没有这一段“不谐音”，该多好！因为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福贵是活着不知活着为什么的人，他从来不追问为何活？如何活？所以才活出混沌的境界。再想想，福贵不这样说，又该怎样说呢？若换成很现代很哲思的说法，那一准不是福贵。对于福贵，我们更看重的，是他在苦难中所体现出的生命力量及精神演变史，而不是过多地去纠缠他怎么说。福贵无知无识，他对自己人生态度的真情告白，是乡土民间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余华对其的价值判断则是对福贵的生命向度所作的现代陈述。二者互为一体，即使在话语的层面，它们之间也有不少可通约之处。

亟待追述的是福贵的精神史。福贵的精神史是在生命—人性的层面展开的，这让习惯了现代启蒙叙事和当代革命叙事的中国读者多少有些意外。《活着》一改20世纪中国文学凝定的主流叙事传统，没有把一部苦难史写成革命史或思想史，而是写成了朴实的生命精神史。从一开始，余华就没有打算让福贵去承载社会—历史与启蒙—革命的宏大意义，尽管福贵的苦难史中也映现出战争的血腥、政治的荒诞、精神的恐怖、饥饿与贫困，但这一切都是在福贵的苦难史和精神史的视域展开的。尽管我们从中能够读出残酷、荒谬、反讽，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我们对福贵福贵为何不死？为何活着？余华有一个经典性的表述，那就是：“人是为活

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换言之，“人就是为活着而活着，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这是人和生命最基本的关系，生命要求他活着，他就活着。”余华语。这句话怎么读、怎么解都透着生命本能的自然主义的气味，让人不能理直气壮地为福贵的“活着”进行有力的辩护。除此之外，它不仅没有说清楚什么，反而为不少评论家诟病福贵提供了口实。余华都说福贵是为活着而活着，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我相信余华说这句话是有特殊语境的，只有在特殊的语境中，它才会拨开简单性而显现出确定性的意指。但在还没有透析福贵的生命意识及精神史之前，最好将它先悬置起来。

福贵的生命意识及精神史是在苦难—死亡的维度展开的，他的“活着”时刻遭受着苦难与死亡的威逼与诱惑，他没有顺从，也没有屈从；他取忍耐、承受的方式，即取“不争之争”的方式，与苦难与死亡进行抗争。我这样说，并不是说福贵从一开始就有主动自觉的承受苦难、抗拒死亡的生命意识与勇气，相反，在猛然跌入苦难与死亡之门时，福贵完全是一副纨绔子弟的落魄相，相当脆弱，不堪一击。苦难与死亡威逼着福贵，然而又启悟了福贵的生命意识。在近四十年的生命历程里，福贵经历了从怕死到家人劝其不死，再到尊重生命而活着的精神演进的过程。

说到福贵为何不死、为何活着，不能不特别提到与福贵生命密切相关的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慈善的母亲，一个是他温存的妻子家珍，正是这两个女人，为福贵接通了中国古老的生存智慧。她们是福贵的人生导师，正是她们把福贵从死亡的边缘拉回，用温情苏醒了福贵，用责任开导着福贵，让福贵感悟着生命的责任、生命的意义。当一向丑恶行走、在嫖赌中讨生活的福贵输光了祖产祖业，丢魂落魄地回到家后，父亲气恨交加，声嘶力竭地喊道：“孽子，我要剐了你，阉了你，剁烂了你这乌龟王八蛋。”此时的福贵早已崩溃麻木，心如死灰，但他还是意识到自己非常害怕父亲可能要“剁烂”他。而母亲和妻子此时却给了他活下去的亲情与勇气，妻子安慰他：“只要你以后不赌就好了。”母亲一再劝导他：“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在往后的艰难岁月里，每当福贵或家庭遭遇不幸时，家珍总是宽慰他好好活着——为自己，更为这个家活着。

一句“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说得人热泪盈眶，全是因为这句极其平常的话里凝结了千年的智慧、千年的情感。听的是话，入的是情，将之溶于生命，足可以化解苦难、超越苦难，在之后的四十年里，福贵就是用这句话打实了活着的信念。所以，他就能够在被国民党军队抓去拉大炮、当壮丁，接着又被逼当兵的近两年里，紧紧地守着握着活着的信念，天天在心里念叨着要活着回去。这也是他在所有亲人相继先他而去，他却依然活着的根本原因。他始终坚信：即使生活是悲惨的，也要好好地活下去，“家珍说得对，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到晚年，孤苦的福贵与一头通人性的老牛相依为命而乐观地活着，在世而超然。

我一下子读懂了福贵，读懂了余华为什么会说“福贵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有理由说他是‘活着’的一个人”，“他的声音应该比所有人群‘活着’的声音都要强大得多。”他是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人。由此，我自然也就理解了余华那句暂时被我悬置起来的经典性表述的要义。余华不是从启蒙的或革命的需要来写福贵，而是从生命存在和人性的角度切入福贵的生命意识及精神史的。这种意义一旦被确定并被建立起来，就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思想相悖，而以迂回的方式与生命存在的现代性思想相通。余华在《活着》的中文版序言中说的一段话也可以为之佐证：“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

以我之见，可能正是这种生命存在的现代思想，使得这本叙写中国人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意识的小说，首

先在西方文学发源地的西欧被接受、被赏识。西方人认为《活着》“这本书不仅写得十分成功和感人，而且是一部伟大的书。”“这里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而要我们学会的是如何去不死。”精神史的追问。

主人公福贵由解放前大地主家的少爷变为平常百姓的故事。少年时期的福贵是家中的独子，

深受母亲溺爱，年少无知，不学无术，却不失有一颗善良的心，幸运地娶到了米行老板陈掌

柜家贤淑美丽的千金。福贵因受奸商龙二蛊惑和欺骗，恋上赌博，寻花问柳，将老父亲的家

产全部输给了龙二，父亲也被他活活气死。一无所有的福贵，如梦初醒，不得不过起了平民

百姓的生活，租种着原本属于自己家的土地，给恶霸地主龙二当佃农，女儿也因病无钱医治

成了哑巴。就在福贵成为佃农的两三年后，福贵的家乡解放了，新生的政府没收了地主龙二

家的土地，并将违法烧房的龙二枪毙了。政府按成分儿给老百姓分了土地，福贵家虽说以前

是地主，但按政府文件以四六年为界，有幸被划为贫农，也分得五亩好田地，同大家一道儿

开始了新的生活。福贵先后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体会了一个人由富有变为贫穷的痛苦经历，

也体会了人生中不幸中的万幸，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食堂、以阶级斗

争为纲那个特殊的年代，感受着人生的沧桑变幻，喜怒哀乐。

其一，教育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少年时期的福贵，不学无术，认为家里只要有钱没有办

不到的事。在母亲的溺爱下，整天游荡玩耍，不懂礼仪，辱骂长辈，更不懂田园农耕之事，

达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俨然一个废物。正因为如此，所以难以成器，成了地地道道的败家子。

才有了后来误入岐途，沉迷于酒色赌博，败光家产。这给我们今天的父母一个深刻的启示，

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忽视孩子的教育，不仅仅是智力教育，德育教育也同等重要。如今，在

城市农村，随着我国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不再为吃穿而发愁。而大多数家庭是

独生子女户，孩子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们不懂得作为父母的艰辛，人生的

不易。所以，我们不能忘了对孩子勤劳朴素方面的教育，要培养他们健康向上的生活习惯，

尊老爱幼的光荣传统。只有这样，孩子们才会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会成为新时代

顶天立地的接班人。

其二，电视剧《福贵》向我们阐释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

属于自己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失去，奸商龙二的故事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龙二精于算计，先

是从别人手里赢得赌场，巧设圈套使少年福贵迷恋上女人和赌博，把福贵家的田产占为己有，

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恶霸地主，并想霸占福贵的妻子家珍，害得福贵家破人亡，可谓坏事做绝。

而福贵家虽说是地主，但福贵父亲懂得体恤佃农，福贵更是在灾荒之年随佃农跳花鼓灯，向

米行陈老板借米。看得出，福贵虽年少无知，但还有一颗善良的心。人算不如天算，精于算

计的龙二解放后被定为恶霸地主，受到了政府的审判，并被枪毙。而福贵一家由于没有田产，

成了贫农，分得五亩好田地。正如龙二临刑前所说：“福贵，我是替你死的”。坏事做尽的龙

二受到应有的惩罚，而福贵一家则躲过了那场政治灾难。

其三，凡事要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剧中徐家川的老百姓在大跃进思想的指

引下，将家中生火做饭的铁锅拿去炼钢，办起了大食堂。结果锅砸坏了，钢非但没炼出来，

却没了锅做饭。此外，由于受当时亩产上千斤大米“浮夸风”的影响，村里将当年丰收的粮食

全部上交了公粮，不料赶上北方闹饥荒，上交的粮食被征用，整个县城缺粮，徐家川的老百

姓得不到政府下发的粮食，只能眼睁睁看着大伙儿饿肚子，去外乡逃荒，还饿死了粮站的“陈

掌柜”。大跃进作为中国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使国家的发展严重脱离了历史的轨道，违背

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教训实在深刻。我们应该深刻反醒这段历史，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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